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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讲到，有的日本家族当中，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族的姓氏，其他儿子必须“改姓”。这在中国人看起来绝对是天方夜谭。
确实，中国人很难想象，日本传统家庭当中，长子和其他孩子的地位会有多么大的不同：
吃饭的时候，父亲和长子一起坐在正位，其他人得坐在边上。
洗澡的时候，父亲先洗，长子第二，其他人得在后面排着。
兄弟们见到长子，得对长子行礼，以示尊卑之别。他们不能直呼长子的名字，必须冠以“大人”的尊称。
这些不仅存在于古代，直到近代，很多家族也仍然如此。
“索尼电器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是日本名古屋地区一个经营米酒生意的商人世家的长子，他的父亲是盛田久作工门第十四代，而他从1921年出生那一刻起，就当然地成为第十五代久作工门。作为法定的家督继承人，昭夫享受着家族给予的许多特权。如在正式的聚餐，他与父亲一起坐在宴会桌的头上，而他的弟弟妹妹们则是坐在最后的桌子末端；从6岁起，昭夫就与父亲一起出席公司新年庆祝会，当父亲发表致辞时，他与父亲一起坐在讲台上，等等。”
在日本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当中，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活着其实是没什么尊严的。他们之所以被生下来，目的仅仅是充作备胎，以防长子意外死亡：“防止夭后愁。”
儿玉幸多在《近世农民生活史》中描述农民家庭中其他儿子的地位说：“吃饭要在全家人之后，还要常常吃冷饭、剩饭。他们只能坐房间入口处的‘下座’，在家中总是要小心翼翼的，虽不是奴仆，但要和奴仆们一起劳动，同样吃穿……”
所以他们往往被直接称为“厄介”（意为“麻烦”）或者“吃冷饭的”。相比之下，长子生下来就被称为“小头领”。
被侮辱与被歧视还不算什么，更关键的是没有性权利。在电影《楢山节考》中，次子利助三十五岁了，还没有结婚。因为有体臭，他一直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只能与狗交欢。这并非编剧的虚构，而是有历史事实为基础：传统日本有些地区，其他儿子根本没有结婚的资格。“在过去日本的东北部农村，社会习俗对长子和非长子之间的不平等的认可有时达到极端的程度。如有的村落中有这样的情况：只有长子才允许结婚。”
有的地方，其他儿子有条件的也可以结婚，但是婚后不能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在中部日本有一个山村里，直到上个世纪（20世纪）来还有这样的传统习惯：只有长子才允许同妻子居住在一起。非长子应当两地分居。”
当然，以上一切现象，都是建立在日本“长子继承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家业家产，要由长子继承，其他孩子没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传统日本，所有阶层的非长子们的命运大都是悲哀的。武士家族的其他儿子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出继给其他武士做养子，这是最好的出路，因为可以继承养父的家产。此外只能赤手空拳，以各种方式谋生，包括成为社会所不齿的“浪人”。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出现了被称为“浪人”的群体，他们原本是武士家族中的次子、三子，因为家督继承而与家业无缘，但又不愿从事其他行业另谋生计，于是便到社会上游荡，仗着其自身的武艺，四处滋事。
农民家庭中，如果土地比较多的话，其他儿子要留在家里，给长子当一辈子长工或者佃户。
“所有的非长子被迫一生作为单身的长工为长子干活。”
“如果土地不多，他们只能离开家庭，到外面去打工。”当时外出打工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普遍被视为畏途。
日本的家族因此分成“本家”和“分家”：长子这一系，是本家。其他儿子们的家系，是分家。“本家”是主人，在家族中是施恩者。“分家”是奴仆，要对“本家”感恩。这和中国的家族关系截然不同。在习惯诸子均分制的中国人看来，日本人的这种继承方式，当然太不合常情、太残酷了。“假设将日本家庭和中国家庭当作一棵树的话，那么日本家庭树仅仅只有一个主干，其他分枝只能为了维持主干的发展而被无情地砍掉，而中国家庭树的树干众多，基本上分不清主干和枝干。”
直到二战之后，这种家族制度对日本社会仍然产生着影响。《菊与刀》说：“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古老规矩而留在家中的是长子，次子和三子也许进入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的教育，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古老的等级制仍十分牢固。”我认识的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曾和我开玩笑说，他能成为教授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他家是北海道的农民家庭，如果他是长子，就只能在家里继承土地了。这虽然是有点开玩笑的说法，但也说明这种传统思维在日本边远农村地区至今仍有残留。2020年日本女明星石原里美宣布嫁给“普通男”，引起了日本人关于适嫁“普通男”的讨论，除了收入等条件外，大家列出的还有一条，就是要“长男以外”，意思是不能嫁给长子。因为至今日本的长子还往往要继承家业，和父母住在一起。
日本社会的这一切，都肯定会让普通中国人感觉惊讶。不过和姓氏制度一样，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中国在秦代以前，同样是实行长子继承制的。
在周代的等级制度下，地位和财产都要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主持宗庙中的祭祀，地位最尊，故称为“宗子”，也就是族长。长子的家族称为大宗。他的兄弟们要另立门户，称为小宗。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日本的本家和分家。嫡长子的地位比其他儿子要高出很多。《礼记·内则》说，家族内部，最有权威的是宗子。庶子要“祗事”，也就是恭敬地侍奉嫡长子，“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人。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庶子，即使因为什么特殊原因，发了横财，实际上比嫡长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嫡长子面前仍然必须毕恭毕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嫡长子。不能在嫡长子面前摆谱，不管你坐着多好的车来的，也要远远地停在外面，不能坐到门里边。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车马，则必须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族长，你用次好的。
除了中国，封建时代的英国也实行长子继承制。贵族的长子继承所有地产、爵位，其余儿子成年后只能各谋出路。因此长子继承制是贵族时代各国比较普遍的选择。《诗经》上称“大宗维翰”“宗子维城”，把宗法制比作坚固的城墙。不过随着“周秦之变”，这座城池在中国早就崩塌了，在秦代之后，长子继承制只存在于某些朝代的皇室之中，因此今天的中国人才会对日本的长子继承制感觉新奇。
除了长子和次子的差别，日本人的养子制度，也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这一点更是中国和日本本质的文化区别之一。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通常不会接受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当自己的嗣子。因为“异姓不养”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原则。
什么叫异姓不养呢？就是不能收其他家族的人当自己的养子。为什么呢？因为《左传》有一句著名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天的读者可能会将这个“族”字理解成民族，事实上则是指家族。意思是血缘不同，灵魂没法沟通。《国语》解释得更清楚：“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什么意思呢？收养后代，是为了继承香火，或者说，是为了死后有人给自己祭祀。但是只有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气类相感”，他们祭祀的食物，你的灵魂才能享受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论给你烧多少纸，献上多少猪头，你都享受不到。这就是所谓“非其族类，神不歆其祀，故言灭”。“纵有异姓之子能奉香火，然神不歆非类，宁得感通，有后名存，实为绝嗣。”
也就是说，你要是立异姓为养子继承香火，实际上就是绝了后，千秋万代成为孤魂野鬼，四处游荡，非常可怜。
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事。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明确规定，不能收养异姓养子。唐律规定，凡是收养异姓男子的，判一年徒刑。明代也规定，“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可以收义子，但是不能让他们继承宗族（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武人收大量健儿为义子以扩充势力的事例，不过其目的通常与立嗣无关）。
所以中国人如果没能生出儿子的话，产业就只能给侄子，或者族中其他亲人，不能给外姓。
而日本完全不同。日本人不但绝嗣时可以毫不忌讳地收养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且即使有亲生儿子，也可以收养子，并把家业传递给他。
日本虽然是长子继承制，但是“长子”并不是绝对的。长子继承制的核心是家产只能给一个人而不能分散。如果长子实在不成器，就可以废掉，立其他儿子为“长子”，而那个不成器的长子在家里的地位就会沦落为普通儿子。有的家族甚至明确规定立贤不立长：“家有数位男子时，不论嫡庶，要按器量，选择其中一人继承家业。”（《天野文书》）
要是其他儿子也都不成器，还可以让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家业。
“若继承家业之人是无器量之人，可选择有器量之外人，让其作为养子继承之。”（《熊谷文书》）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著名的医学世家贺川家。贺川家的始祖贺川玄悦（1700年—1777年）被誉为“日本近代妇产科学之父”。他虽然有两个儿子，但他都不满意，“翁之诸子皆不可其意”。于是收了自己最喜欢的弟子冈本义迪做上门女婿，这在日本叫“婿养子”，让他成为贺川家的第二代继承人。而贺川自己的长子只能离开家，去做旧铜铁器买卖。
这种事在贺川家族发生过不止一回。贺川家族十三代继承人中有八名是养子、婿养子。
也就是说，今天的贺川氏后人，和贺川玄悦早已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拥有贺川玄悦血缘的真正后代，却只能成为贺川家族的“分家”，处于附属地位，让外姓的“本家”成为自己的主人。
收养异姓养子在江户时代非常流行，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期，每四个日本男人中就有一个是养子。
所以日本家族的血统通常是靠不住的，因为日本人不太在乎这个，这凸显出母系社会文化的遗存。“除了天皇家族之外，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有与异姓混血的历史”。如同日本家系研究专家太田亮所说，在日本，“即使再出色的家族，也不可能把血缘关系上溯到数代以前，因为家系和血系是很难一致的”。
长子继承制和养子继承制，虽然不符合“自私的基因”原理，但也有其优势。
诸子均分制导致中国式家族总是“富不过三代”。而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家族财富的持续积累，也有利于家族技艺的传承，因此日本经常出现传承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企业。传统医学往往需要口传心授，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在日本也同样受到崇尚，那就是“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医生世家如果不传到至少三代，你不要轻易吃他的药。但是中国的名医很少能传到三代以上，因为名医的儿子不见得就有学医的天分。而日本的医学世家却比比皆是，从江户时代后半期到明治时代的一百多年间，贺川家一直位居日本全国妇产科“宗家”的地位。即使是在今天，日本医业世袭继承的比率也高达30%。
这一点，虽然与汉文化有重大差别，却也与中国西南民族类似。
清代云南蒙自一带的罗罗和土僚，“最喜赘婿，即三四子一女者亦然”。
民国间中甸一带的居民，习惯将亲子送入佛寺为喇嘛，“而赘入一婿，以延宗嗣”。
据《滇中琐记》记载：“滇俗，凡有女无子者，多赘异姓子为婿，即以为子；其同姓之子，若昆弟及从昆弟，虽多子，弗以为后，家产亦弗得过问也。”“其尤可怪者，已有子，使之出赘他姓，而别赘他姓子以为子”。
中日两国家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人非常重视辈分关系，而日本人则不太重视。
不同辈分的中国人会“犯”同一个字，比如曾国藩的兄弟们叫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晚辈则绝对不能“犯”长辈的名讳。家族内的长幼尊卑，一目了然。
然而日本父子祖孙的名字却经常用同一个字。比如江户幕府的历代将军名字中大多都有一个“家”字：德川家康—秀忠—家光—家纲—纲吉—家宣—家继—吉宗—家重—家治—家齐—家庆—家定—家茂—庆喜。这些“德川家×”要是在中国会被误会成是一代人，兄弟或者堂兄弟，实际上他们分属于10代人，时间跨度为270多年。日本财阀三井家族的名字更为整齐，历代家长的名字为高利—高平—高房—高美—高清—高佑—高就—高福—高朗—高栋—高公。
这种起名方式说明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的辈分意识。日本人在继承家业时，也经常不顾辈分关系。比如上面提到的三井家族，它的第9代家长三井高朗本来是第10代三井高栋的哥哥，后来却当了弟弟的养父，二人的关系居然从兄弟变成了父子。
事实上，天皇家族的继承过程中也出现过同辈变成母子、晚辈传给长辈的情况。大化改新后，皇极天皇让位给弟弟轻皇子（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就尊他的姐姐为“皇祖母尊”。“皇祖母尊”在日语中并非指祖母，而是指母亲。日本历史上，天皇传位过程中还出现过侄传叔，堂弟传位堂兄，孙子传位叔祖父，堂侄孙女传位堂叔祖父等在中国绝对不会出现的情况。
因此，日本人的“家”，和中国人的“家”，意义是不同的。
中国的家族，血缘是唯一的纽带，家族的意义是继承自己的基因和血统。家族内部代际关系非常清楚。日本的家族则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是一个集团，更类似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血缘不重要，个人在家族中居什么地位并不重要，事业传递才最重要。所以虽然受中国影响，日本少数家族也有家谱，但是写法往往与中国不同，中国家谱是从上往下写，从一个辉煌的但往往是虚构的先祖，比如黄帝写起。但是日本人的家谱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开始，再往上一代代追溯。中国的家谱只包含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日本的家谱是以长子继承为主线，此外还可能包括仆人、管家等一些外姓人，因为他们同样是“家”这个事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在中国的家谱中是看不到的。
也因此，日本一些家族的“家长”并不是终身制的，而是“任期制”的。
日本传统家长在家中本来拥有极大权威。日本有句名谚“地震、打雷、失火、父亲”，就是说日本人把父亲与地震、打雷、失火这三样东西列为同样令人恐惧的事物。日本有一则流传极广的谜语：“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和尚要求头上蓄发一样？”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办不到。”
但是家长的存在也是为家族的利益服务的，日本家长如果上了年纪、生了重病，无法料理家业，通常会主动“退休”，把权力交给长子，自己则退居家族普通成员的地位，服从新的家长的统治。
甚至日本天皇也很喜欢退休，日本皇室经常会出现两三位卸任天皇和现任天皇同时健在的情况。
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的辈分观很另类。但事实是，中国汉族对辈分的重视，在世界上才是真正另类的文化现象。汉语亲属称谓严格按辈分划分，目的是区分长幼尊卑。
而英语亲属称谓则不那么严格。比如同样是哥哥，中国人会分出大哥、二哥。同样是叔叔，中国人会分出二叔、三叔。这些在英语中是没有的。
日语、英语、泰语都可以采用名字加亲属称谓的方法来指明对象，比如“某某（名字）姑姑”，而汉语中直呼长辈名字却是不被允许的。
同样，按辈分称呼对维吾尔族来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按年龄层次来称谓（而不是辈分），也是维吾尔语亲属称谓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就是说，按亲戚关系本来应该叫叔叔的，但因为年龄相近，维吾尔人可能会叫大哥。因此中国人以辈分骂人，以当“爷爷”为尊，以当“孙子”为耻，这一骂法在世界上也是很罕见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缘于中国人独特的辈分意识，对这一点，世界上很多民族，包括日本人，是不太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