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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正式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从仰韶遗址的科学发掘起步，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几代考古人始终秉承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筚路蓝缕，艰辛探索，薪火相传，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现将百年考古成果及其所揭示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择要叙述如下。
1．考古遗址证实距今200万年前的中华大地已有古人类生活。 陕西蓝田上陈古人类遗址的古地磁测年为210万年到130万年前，著名的蓝田遗址最新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63万年前。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测年为距今160万年，其下文化层的年代可到178万年至18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上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证明，中华大地出现人类的年代确实可以早到距今180万年乃至200万年前，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早期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2．展示了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场景。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古人类居住遗迹、制作石器、食用动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以石片制作石器的工艺传统。特别是周口店人的用火遗迹，展示出距今50万年前后的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这是古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3．基于考古材料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南荥阳织机洞、老奶奶庙等多个距今6—3万年的遗址开展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和遗物，弥补了这一时期遗址发掘成果较为缺乏的薄弱环节。结果显示，这一时段，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然沿袭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在新疆通天洞、山西水洞沟、郑州西施等少数遗址发现了以欧亚草原流行的独特工艺技术制作的石器，表明有少量外来的人群进入到中国西北地区，但他们并未取代原有的人群及其文化传统。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距今4.5万年前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中，有铲形门齿的占比高达80%以上，沿袭了从蓝田人和北京猿人已经形成的特点，而非洲的古人类中，铲形门齿占比还不到10%。这表明所谓的非洲中东部的智人是现代人共同祖先的“夏娃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华大地上，丰富的考古材料无不显示，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实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一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不仅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的重大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勤奋耕耘、潜心研究下，一幅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清晰轮廓展现出来。
1．揭示了各区域文明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文化基因的孕育。 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主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表明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随着剩余财富的出现，各地区相继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和显贵家族。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最初的文明（古国文明）相继形成。
在河南中部，涌现出多个面积从50万左右到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以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最大，其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中部有一座面积为420多平方米的高等级建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两座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左中右三门格局，开创中国古代宫殿布局的先河。双槐树遗址与大地湾遗址一东一西，可能分别是河南中部和陕北陇东地区两大“古国”的都邑，上百万平方米的巨型聚落中大规模高等级建筑所表现出的悬殊的社会分化已初具文明社会样貌。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分为祭祀区、居住区、墓葬区。一座大墓中有300多件随葬品，其中有玉龙、玉龟、玉鸟和玉人等，以及几十件玉石钺。在辽宁西部的牛河梁遗址群，发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石块砌筑的大型平台。附近发现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里面出土有泥塑的女人像和龙、熊、猛禽的塑像，附近的一些山头上分布着石砌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的大型石砌墓葬，墓内随葬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玉璧等玉器。两地的权贵墓葬都随葬玉器，且玉器的种类非常相似，甚至玉人手臂并拢举于胸前的姿势也完全相同，这当非偶然，说明当时在社会上层存在一个相互作用圈。这一情况表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曾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等理念方面形成了共性。这些共性正是后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说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雏形。
2．揭示了各地文明化进程模式的差异。 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业基础，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初期文明。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家畜主要是猪。从出土各种与祭祀有关的玉器和陶制品来看，该地区原始宗教色彩浓厚。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则主要种植粟和黍，黄河中下游地区还种植少量的稻和麦，饲养猪以及牛和羊。与此同时，各个区域的文明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从距今9000年前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中发现目前年代最早的玉镯、玉耳环和玉坠等装饰品起，到距今8000年的以玉为美和距今5500年到4500年的以玉为贵，再到夏商周时期的以玉藏礼，最后到汉代的以玉为瑞的观念；不晚于距今6000年前发源于中原地区的龙的信仰；以祖先崇拜作为主要的信仰对象；天人合一的思想、礼仪制度、和合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等。在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内部变化等原因，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辽河流域等曾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而中原地区则呈现出一股持续发展、快速崛起的态势。
同样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区域文明，黄河中游地区的大型墓葬中随葬品很少，且极少见玉器，没有显示出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没有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制造奢华的玉器、依靠对神的祭祀权的垄断来显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这里的人们比较世俗，比较务实，注重发展生产，注重通过礼制维持集团内部等级秩序，并通过结盟等形式不断壮大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道路。中原粟黍稻麦豆五谷种植体系的齐全，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也强于其他地区，有可能还在一定范围内治理了水患，使中原地区集团得以持续发展，加之对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广泛吸收，从而使得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开始孕育。
而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和章丘城子崖遗址代表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键节点。在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呈现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形。大汶口遗址的墓葬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进入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社会分化愈加严重。陶制酒器、木质棺椁等发源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被中原地区所吸收。
距今43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地下水位上升，使得原来由低湿地沼泽开垦来的大量稻田再次沦为沼泽，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与之相对应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却进一步发展。在晋南地区，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城内兴建了最早的宫城。在城南部发现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观象台。在城内的公共墓地内，大型墓葬位于其中一个区域，墓中随葬品达上百件，同时发现了反映墓主王者身份的鼍鼓、石磬、龙盘和象征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而大量普通社会成员的墓圹则不仅狭小，而且往往没有随葬品。可以看出当时贫富贵贱分化非常悬殊，形成了集军事权与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者及地位显赫的家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到邦国文明社会。陶寺城址的地理位置和时代同古史传说中尧的分布范围和年代恰相吻合，极有可能是尧的都城——平阳。
3．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 展。 在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了由一个方台、一排旗杆、陶器组成的宴饮场所，这很可能是禹会诸侯与涂山盟誓的场所。正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采用了广结盟友、壮大力量的策略，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夏王朝建立后，形成了都城布局、宫室格局、青铜礼器、玉石礼器和陶礼器等一整套规制，其中很多内容被后来的商、周乃至其后历代王朝承袭和发展。夏王朝后期，礼仪玉器之一的牙璋向周围广大地区强烈辐射，东达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西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北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南到华南地区，甚至越南北部都出土了中原王朝创造的牙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圈。商王朝时期，承袭了夏王朝的礼仪制度、青铜容器工艺技术与理念，形成了本王朝一整套的青铜和玉石礼器。商王朝与周围广大地区的方国保持时远时近的关系，商王朝的礼乐制度和冶金技术向周围地区广泛传播，产生了广汉三星堆等独具特色又与商王朝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国文明。西周王朝建立后，通过分封制将周王至亲和重臣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成为拱卫西周王朝的屏障，有效巩固了中原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综上所述，百年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论证为可信的历史；追溯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场景，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资料和证据。
1．考古证实中国史前的彩陶文化为本土起源。 通过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大量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距今1万年以来的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具有清晰的自身发展脉络。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均出土了距今约1.3万年前的陶器，这表明此时中华大地的先民们已掌握制陶技术，并比被认为是文明发生最早的西亚地区早4000多年。中国境内彩陶出现的时间可以早到距今9000年前，黄河流域彩陶出现的时间也早到7000年前，早于欧亚大陆彩陶出现的年代。这一考古发现使“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2．展示中华史前先民的发明创造。 考古材料表明，中华史前先民们的发明创造很多。这里仅选择跟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者，简要叙述一些，以见一斑。
考古发现表明，稻、粟、黍的栽培都以史前中国为最早，是中华先民们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距今5000年前后，这几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向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西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传播，对这些地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距今5500年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晚期遗址中，出现了装在木制犁具上的石犁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石犁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并在稻田中发现牛的脚印，这表明牛拉犁的耕作方式已在长江下游普及。
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猪的遗骸，经过动物考古学家的分析，被认定是9000年前被驯养的家猪，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家猪。专家们还对贾湖遗址和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的残留物成分进行分析，都发现了以大米为主要原料、以山楂和蜂蜜为辅料造的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酒，时间在距今八九千年前。在贾湖遗址中，出土了8000多年前的麻织物残片。
在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独木舟，长度近8米，说明当时已经具备远离岸边的水上航行能力。
近年，在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距今约3500年前后的村落居住区发现了制作铜器遗留下来的煤块和煤渣。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以煤作燃料的发现，把我国用煤历史从汉代提前了近1500年。
大约距今5000年前，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大约距今4500年左右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迄今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铜铃和铜容器残片，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用内范和外范来铸造铜器的技术，为夏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3．观测天象，认识自然——史前先民先进的宇宙观。 在浙江乌镇桥头遗址，涂红色陶衣的陶器表面发现了用白色绘出的太阳纹图案，表明上山文化晚期的先民们已经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000多年）的一座墓葬中，发现墓主人的身体东西两侧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形象。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的形象，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完全吻合，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很多信仰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多件表面绘有八角星彩色图案的陶罐，还发现了把多件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在地面的现象，表明当时中原人们已经对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所表示的农事季节有所了解。在距今5500—5000年的牛河梁遗址祭祀遗址群，发现了呈三重圆形的祭坛，为古代圜丘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疑似以太阳光照射的位置判断农事节气的观象台，经过有关专家模拟观测和研究，证明这个遗迹确实可以通过观测太阳从东侧的塔儿山升起时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判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农事节气的到来，从而证明早在距今42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农事节气，印证了《尚书》记载的尧“观象授时”的记载。
4．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 铜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在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宫城附近发现官营的青铜器作坊，贵族墓中出土爵、斝、盉、鼎等精致的青铜礼器，说明工匠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这些青铜容器的铸造技术。商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完善，可以制造出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中，随葬青铜器达400多件，反映出商王朝工匠具有的高超技艺。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铜人像高达2.6米，神树高达3.5米，反映出古蜀文明接受了商王朝冶金术之后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与创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达到了高峰，造型、铸造、镶嵌等工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冶铁术的引入和创新。冶铁术是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从西亚传入我国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了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表明我国商代先民已经了解了陨铁的性质。此后冶铁术不断进步，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为代表，钢铁热处理工艺达到了高峰。汉代以后，冶铁业大发展，冶铁技术也显著进步，发明了炒钢、灌钢等金属热处理工艺技术，促进了汉代以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工艺技术比欧洲早了上千年，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
精湛的漆器制作技术。距今8000年前已经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漆器制作技术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达到了顶峰。战国到汉代的漆器以曾侯乙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为代表，不少漆器表面还有精美的漆绘图案，巧夺天工。
出土医书反映2000多年前中医的发达。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墓主人尸体保存完好，出土时皮肤尚有弹性，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防腐技术。墓中出土了帛医书10种和200支竹木简医书，均为已失传的医书。四川成都老官山3号汉墓出土920根竹简和50余枚木牍，内容十分丰富，有治疗内科、外科、五官科、皮肤科、妇科的药方，还有医治马匹疾病的兽医医书，被认为极可能是失传的扁鹊医书。墓中出土一件通体髹漆的木人像，身上用红或白色线条描绘出人体经络和穴位，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经络穴位的人体医学模型，证明西汉早期中医针灸学已达极高水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体经脉穴位理论体系。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位于都城正中，宫城内多座宫殿的格局体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规制。这一规制在距今50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已经初见端倪，到了夏王朝后期已经规范化，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宫殿格局的雏形。夏王朝创造的以酒器为主的青铜容器，以石磬、鼓和铜钟构成的乐器，以玉戈、玉璋、玉刀、玉钺构成的仪仗用具等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制度，对周边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为商周王朝所继承。
商王朝的青铜容器制作精美，已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其铜器造型、制作工艺以及体积在世界各地的青铜文明中首屈一指。通过各种途径，商王朝使各地的方国接受其礼器及铜器制作技术，逐渐处于王国文明的核心地位。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商王朝系统的青铜礼器，种类和形制方面则与殷墟出土的同类青铜礼器大同小异，反映出商王朝对周边方国的强烈影响。在新干大墓中，许多青铜容器多以虎形作为装饰，应是当地方国的风格。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与商王朝风格接近的铜尊和铜罍，同时又出土的大量铜人像、铜面具、金面具以及大型神树，则不见于殷墟及其他地区，显示出古蜀文明的自身特色，显示出古蜀国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各地发现的诸侯国都城，以及诸侯墓在规模、棺椁数量和随葬鼎簋等青铜礼器的数量与组合等方面表明，在西周王朝中期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礼制经过夏商王朝的初创之后，到了西周时期日臻成熟，周王朝对各地的统治较之于商王朝大大增强。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400多座附葬坑展现出统一的秦王朝的鼎盛局面。对阿房宫的发掘表明，该宫殿在秦代并未建成，从而纠正了历史文献记载的谬误。在北起东北、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发现的秦代郡县故城、墓葬和驰道等遗迹以及度量衡等遗物，说明秦王朝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经过对西汉首都长安城的发掘，揭示出这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未央宫内有多座宫殿建筑，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宏大的王室建筑，彰显出西汉王朝的强盛。各地发现的西汉诸侯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尤以出土金缕玉衣和棺椁采用黄肠题凑而闻名遐迩。近年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金、银、铜、漆等近万件随葬品，仅黄金就达378件，随葬五铢钱200万枚，总重量达10余吨，是迄今所见出土随葬品最多的汉代高等级墓葬，展现出西汉王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各地发现的大量平民墓葬，出土的陶器和墓葬的形制相当一致，表明汉代对各地实行的有效统治。
湖北荆门郭店、湖北云梦睡虎地、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走马楼、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数十地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为研究战国到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填补了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许多空白。
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北魏都城是从大兴安岭起源的拓跋鲜卑族大力吸收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写照。北魏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排列三座大殿的布局和宫城门三出阙的形制为此后各个王朝宫城布局所承袭，一直延续到北京的明清紫禁城。鲜卑融入的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程的缩影。
隋王朝虽然只存续了短短的数十年，但大兴城（唐代改长安城）的兴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为历史留下清晰印记，也为唐王朝的兴盛和隋代以后的南北通商奠定了基础。唐长安城是名副其实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规模宏大的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唐代陵墓群、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等发掘，充分展现了唐王朝的强盛。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和青海都兰热水墓地等唐王朝控制下的西北地区权贵的重要发现、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地以及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都充分显示出唐王朝的强盛和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乾陵边外国使节群的石雕和章怀太子墓的外国使节图以及唐代墓葬中常见的胡人牵驼俑是当时强盛的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对外交流的写照。来自各国各地的人士在唐朝做官、经商，唐王朝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为己所用，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
辽、金、元朝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掘中，从都城布局、建筑格局和墓葬制度以及器物上，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1899年，王懿荣在“龙骨”中发现有字甲骨，引起罗振玉、刘鹗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大约在同时，甘肃居延发现汉代简牍。这三项发现，以及“疑古派”打破了此前史学界对古代文献的深信不疑，使中国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文物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为中国考古学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百年考古的历程中，出土了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研究商代晚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各地西周时期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西周王朝的分封、建洛邑、周王和高级贵族的各种赏赐、战争、土地制度、诉讼等方方面面情况的宝贵信息；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荆门郭店、江陵九店和望山、湖北云梦睡虎地、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走马楼、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甘肃居延和敦煌以及“清华简”、“北大简”等数批战国到秦汉时代的简牍，为研究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是对传世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有些简牍的内容还对传世历史文献的某些篇章内容进行了订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改变了原来“古不考秦汉以后”的旧观念，加大了对秦汉以后遗址考古工作力度。很多秦汉以后的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大量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空白，丰富了我们对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认识。
秦汉时期的遗址有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秦始皇陵和几座西汉时期诸侯列侯等高级贵族的墓葬，包括河北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徐州汉楚王陵和北京大葆台汉墓等。重要的是，云梦睡虎地、里耶和银雀山汉墓等地，还出土了大量竹简木牍，有些内容不见于传世的历史文献，是研究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文字资料。新疆尼雅遗址和楼兰等遗址一样，是西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考古发现。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字的蜀锦，各种语言的文书和遗物，反映出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国与汉晋王朝的密切关系，是研究中西交流的重要资料。
百年中国考古，硕果累累，成就非凡。百年中国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让我们国人、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世界公众得以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加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