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新月异的服饰风尚

宋朝统治者虽然对社会各阶层的服饰做了极其严格而具体的法律规定，然而这样一个僵滞不变的服饰制度，经常在同私人财产的冲突中遭到破坏，服饰成为人们体现自己意趣、财富和身份地位及价值观念最直接、最普遍的自我表现。生活于南宋前期的周煇就说：“煇自孩提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首饰亦然。”（周煇《清波杂志》卷8《垂肩冠》）这种日新月异的服饰风尚，以至突破贵贱等级的阶级堤防，波及宋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耐得翁《都城纪胜》序）的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是宋代服饰风尚体现得最为显著、最为突出、最具历史意义的地区。在这里，官方的法律规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直接或间接地遭到破坏，市民们不仅公然穿着违禁衣物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而且还在市场上公开销售违禁衣饰，甚至还列为婚嫁时必具的彩礼之一。城中富人，大多穿着贵重舒适的丝绸服装，遍体锦绣；妇人们施粉黛花钿，着华丽衣裳，梳裹打扮，时称为“修容”（佚名《释常谈》卷中《修容》）。即使是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在北宋都城开封，也是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以方便乘驴。在她们的带动下，城中妇女乃至士大夫家竞相仿效。这种现象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陆游《剑南诗稿》卷3《岳池农家》“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诗句，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理宗朝有人发出了“饮食、衣服，今皆变古”的叹息（史绳祖《学斋占毕》卷2）。

从时代来看，宋代的服饰风尚经历了简朴、奢侈、再简朴、再奢侈的过程。

北宋初年的服饰风尚崇尚俭朴。当时由于统一战争刚刚结束，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因此一切比较简朴。据《宋史·太祖本纪三》载，宋太祖赵匡胤“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他在服饰上常常穿着洗濯再三的旧衣服，且多为素色。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朝中官员及家属奉行俭朴。有一次，当他看到女儿穿着华贵、以翡翠羽毛装饰成的衣服时，立即要求她将此衣服脱去，告诫她以后再也不要穿了。

大约到太宗朝时，社会上的服饰风尚已经趋于奢侈。故太宗诏中有“近年以来，颇感逾僭”的话，并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制订服饰制度。

至真宗朝，服饰的奢侈风尚更甚于前代。当时的统治者“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衣饰等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至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宋史·舆服志五》）。

仁宗时，社会上奇装异服纷纷出现，妇人“冠服涂饰，损益用舍，盖不可名记”。如宫中妇人尚白角冠梳，民间也是极力仿效，称为“内样”。黝紫色的服装风靡一时。有鉴于此，当时的大臣张方平曾给皇帝上奏说：“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张方平《车服论》，《历代名臣奏议》卷119）天圣三年（1025），仁宗令开封府限期禁止妇女穿奇装异服，诏令说：“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妇女出入乘骑在路披毛褐以御风尘者，不在禁限。”（《宋史·舆服志五》）到庆历年间，服饰奢侈之风已蔓延到军队中。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裤、丝鞋，戴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一顶青纱帽，市估千钱。至于衫裤，其一身之服不啻万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嘉祐七年（1062），司马光说：“是以内自京师士大夫，外及远方之人，下及军中士伍、畎亩农民，其服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当时士庶中，又有仿效皇亲国戚和内臣穿黑紫服装的现象，为此，统治者同样以奇装异服加以禁止。既然黑紫有禁，于是油紫又应时而行。《宋人轶事汇编》卷2载：“仁宗晚年，京师染紫变其色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谓之油紫。”不仅如此，庆历期间，京城士庶更是掀起了一股仿效“胡服”的风尚，“裹番样头巾，著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从而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于是限令开封府在一个月内禁绝。如有违犯，要求从重处理（《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七）。

神宗时，社会上的服装奢侈风尚更盛。如在元祐年间，“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色，又易以象牙、玳瑁矣”（李廌《师友谈记》）。大臣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其后的张耒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张耒《柯山集拾遗》卷9《衣冠篇》）

徽宗时的社会“奉身之欲，奢荡靡极”（《宋史·舆服志一》）。服饰亦不例外，出现了许多新的风尚。如宣和年间的妇女妆束，流行发髻高耸、衣衫宽博，时称“宣和妆”。这种服饰风尚始自宫中，后来逐渐流传到民间。刘克庄《北来人》诗：“凄凉旧京女，妆髻尚宣和。”又，刘昌诗《念奴娇》词：“疏眉秀目，向尊前依旧，宣和装束。”此外，又有腰上黄、遍地桃、并桃、不制衿等名目。李濂《汴京遗迹志》卷13载：“宣和五六年间，上方织绫，谓之遍地桃，又名急地绫；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岳珂《桯史》卷5《宣和服妖》也载：“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载：“国初士大夫戏作语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谓朱衣吏及金带也。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错到底”也是宣和末年出现的一种新式女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载：“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此外，社会上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着胡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徽宗不得不多次下诏严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诏禁外制衣装》；《宋史·舆服志五》）。但社会上依然如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时袁祹为教坊判官制撰文字，曾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朱弁《续骫骳说》）。另据袁褧《枫窗小牍》卷上所载，当时妇女所用的“茔面丸”“遍体香”等用品，也都是“自北传南者”。女真人服装中盛行的“茶褐、黑绿诸品间色”，也在此时传入汴京。于是在政和七年（1117），徽宗再次严禁百姓穿戴契丹服饰。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第三次下诏严禁（周煇《清波杂志》卷8；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

钦宗在位虽然不到一年就被金人赶下台，但其统治期间的服饰侈靡风尚仍不逊于前朝。史书上所说的“一年景”（又称“靖康一年景”），就是北宋靖康年间东京织物或服饰上的一种流行图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说：“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时人认为，靖康纪元一年而止，盖因此服图案不祥之兆，所以这种服饰乃是一种妖服。

南宋初年的服饰风尚与北宋初年一样，也是以俭朴为主，其原因同样是由于政权初建，国家刚从宋金战争中解脱出来，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民力困竭。但一旦国家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奢侈的苗头就马上出来了。如《宋史·五行志三》载：“绍兴二十一年，行都豪贵竞为小青盖，饰赤油火珠于盖之顶，出都门外，传呼于道。珠者，乘舆服御饰升龙焉，臣庶以加于小盖，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遗。时去宣和未远，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近服妖也。”过去严禁的黝紫，又成为人们服装的流行色。但这一服饰上的奢侈风尚只局限于京城一些地区，南宋绝大多数地区仍保持着俭朴的风气。如宋孝宗时的梁克家便说道：三十年前，“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岁时·序拜》）。

但至孝宗时，服装上的奢侈风气迅速在全国兴起。当时官员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李椿《论非命官军兵朝省人不得服紫衫》，《历代名臣奏议》卷117）。同一时期的梁克家亦说：“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岁时·序拜》）朱熹也有同感，认为“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朱子语类》卷91《礼八·杂仪》）。如当时的秦桧子秦熺就曾穿“黄葛衫”，并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秦小相黄葛衫》）。社会上服用胡服的现象，在绍兴年间偃息一段时间后再度兴起。袁说友《论衣冠服制》说：“今来都下年来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更有甚者，“身披虏服而敢执事禁庭”。有鉴于此，朱熹慨然叹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朱子语类》卷91《礼八·杂仪》）。此风对南宋后期的服饰风尚也深有影响，时人说：“今之茶褐墨绿等服，皆出塞外，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深叹习俗之变也。”（楼钥《攻媿集》卷85《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

到了南宋末年，这种服饰上的奢侈风尚愈来愈烈。如当时的都城临安衣冠更易极快，“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吴自牧《梦粱录》卷18《民俗》）。当时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针对统治者禁止百姓佩戴珠翠的政策，喜爱美丽的都城妇女便以琉璃代替。《宋史·五行志三》载：“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琉璃首饰因与“流离”两字偕音，同样被一些文人看成是亡国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