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郑天挺先生晚年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西南联大，他说：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文化史料》第四辑，一九八三年）

的确，联大当时在人事安排上，确实是互相尊重、维持合作的。以联大历史系为例，当时傅斯年即对北大教授姚从吾及郑先生说：“你们都不要作联大系主任，让别人作。”八年中也确实如此，历史系教授间始终团结一致，努力教学。

又如一九四〇年初，梅贻琦让郑先生做总务长。郑先生不愿意，他的北大友人亦不赞成。后考虑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合作局面，这些人又反过来敦劝郑先生就任总务长，以利团结。冯友兰、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还专程上门，留“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条而去；后又在周炳琳、傅斯年、蒋梦麟之劝说下，郑先生才正式就任联大总务长一职。且原约仅任半年，不意竟做到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这就是郑先生上文所说的“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

郑先生联大日记手稿基本齐全。他到昆明前两年，主要是承担教学、研究生培养及北大行政工作，日记记录了他在战时的教学、科研情况，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办学思想及学术见解。一九四〇年后，他除教学外又任联大行政职务，工作和会议繁多，记录内容涉及联大教学、规划、人事、行政、三校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又因他一直住集体宿舍，每日来访者甚多，故也记录不少当时教授们对学校、对政府及对时局的看法。因之对于研究及关心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日记本为自用备忘，并未考虑发表。早在十年前中华书局即建议将此部分日记出版，家属出于多种考虑，未作同意。近年研究西南联大历史与办学经验的学者日多，急于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当年联大教师又多已作古，中华书局又再次催促，家属方同意，并将日记手稿交付中华书局编辑部。但这些记录出自七十年前，牵涉到的人和事及关系又多且复杂，故仍不乏顾虑。由于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每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对事物的理解亦不可能是相同的。因此，希望读者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日记中所记录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往事。我们相信，读者亦必会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日记的。

本日记经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北大校史馆马建钧、郭建荣先生，学友封越健和孙卫国等先生的多方鼓励与热忱帮助，得以出版，万分感谢！尤其是俞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团队敬业精神，更令人感动！

郑嗣仁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