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武备志·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吴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吴王求情，也难逃斩杀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标志着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阖庐（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武、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汇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计篇》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被超越，可谓价值永恒。

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看出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形篇》中，他提出了壮大实力、强大自我的“不可胜”主张，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并进而研究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势篇》中，他拈出了“奇正”范畴，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虚实篇》中，孙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专）与分散（分）而造成的强弱虚实问题，认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并进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命题。在《军争篇》中，他探究了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顺利到达预定战场。在《九变篇》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地形篇》中，他强调了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九地篇》中，他提出了扰乱敌人战术安排的措施，即“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在《用间篇》中，他阐述了间谍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这些论述，均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原则，千百年来被奉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宝。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既要有严肃的军纪法规，士卒一旦违逆便应惩罚；同时又要用怀柔策略使士卒亲附，以教育手段提高士卒能力。孙武提醒用兵者在士卒未亲附前，不宜进行惩罚，要做到恩威并施，把握合适时机。在《地形篇》中，他还提出了“爱兵”但不可“惯兵”的主张，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

《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当然不止以上四个方面，但仅此已足以显示其内涵的博大精深。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

《孙子兵法》的版本主要有《武经七书》系统和“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其中后者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古代注释，经清代孙星衍整理，最终取代了《武经》成为《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系统。所谓“十一家注”包括最早的传世《孙子兵法》注释本—东汉末年曹操的《孙子略解》（即传世的《魏武帝注孙子》），以及南朝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晳、何延锡、张预等人的注释，加上唐杜佑《通典》之《孙子》引文注。虽然这些注本还存在不少缺点，但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早，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文异本、校说和古代训诂，具有不可替补的价值。现存重要的版本为南宋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明《道藏》本、清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其中孙本据《道藏》本，主要依据《通典》《太平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原文也作了许多校改考辨，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读本。但由于孙星衍并未见过宋本，所以不免有些疏漏，1961年，中华书局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了《十一家注孙子》，并总结吸收了孙校的成果，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孙子兵法》通行读本。上世纪90年代末，杨丙安又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作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和各家注文进行校理，改正讹误共约七百余处，可以说是当前最为完善的《孙子兵法》校本。

本书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杨丙安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条目分合因体例要求略有变化，个别文字与银雀山汉简本等有所不同而影响到文本内容把握的（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汉简本作“合”），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孙子兵法》的浅见之外，也尽量充分地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引用的书籍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五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苏桂亮主编的《新编十一家注辑本》（《孙子兵学大典》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义》（海潮出版社，1988年版）；杨善群的《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克的《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钮先钟的《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零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黄朴民的《〈孙子兵法〉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于泽民的《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典战略今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的《名家讲解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星选编的《孙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的“题解”部分，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先生的审阅，感激之情，必当久久留存。

陈曦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