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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讲到，日本历史上的性自由性放纵，并不是日本独有的，而是世界上各民族早期共有的现象。
问题是，人类的文明进程通常伴随着性禁忌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最早。中国文化一般被认为连续性非常强，但是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后，发生过一次明显的文化断裂，表现是中国的神话系统被重构，神灵丧失了自然原始属性，变成了“道德楷模”，这个我们在下文中还会细讲。从西周时代起，中国人就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产生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说法，以及严格的“同姓不婚”的制度。
而随着父系家长制的成熟，男人对女人的性自由越来越恐惧，因此对女性性资源的垄断越来越严密。按照成书于汉代的《礼记》中记载的原则，那时上层社会女人与除了丈夫之外的男人就已经差不多达到完全隔离的状态了：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从宋代开始，中国人更大力地提倡禁欲主义，开始视性为大恶，所谓“淫是万恶之首”，开始表彰贞洁，宣扬“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座座贞节牌坊在华夏大地上立起，性压抑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
所以中国文化中那些原始的部分，或者在文明化的过程中消失了，或者严重变形，变形到后世已经看不出来了。比如男根崇拜，在中国历史早期也曾广泛存在，考古学家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发现过陶祖、石祖、玉祖等，但是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玉圭、玉琮、玉如意，演变成了鸟形、龟形、蛇形的各种具象与抽象的造型，“且”字也演变成了祖字。以至今天读者读《诗经》的“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一句，往往难解其义。
其他民族虽然不像中国性禁忌发展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彻底，但也大致沿着同样的路径前进。虽然“当中国的儒家已经在严肃地讨论嫂子溺水是否应给予援手的时候，俄南却在跟他嫂子性交时玩着体外射精的把戏”
，不过，也正是从《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血亲间毕竟已经开始有了禁忌，犹大明白了真相之后，就不再与儿媳做那事了；女人与他人通奸怀孕，开始受到家族的惩罚。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性禁忌在西方变得越来越严厉，甚至超越了中国。贬低性和性爱，成为中世纪文化的主流。罗马天主教理论的奠基者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任何不是为了生育目的的性活动都是反自然的罪过，独身被看成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美德，呼吁将婚姻中的性与情爱相分离，使性变得毫无乐趣，试图让人们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感中摆脱出来。
一些圣徒甚至提出，仅仅是禁欲还不够，应该根除性欲，他们用皮带抽打等严酷的肉体苦行甚至挥刀自宫表示自己对肉体欲望的蔑视，有些教士则经过一些特别的训练，达到精神性阳痿。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日本没有经历这样严峻的性观念转折。虽然经历了“大化改新”这样深刻的文化变革，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唐化”了，但日本的“访妻婚”制度和原始的性观念仍然保持下来了，没有被亚洲大陆的主流性观念取代。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讲到这儿，我们终于触及日本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人类的原始文化，在其他地区或者消失，或者严重变形，但是在日本却大量地延续下来。
日本近代以来诞生了一个词，叫“绳魂”。所谓“绳魂”的“绳”，指的是绳纹时代（公元前12000年—公元前300年），也就是日本原始社会末期。
杨薇在《日本深层文化五题》一文中说，日本文化的基本模式在它的史前时期就奠定了，“绳纹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
日本著名学者上山春平说，今天的日本文化表面上有浓厚的“欧洲色彩”；剥去这一层，下一层是中国文化色彩很强的“农业社会”文化；再往下剥一层，就是绳纹时代文化精神。“绳纹文化的遗产……虽几度变形，但仍以种种形态继续生存下去。……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仍然起着作用。”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也说，“日本文化的演进并非像石→铜→铁那样，消灭前一种文化后再进入另外一种文化之中，而是重叠并存的”。
“在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日本时而受世界上最优秀文化的刺激而摄取之，但其在根底上却依然保存着自古以来的文化。”因此日本一方面跨入了文明社会，另一方面又是全世界最多地保留了从原始社会到上古时代的思维习惯和观念习俗的民族。这就是和辻哲郎所说的“日本文化的重叠性”。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原始文化能“原汁原味儿”地保留下来呢？这和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日本的幸运在于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如果太近的话，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兵锋可能早已经扫及列岛，日本早早就会被合并为中华帝国的一个郡县，失去自己的文化个性。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和英国很像，都是大陆边上的岛国。但是两国和大陆的距离并不相同。“英国距对岸的法国仅有22英里，而日本距亚洲大陆的最近点（韩国）却有110英里，距俄罗斯180英里，距中国大陆460英里。”
因此“自基督问世，英国总共遭遇了4次来自欧陆的成功入侵，而日本却安然无恙。……地理上的细节使得日本更为孤立，也造就了比英国更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
但是日本离大陆也不那么远。如果太远的话，日本人可能永远不会发明农业，不会使用金属器皿——澳大利亚人就是这样。他们到了澳大利亚几万年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而且还是旧石器。而日本早早受到大陆文化的辐射，从蒙昧中醒了过来，开始生根发芽。
正是因为不远不近，日本既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吸收很多内容，又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历史轨道。正是从来没有被打破的封闭环境，造成了日本文化核心的稳定性。
正如李卓所说：
在航海很不发达的古代，岛国的地理隔绝成为日本的天然屏障，大陆的影响只是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接力式的传入，很少伴有人员的交流，既无因征服和被征服引起的种族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同化，牢固的氏族观念与氏族组织从未受到过剧烈冲击，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生命力。
在历史上，古代日本实现了两次文化跨越。第一次是受秦汉文化辐射，实现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跨越，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也就是从原始时代一步跨入农耕时代。第二次是大化改新，全面学习唐朝，日本由此进入封建社会。
然而，和大陆上的文化同化不同，这两次跨越并不是在外力强迫下进行的，不是被征服被同化的结果。两次变革中日本都掌握有相当的主动权，是很从容的。比如大化改新中，日本引进了大部分中国制度，但没有引进科举制，也没有引进中国的家族制度，没有引进中国的孝文化、贞操观念。因此日本在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同时，它的历史基盘，也就是集团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摧毁。
正如我在《简读中国史》一书中所说，青铜器、牛、羊、小麦等外来文化因素的传入并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核心要素，比如祖先崇拜、血缘家族结构一样，中国文化的输入，甚至后来西方文化的输入，并没有改变日本文化在此前已经形成的一些核心因素。这些核心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原始的性观念和性文化。第二个是从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神道教。第三个是日本人集团式的生活方式。
稍微熟悉日本史的读者都会知道两个词，一个是“和魂洋才”，一个是“和魂汉才”。其实日本还有一个词，“绳魂弥才”。“弥才”的“弥”，指的是“弥生时代”，就是从大陆输入的农业文明。“绳魂弥才”，意思是日本虽然从大陆学习了农业，但是绳纹时代，也就是原始时代形成的日本文化的核心特点并没有变。
“绳魂弥才”“和魂汉才”“和魂洋才”这三个词构成一个序列，背后显示出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远离大陆的封闭环境，造成了日本文化核心的稳定性。一旦遇到强有力的外来刺激，日本又会跳跃式地发展，外表发生巨变，不过骨子里的一些东西仍稳定不变。
日本历史轨迹因此显得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几个国家——中国、朝鲜和越南非常不同。日本历史从原始时代就形成的惯性是非常强大的，大化改新虽然一度深刻地改变了日本历史，但是日本最终又放弃了从中国学习的大一统郡县制度，回到了自己的贵族制度，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终主要遗留在了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等表层物质文化方面。
日本虽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变革，但原始文化中的很多成分，比如母系社会的“走婚”习俗、独特的性观念、神道教传统、族内婚制度，都长期保持了下来，有些还有机地嵌入今日日本社会的运转当中。比如直到今天日本各地的神社仍然得到不绝的祭拜。在代表人类科技发展最高水平之一的核发电厂的奠基开工前，日本要举行正式的“地镇祭”，由神官来祛灾祈福，这在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史前文明中未开化、非理性的因素，正如人类精神结构中的“潜意识”一样，潜伏在日本文化的最深处，并且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