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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墓地都在远离人烟之处。而在日本，活人与死人却经常居住在一起。在东京的居民区，每走几百米你就会遇到一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一片片的墓地。
这一事实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死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死亡是可怕的，死人是可怕的。死人会变成鬼魂，《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许慎《说文解字》说，“人所归为鬼”。而鬼虽然似乎也有着和活人相仿的智商和能力，但在阴间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偶尔还会游荡回阳间，可能施害于人，因此中国古来谈鬼色变。《论衡·论死》说：“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汉代墓中多有“镇墓文”，严厉要求死者老老实实待在坟里，不要返回阳间。
而日本人认为，人死后不会变成鬼。变成什么呢？
信奉神道教的人认为，死者会变成神。
虽然日本引进了儒教和佛教，但是原始的信仰，即神道，仍然是日本人信仰的基础。周作人说，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以及西方的哲学是构成日本文化的表层，而神道思想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
神道是从原始的萨满教演变而来，
神道教认为万物有灵，任何东西，一块石头，一棵大树，都有灵魂，在日本神道观念中，不但人，万物死后皆为神。所以日本有“八百万神”的说法。
人死之后，他生前的罪孽都会一笔清空，他的灵魂会升到天上成为神。当然，神与神不同，也有等级之分。我曾和一个日本人讨论过八百万神的说法，他说，在他的理解中，神界也是分层的，上面是天照大神等高级神灵，中间是土地神等“中层干部”，下面是他的祖先变成的神，相当于神界的民众。
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则认为，死者不论高低贵贱，都会成为佛。“日本人的国民感情认为，所有的人都死后成佛。”
不管怎么样，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通常死人是不会为害活人的，死人成神或成佛后对活人是充满善意的。所以中国人对死者灵魂敬而远之，指路送灵，让祖先灵魂不留恋现世，不留恋后代，快去阴间，不要再回来。而日本人通常是亲而近之，认为“祖先在近旁会感到安心”。
日本汉字当中也有“鬼”字，但日本的鬼是和中国的鬼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它不是死人变的，而是一种吃人的妖怪，在“鬼”这个汉字传入前就已经存在于日本的传说当中。它有固定的形象，长着角和獠牙，口一直咧到耳朵，裸体，腰围虎皮裙，手持棒子，性格残暴，捉住人便吃。因此它是无情、怪力、勇猛的象征。
高平鸣海在其作品《鬼》中提到：“在日本，鬼是万恶之根源。具备人所不具备的力量，令人们惧怕的东西，这是鬼的最基本条件。从外表定义是长着角，有数个手脚的异形的东西，会掠夺，实施暴行，诅咒人，吃人。”古代中国人认为鬼是怕见到日光的，只在夜间出现。而日本的鬼却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随时出现。因此日本的鬼和中国的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不过，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叫“怨灵”的东西，和中国式的“冤鬼”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灵魂都会顺利升天为神，也有极少数含冤而死的人，会成为“怨灵”，飘荡于世间，作祟为害。
这种观念是大化改新之后，可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785年，桓武天皇之弟早良亲王被冤杀。不久平安京及全国相继发生瘟疫，早良太子的母亲和桓武天皇的皇后染病死去。人们认为这是由于早良太子的灵魂作祟。
这是日本历史上较早的灵魂作祟事件。
菅原道真灵魂作祟的事件对日本信仰史的影响更加大。菅原道真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因受藤原氏的排挤，在失意中死去。他死后六年，日本开始流行菅原道真亡灵作祟的说法。比如909年，藤原家族多人陆续死去，人们普遍认为就是菅原悲愤之气郁结为怨灵的结果。930年，雷电击中天皇宫中清凉殿的柱子，击毙大臣数名，之后醍醐天皇也因受惊吓而死，人们认为这是菅原的怨灵化为火雷神作祟。为了“镇其魂”，朝廷修建了北野天满宫来祭祀他。
不过在后来的日本文化中，只有著名的“怨灵”才比较可怕，一般的冤屈而死者，只要请和尚做做法事就消气了。各种怪谈里，怨灵即使为患，也不过是和活人开开玩笑，吓唬吓唬活人而已。
成神、成佛、成为怨灵，日本人死后这三种去处，鲜明地体现出加藤周一所说的日本的“杂种文化”特点。
因为人死后去的地方不同，日本人的祭祀方式和祖先观念与中国人也不一样。
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普遍有宗族，有家谱。中国人的观念中，鬼在阴间的生活方式似乎与活着差不多。所以中国人必须生儿子，必须保证后代世世代代来上坟，来烧纸，有的还烧纸扎的房屋、汽车、电视乃至“小三”。否则就无法幸福地过活。
而日本人不这样想。日本人上坟是不烧纸钱的。他们只带些水果。日本人的祖先，一般算到祖父母、曾祖父母，再往上就不计了，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没有家谱。反正人是从神的世界中来的，死后还要回到神的世界。
当然，这个话说起来简单，细讲起来也复杂。日本的“杂种文化”特点导致很多东西既有本土特点，又混合了中国传来的观念。因此死后为神，也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过程，似乎是吸收了中国朱子人死之后，“气”也就是灵魂慢慢消散的理论。柳田国男的《话说祖先》中认为，祖灵在经过了一定时期后，逐步失去了个性，单个的祖灵慢慢融合，而渐渐一体化。
具体来讲，随时间流逝，三十三年或者四十九年后，死者灵魂的个性逐渐消失，最终与其他祖先融为有共性的整体。民俗学者堀一郎说，随着忌辰数的增加，在祭祀者的记忆中，死者逐渐丧失个性，被美化、纯净化、类型化。在最后一次祭祀结束后上升为“祖灵”，最后升华为一个整体的“神灵”。
所以日本人死后一段时间内也需要后代的祭奠，但时间长了就不用了。日本人只为自己记得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近亲的灵位供奉食物。“只设立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牌。”甚至对曾祖父母的墓碑也不再去刷新重书，三代以前的祖先会被很快遗忘掉。因此有人说，日本的家族联系被削弱到了西方的水平，同法国的家族最为近似。
也因此，日本人不太在意有没有儿子，更不在意必须多生儿子，以增加在地下的保险。他们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心理上也没有什么不适。而这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神道教信仰在日本文化中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全盘唐化”之后，日本仍然通过大宝年间（701年—704年）的《神祇令》把神祇官署置于中央机构的最高位置，让神道祭祀制度国家化。《令集解》职员令“神祭”条载：“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贞，无所不归神祇之德，故以神祇官为百官之首。”
因为属于原始宗教，神道教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也没有什么经典，供奉的有山神、蛇仙、狐仙等林林总总的神，全国各地神社有数万个，但供奉的大多各不相同。我老家中国东北农村，村头巷角也往往有微缩版的“小庙”，供的也是“黄仙”（黄鼠狼）、狐仙之类，也是萨满教的遗存。区别只在于日本的神社建筑精致华丽，中国的小庙建得矮小潦草而已。
一般来讲，神道教认为，本地的某种神灵掌管着本地的事务，因此需要好好祭祀它，让它保佑一方。日本人向神灵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关于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比如祈求国泰民安、事业顺利、婚姻成就、考试通过之类。
和一般萨满教不同的是，神道特别崇尚“明净”，忌讳“污秽”，因为神最厌恶的是“秽”。“秽”不仅指不净，而且泛指一切非正常的“异态”。据说这种变态会造成人神间的隔阂，招致神怒，带来不幸。与“秽”相对的是“净”，即“明净正直”，只有明净的身心，才能与神感应沟通，得到神的冥护。因而祭祀的前提是诚、净与真实。
所以日本的神社、庙宇都非常干净。最常见的祓式是“手水”和“修祓”。神社都有清水充盈的“手水舍”，人们在参拜前在此洗手漱口，清洁污秽。
日本人是酷爱清洁的。据说，关东大地震之后的废墟中，很多人仍然用找到的一点水来沐浴。“在这样的大灾难后，仍然把洗澡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这恐怕除了日本之外，在世界上很难见到。”
日本人对洗浴的热爱，除了日本降雨量大所以沐浴方便外，应该更与神道信仰有关。
神道以白色为洁净之色，因此古代日本人一向崇尚自然、朴素的色调，日本的木结构建筑，大都不施彩绘，保持原木之美。日本的园林、庭院比中国式的更崇尚自然、素朴的美，这都与神道塑造的审美观有关。
神道教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影响是日本文化的“现世性”。神道教是处于偶像崇拜阶段之前的原始宗教，不强调来生，不追究死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加藤周一在回答“什么是日本文化”时，说“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首先是以非超验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从社会层面上说，（日本文化的特点）是强烈的集团主义倾向，它体现为典型的非个人性的集团主义，与此相关，在思想层面、心理层面上，不需要任何超越的价值观，或者说不喜欢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观。这两者互相关联。”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类似之处是务实，对抽象的精神问题不感兴趣。现世生活是第一位的，这也影响了日本哲学的深度。
除了神道教之外，佛教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不过日本的佛教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佛教不同。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是“神道化”。如前所述，日本普通民众心目中，所有人死后都能成佛，这实际上就是神道教中“所有人死后都成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在世界所有佛教国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种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没有第二个。”
日本的佛教也不宣扬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槃的思想从未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从未影响过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不仅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思想，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制而使之消失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讲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
所以日本的佛教经过了深刻的日本化的改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佛教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来是禁欲主义的佛教，到了日本，居然也开始“纵欲”了。江户时代的朝鲜使臣注意到，日本不仅“游女”成风，连和尚都不持两性戒律。日本的僧人可以“挟妇而居寺刹”，甚至和尚和尼姑也经常“同宿”，而且并不避人。《老松堂日本行录》记载，朝鲜使臣宋希璟曾问一位居于全念寺附近的朝鲜人：“此寺僧尼常于佛殿同宿，其年少僧尼无乃有相犯者乎？”和尚和尼姑住在一起，能不出事吗？此人笑答：“尼孕则归其父母家，产后还。”
很简单，怀孕了就回娘家生出来，完事回来继续当尼姑。
确实，从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公开主张僧侣可“娶妻生子”开始，现在日本大部分寺院的和尚都可以结婚生子，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日本名僧莲如上人甚至有妻妾五人，子女二十七人。
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娶了一个十六岁的美丽的日本女孩，叫大月薰，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后来孙中山离开日本，两个人就断了联系，后来大月薰无可依托，就嫁给了一个和尚，还生了一个儿子。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也做过和尚。日本传统时代职业世袭，很多寺庙也世袭，住持也子承父业。这在其他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日本的寺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军事化，庞大的寺产由武装和尚保护，成天打打杀杀。戴季陶说：“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功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所以他总结说，日本的佛教，“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即使是传统日本知识分子，也一直强调“神佛一体”。他们的佛教信仰中，一直带有神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
因此加藤周一说，“我认为，后来传入的佛教，其超验层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佛教传入日本，改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佛教”。
中日文化的区别在神话当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中国神话的特点是正邪分明，道德高尚。中国的神灵，可以黑白分明地分成正邪两派。除了一小撮犯上作乱的坏分子比如共工之外，大部分都是道德楷模。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都是为国为民辛勤劳动，只求奉献不图索取，都可以评上“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人物”。
中国读者对此习以为常，但事实上，这在人类文化中是非常罕见的。世界各地的神话，很少有这样高度道德化的例子。从苏美尔到希腊，它们的神话人物都更像普通人，个人主义，有七情六欲，贪婪、粗暴，动不动就乱发脾气。比如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是个“乱臣贼子”，把自己的父亲放逐到了地狱，才登上了最高位。宙斯成为主神之后，并没有如同中国的玉皇大帝那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而是成天闹绯闻：或者变身成一只天鹅去勾引美女勒达，或者变成一头白牛去勾引少女欧罗巴。
不过，虽然各国神仙们的道德水平大抵不高，但是大部分也有其道德标准，有些坏事，神仙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地道。
而日本神话人物的最大特点，是正邪不分，没有道德标准，或者说，人类不对神做的事进行任何道德判断。我们说过，伊奘诺尊的左眼生出了太阳神，右眼生出了月亮神。接下来，他又从鼻子里生出来一个海神素盏鸣尊（又名建速须佐之男命）。
这个素盏鸣尊性格狂暴，胡作妄为。他来到姐姐天照大神那里，和姐姐通婚，生了好多个小孩。但是姐弟俩经常吵架，素盏鸣尊便想方设法折磨姐姐。“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是滔天大罪。最坏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神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从中投入‘倒剥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
这些荒唐、污秽和残忍的行为在神话中并没有受到批评。“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招人喜爱的神，受到应有的尊敬。”
日本神话中还有很多其他残忍的行为。“有一次，大国主命的兄弟劈开一棵树，用楔子顶住缺口，把他强行推入缺口，然后拿掉楔子，把他夹死了。也是基于纯粹的恶意，这些兄弟骗一只受伤的野兔到盐水中沐浴，然后躺着被风吹，身体因起泡而受苦。另一个故事描述一位王子用最鬼祟的方法，趁其兄正在大解时把他杀死，然后将其四肢扯下来丢弃。”
世界其他地方的神话中并非没有这样的残忍行为。但在日本神话中，残忍似乎很普遍，同时从来没有受到过道德谴责。因此，日本人的善恶观有其特点，在伦理上属于恶的事，但是因行动力出类拔萃，也可以受到崇拜。
“从单纯动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聪明还是愚蠢）出发将自我能量释放出去，这种行为既是可畏的，又是可敬的。”
所以日本人的善恶观自古就与中国不同。后世的日本人甚至曾给一个叫鼠小僧次郎吉的小偷立碑，他是江户时代的神偷，多次光顾贵族富室，把自己偷成了巨富，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日本人去参拜他的墓地。
韩歇尔说：“日本神话的独特之处是避免做出善恶的道德判断，某些行为被责备、惩罚，但没有道德说教。举例来说，素盏鸣尊只是因胡作妄为被驱逐，未被谴责为邪恶的。神祇与他们尘世的后代在道德水平上没有区别。行为依据情况被接受或否定，不是依据任何明显的普遍原则，这正是当今日本许多评论家评论行为的模式。这样的行为显然源远流长。”
而这种神话叙述方式，显示日本神话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特征，而世界其他文化则更多地经历了后来的改造。在世界各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对原始时代的神话改造力度是最大的，不符合文明时代伦理原则的内容几乎被删除净尽。
日本的儒教也是这样。儒教对日本人的影响也很大，但是这种影响同样没有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只是改变了其表象。
专门研究日本儒学的王家骅先生认为，大化改新后，许多日本人虽已热衷于全面吸收中国文化，在道德领域的理想层次上也以儒家道德为“理想道德”，但是在道德的实践层次上，仍然是日本固有的道德观念在发挥作用。例如，《万叶集》中的大多数恋爱，可以毫不隐讳地直抒男女思恋之情，这和中国文化早期的《诗经》颇为相似，与后来儒学化的中国不同。《万叶集》中表现的亲子关系也主要以“情”为基调，与中国儒家“无违”和“父为子纲”所表现的“敬畏”关系形成对照。
津田左右吉说，日本虽然是因为接受了中国文化才开始得到发展，日本知识分子受中国古典文献的影响也很深，但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与中国人又完全不同。虽然日本过去的知识人的知识，很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但是却与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在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
津田特别对儒教与日本人观念的不同之处进行分析。他认为儒教“无视活生生的人性，无视人类的内在要求，是从外部任意强加、干涉人行为的规范”，与日本崇尚自然的国民性格格不入，因此，“儒教并没有渗透到日本国民的生活中”。
确实，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存给了日本一份与中国不同的发展动力。儒教文化的特点是对人的自然本性，包括身体本能的深入“驯化”，以至于音乐人高晓松夸张地说，汉人天生无乐感——“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上可排名倒数第一”，只有填词能力非常强。而日本人则长于旋律创作，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很多翻唱自日本歌曲，因此有人夸张地说，“日本的原创歌曲养活一半的港台乐坛”。日本人的音乐能力相对更强，可能与他们原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有关，具体地说，可能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的“歌垣”基因有关。
所以津田左右吉说，日本社会虽然表面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但是日本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是有本质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组织、政治形态也不同。”
加滕周一则认为日本文化特征是“土著世界观的执着持续及其外来文化体系的日本化。”
因此，千言万语一句话，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表面相似，骨子里不同。为什么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地渗透到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当中，日本的大化改新，为什么最终失败，日本历史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怎么样的特点呢？要弄明白这些，我们还是得在下一编从头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