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般男子服饰

除了上述官定的帝王和官员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典礼上穿戴的正式官服外，他们在平时或私下的场合所穿的服饰，致仕告老还乡后所穿的服饰，以及一般平民百姓所常穿戴的服饰，都属于一般服饰的范畴。

宋代男子最流行的服装是衫，品种有帽衫、凉衫、紫衫、衬衫、襕衫五种。

帽衫是北宋文人士大夫交际时所穿的一种服装，由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等组成。南渡后因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从此以后穿服帽衫的人比较少见，唯士大夫家冠婚、祭祀犹有人穿服。如果是国子生，则常穿戴之。

凉衫是北宋中期都城中内臣或班行，为方便骑马出行，制褐袖为凉衫，蒙在朝服外，以防止灰尘的袭击。凉衫以褐绸为材料制成，以代毳袍。这种凉衫的颜色一般为素白，故时人又称为白衫或白凉衫。后来这种服装渐及士大夫，不久，两府的官员亦仿效，甚至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沈括《梦溪笔谈》卷2《故事二》认为，“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南宋以后，凉衫极为普遍。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紫衫》便载：“自军兴，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八月甲子，诏公卿、长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然迄不行。秦桧之死，魏道弼秉政，复举行之。论者以为扰，士人贫者尤患苦之。未几，道弼为台谏所攻，遂罢。攻章中数事，此其一也。于是紫衫既废，士大夫皆服凉衫。”《朱子语类》卷91《礼八》也载：“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

与凉衫相配的帽子，称为“衫帽”，是宋代士大夫出行时所用的首服。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自渡江以前，无今之轿，只是乘马，所以有修帽护尘之服。士皆服衫帽凉衫为礼。”由此可见，其制是从过去的帷帽发展而来，流行于宋代。

凉衫之后，紫衫又成为下吏之服。如袁文《瓮牖闲评》卷6说：“今之紫衫，下吏之服也。自南渡以前，士大夫燕服止是冠带，惟下吏便于趋走，则服紫衫。既而金人南下，兵革扰攘，以冠带不甚轻便，士大夫亦服紫衫，且欲便事，不以为非也。迨绍兴末，有臣僚上言：‘今天下承平，而百官如扰攘时常服紫衫，不称。’于是朝廷之上、郡县之间，悉改服凉衫纯白之衣，未几显仁升遐，亦其验已。又有臣僚上言：‘凉衫近丧服，不可用，仍合只用紫衫。’故至今皆服而不疑。天下事固有循习之久而不可改者，如本朝衣制，亦尝屡更矣。独恨前后臣僚既言紫衫、凉衫不可用，而略无一言仍用冠带，坐使承平之风，不复见于后世，岂不重可叹哉！”由此可见，紫衫原用于军校之服，南宋初年因战争频繁，文人士大夫因其轻便，也纷纷仿效，一时蔚然成风，号为穿衫、尺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如此。绍兴年间，统治者觉得紫衫有“以戎服临民”之嫌，一度加以禁止。至乾道初，礼部侍郎王 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宋史·舆服志五》）于是又废除此禁，将紫衫用作士人便服。

毛衫在北宋都城开封的士大夫中盛行一时。宋叶寘所撰的《爱日斋丛钞》卷5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徐铉随后主归附宋朝，在京城开封见士大夫寒日多披毛衫，觉得怪异，大笑，并对旁边的人说：“中朝自兵乱之后，其风未改荷毡被毳，实繁有徒，深可骇也。”有一天他入朝，远远看见其女婿吴淑亦披着毛裘归家，遂把他招到面前，责备他说：你是来自吴地的读书人，怎么也像他们一样披着毛裘？吴淑回答说：早晨这里天气实在寒冷，有点吃不消。加上朝中官员大多都是这样披着毛裘抗冷的。徐铉听后，严肃地对女婿说：读书人只要有操守的一定不会穿服，你说的有点强词夺理。后来徐铉到新平，这里的天气比京城开封更加寒冽，恰好门人郑文宝在这里担任转运使之职，郑文宝听说老师来了，便早早到半途去迎。见到老师徐铉衣服单薄，他连忙把身上所服的褐裘脱下来，递给徐铉，但徐铉客气地谢绝了，最后为寒气所伤，下痢而死。这种以毛织物制成的衣服，又称为“蒙衫”“氁衫”。如俞琰《席上腐谈》卷上载：“今之蒙衫，即古之毳衣，蒙谓毛之细软貌，如《诗》所谓‘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氁，其实即是毛衫，毛讹为蒙，蒙又转而为氁。”

襕衫同样是士人的礼服，其制据《宋史·舆服志五》载，以白细布为材料制作而成，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打裥）。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穿戴此服。其色有白襕等种。白襕为举子所创，庞元英《文昌杂录》卷5载：“令馡士淝等数人应进士举，取解别试，所衣白襕，一时新事也。”王禹偁《寄砀山主簿朱九龄》诗：“利市襕衫抛白纻，风流名纸写红笺。”（王禹偁《小畜集》卷7）太平兴国七年（982），李昉奏请皇上加以禁止。

宋代文人致仕闲居时还喜欢穿野服。所谓野服是一种有别于礼服的服装。张世南《游宦纪闻》卷8载：“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于野服。”朱熹穿野服是因为“近缘久病，艰于动作，诎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可以燕居，免有拘绊缠绕之患、脱着疼痛之苦而已”。又，费衮《梁溪漫志》卷4《毗陵东坡祠堂记》载：“于士夫家广摹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间。”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2曾载野服的样式：我曾于赵季仁家中，见其服上衣下裳。衣服的颜色用黄、白、青都可以，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像道服一样，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时人称为野服，又称为便服。

深衣为一种衣裳合在一起、前后深长的衣服，始行于先秦士人，但后来曾一度不流行。至宋代时，深衣又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如北宋司马光曾依《礼记》作深衣自穿，为此邵雍非常反感，认为“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9）。此后，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亦作深衣之制，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与下面的裳连在一起，“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祀、宴居、交际时穿服，一时深受士大夫的喜爱。庆元年间，朱熹受到排挤，这种服装也被反对派指斥为“妖服”，服用的人迅速减少，趋于式微，故宋末理学家金履祥再一次力倡恢复，并亲自写了一篇《深衣小传》，认为其制符合《周礼》“规矩准绳”之义（《仁山文集》卷2）。

另外，道服也是士庶人喜欢穿的便服。这种服装的形制如长袍，因领袖等处缘以黑边，与道袍相似，故名。《宣和遗事·亨集》载：“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易了衣服，将龙袍卸却，把一领皂褙穿着，上面着一领紫道服，系一条红丝吕公绦。”

绵裘则是冬天流行的一种服装。因衣内纳有絮绵，故名。如周煇《清波杂志》卷5《朔庭苦寒》载：“使虏者，冬月耳白即冻堕，急以衣袖摩之令热，以手摩即触破。煇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绵裘之属，俱置不用。”

布袍为平民百姓及隐士所穿，而下层劳动人民一般穿皂衣、布衫等。白皂衫纱帽被时人视为下人的服装，士大夫中如有人服用这种衣服，必要遭到同行的讥讽和呵斥。张舜民《画墁录》记其兄弟穿“皂衫纱帽”时，范鼎臣就曾严厉训斥：“汝为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苎襕衫系里织带也。”布衫是一种粗布上衣，阔袖，其与贵族和官僚华丽精致的丝绸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蓑衣则一般为劳动人民的服用，又因这种蓑衣多由莎草制作而成，故又名莎衣。

背子是从北宋后期流行起来的一种服装。自其兴起后，社会各个阶层都以此服为便。哲宗、徽宗都曾披服黄背子，北宋末年的宰臣也是“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程大昌《演繁露》卷3载：“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裙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制根据袖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长袖；二是短袖；三是无袖。长袖背子又可分为两种，一种袖长而大，前襟平行而不缝合，两腋以下开衩；另一种是在两腋和背后都垂有带子，腰间以勒帛束缚。如程大昌《演繁露》卷8《褐裘背子道服襦裙》载：“今长背既与裘制大同小异，而与古中单又大相似，殆加减其制而为之耳。中单腋下缝合，而背子则离异其裾。中单两腋各有带穴，其腋而互穿之，以约定里衣。至背子，则既悉去其带。惟此为异也。”又说：“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腋下垂而不用盖，放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短袖背子又称半臂，高承《事物纪原》卷3引《实录》载：“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臂除，即长袖也。唐高宗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载：“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周煇《清波杂志》卷3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无袖子者时人称为背心，施德操《北窗炙 录》卷下载：“王沂公……在太学读书时，至贫，冬月止单衣，无绵背心。”

与衣相比，宋代男子的裳则要简单得多。贵族男子盛行穿戴绸、绢等制成的膝裤、红裙等。如《宋史·礼志五》载：“紫衣红裳，乘象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膝裤是一种胫衣，《朱子语类》卷131载：“秦太师（桧）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富贵人家则用细绢等制作裤子，谢薖《次韵李成德谢人惠墨牛》诗有“绮襦纨袴竞奢豪”之句（《宋诗纪事》卷33）。士子一般着袜头裤，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0载：“蜀中士子好着袜头袴。”而一般男子则着纱裙等，如《西湖老人繁胜录》：“御街扑卖摩侯罗，多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开裆裤是在胫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裤子。其特点是裤管上部连缀一裆，裆不缝合，上连于腰。穿着时有裆面在后。这种裤在宋墓多有发现，如江苏金坛、福建福州等地的宋墓中便有出土。

戴帽之风盛行于士大夫中。黑色的缁冠通常用作士人的礼冠，士大夫家冠婚、祭祀、宴居、交际时穿戴。其样式，《朱子家礼》卷1有载：“缁冠，糊纸为之，武高寸许，广三寸，袤四寸，上为五梁，广如武之袤而长八寸，跨项前后著于武，屈其两端各半寸，自内向外，而黑漆之。武之两旁半寸之上窍以受笄。笄以齿骨，凡白物。”道冠则为文人士大夫最为流行的便冠之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说：“太母令奏殿下，祖宗以来，退朝燕闲不裹巾，只戴道冠。”又称道帽，如朱彧《萍洲可谈》卷3载：“世传杜祁公罢相归乡里，不事冠带。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低矮而小的小冠，常被男人们用作平时的便冠。如《宋史·舆服志三》载：“隆祐太后命内臣上乘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闲居之所服也，自神宗始易以巾。愿即位后，退朝上戴此冠，庶几如祖宗时气象。’”铁冠是宋代隐士所戴的一种比较简陋的冠。《宋史·雷德骧传》：“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宋代不仅帽的式样和名目十分繁多，而且用途也较多，可以保暖、防雨、挡风、遮日等。保暖御寒之帽称暖帽，如洪迈《夷坚乙志》卷2载：“是日，徙倚门间，望一僧，顶暖帽，策杖而来，谓为庵中人。”宋代文献常见的毡笠，也是一种暖帽，时人往往在冬天穿戴。《西湖老人繁胜录》：“遇雪，公子王孙赏雪，多乘马披毡笠，人从则油绢衣，毡笠红边。”其制从契丹传入，故徽宗政和七年（1117）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又，用裘毛皮制成的裘帽也是一种暖帽，王应麟《玉海》卷82载：“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太祖赵匡胤）命王全斌等伐蜀。冬暮，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驿赐全斌。”风帽则以挡风为主，兼及防雨御寒，如李光《渔家傲》词：“海外无寒花发早，一枝不忍簪风帽。”

这些帽冠的制作材料也是五花八门，有金属、玉、竹、木、琥珀、动物皮等类。金冠，宋白《宫词》云：“去年因戏赐霓裳，权戴金冠奉玉皇。”鹿皮所制的冠称鹿皮冠，如米芾《画史》：“旧言士子国初皆顶鹿皮冠，弁遗制也。”竹冠，如《朱子语类》卷91载：“竹冠，制惟偃月、高士二式为佳，他无取焉，间以紫檀、黄杨为之。”又有椰子冠，苏轼《椰子冠》诗：“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摹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苏轼诗集》卷41）漆冠是用漆纱制成的冠，赵令畤《侯鲭录》卷6载：“宣和五六年间……又急地绫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絮帽是纳以绵絮之帽，庞元英《文昌杂录》卷2载：“兵部杜员外……至岷州界黑松林，寒甚，换绵衣毛褐絮帽乃可过。”纸帽顾名思义是由纸制成的，一般在丧事中使用。如《宋史·礼志二十五》：“（至道三年）太宗崩……诸军、庶民白衫纸帽。”

席帽、裁帽都是一种以藤席为骨架编成的笠帽，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缀以皂纱，而前者则无，宋人常用其蔽日遮雨。因其具有轻便实用之特点，男女老少通用之。魏泰《东轩笔录》卷13载：“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席帽。”但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所载，宋代男人席帽、裁帽的佩戴有一定的制度：“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耳帽为宋代男子所戴的一种便帽，两侧有耳，可以翻下。陆游《即事》诗：“生来骨相本酸寒，天遣沙头把钓竿。但称山人 耳帽，敢希楚客切云冠。”（《剑南诗稿》卷83）

另外，市肆上有狼头帽、销金帽等出售。

时人还往往别出心裁，自创新样，如王得臣《麈史》卷上《礼仪》说：“古人以纱帛冒其首，因谓之‘帽’，然未闻其何制也。魏晋以来始有白纱、乌纱等帽。至唐汝阳王璡犹服砑绢帽，后人遂有仙桃、隐士之别。今贵贱通为一样，但徇所尚而屡变耳。始时惟以幞头光纱为之，名曰‘京纱帽’，其制甚质，其檐有尖而如杏叶者，后为短檐，才二寸许者。庆历以来方服南纱者，又曰‘翠纱帽’者，盖前其顶与檐皆圆故也。久之，又增其身与檐皆抹上竦，俗戏呼为‘笔帽’。然书生多戴之，故为人嘲曰：‘文章若在尖檐帽，夫子当年合裹枪。’已而又为方檐者，其制自顶上阔，檐高七八寸。有书生步于通衢，过门为风折其檐者。比年复作短檐者，檐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为锐势，今则渐为四直者。”又有高檐帽，明曹臣《舌笔录》卷4载：“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这些纱帽价格不菲，江休复《江邻幾杂志》便载：“近年都下裁翠纱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纱帽。御帽例用京纱，未尝改易也。”另外，温公帽、东坡帽、伊川帽等都是宋代名士创制的帽。

温公帽、伊川帽分别由北宋著名学者司马光、程颐创制。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载：“宣政间，人君始巾。在元祐间，独司马温公、伊川先生以孱弱恶风，始裁皂䌷包首，当时只谓之‘温公帽’‘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

东坡帽相传由北宋苏轼（字东坡）被贬时创制，以乌纱为之，高顶短檐，形似桶样，时人又称为子瞻帽、高桶帽、桶帽、子瞻样、东坡巾、乌角巾、桶顶帽等，是宋代士大夫盛行一时的便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0引《王直方诗话》：“元祐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另外，苏轼还是宋代矮帽的始作俑者。宋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载：“崇宁初，衣服皆尚窄袖狭缘，有不如是者，皆取怒于时。故当时章疏有言：褒衣博带，尚存元祐之风；矮帽幅巾，犹袭奸臣之体。盖东坡喜戴矮帽，当时谓之东坡帽；黄鲁直喜戴幅巾，故言犹袭奸臣之体也。”

除帽子外，宋代男子还盛行佩戴头巾。此风始行于宣政年间。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云：“国朝帽而不巾，燕居虽披袄，亦帽，否则小冠。……至渡江方著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从巾的最初使用情况来看，原是“贱者不冠之服耳”（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但至北宋末期，头巾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男子最为普遍的头上佩戴品，正如《宣和遗事》所说：“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伎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又，《梦粱录》卷18《民俗》载：“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王得臣《麈史》卷上《礼仪》还记载了头巾演变的过程：“其巾子先以结藤为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数层为之裹。亦有草巾子者，以其价廉，士人鲜服。后取其轻便，遂彻其楮，作粘纱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废，止以漆纱为之，谓之‘纱巾’，而粘纱亦不复作矣。其巾之样始作前屈，谓之‘敛巾’，久之，作微敛而已。后为稍直者，又变为后抑，谓之‘偃巾’。已而又为直巾者，又为上下差狭而中大者，谓之‘梭巾’。今乃制为平直巾矣。其两脚始则全狭后而长，稍变又阔而短，今长短阔狭仅得中矣。”

宋代的头巾，从其形制来说，有幅巾、角巾之别。幅巾为方形，角巾指有棱角的头巾。李上交《近事会元·幞头巾子》云：“今宋朝所谓头巾，乃古之幅巾，贱者之服。”角巾在宋代又称为垫巾等，东坡巾就是一种以黑色纱罗制成的角巾。从其顶部折叠的方法来说，又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四种。另外，从米芾《西园雅集图》中所绘当时士大夫常用的头巾来看，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华阳巾为隐士逸人所戴的纱罗头巾。相传唐代诗人顾况（号华阳山人）晚年隐居山林，常戴此巾，故名。至宋代仍然流行，如《宋朝事实类苑》卷41《旷达隐逸》载：“陈抟，周世宗尝召见，赐号白云先生。太平兴国初，召赴阙……先生服华阳巾草屦垂縚，以宾礼见。”士大夫的头巾，称儒巾。如林景熙《元日得家书喜》诗：“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宋诗钞》第3册第2910页）而隐士则往往佩戴以黑色纱罗制成的乌纱头巾。如陆游《晨至湖上》诗：“荷香浮绿酒，藤露落乌巾。”（《剑南诗稿》卷5）结带巾为宋代士人常用的一种头巾。因此巾后缀有垂带，故名。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结带巾》载：“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系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当时有谑词云：‘头巾带，难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制。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法甚严，人甚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逍遥巾、接䍦、纶巾、燕尾巾都是宋代士人喜爱的头巾。逍遥巾因其形制较冠帽要便利得多，裹在头上安然闲适，故名。米芾《画史》：“今则士人皆戴庶人花顶头巾，稍作幅巾、逍遥巾。”南宋韩世忠创制的“一字巾”，便是在逍遥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故时人又名“逍遥一字巾”。洪迈《夷坚甲志》卷1《韩郡王荐士》云：“韩郡王既解枢柄，逍遥家居，常顶一字巾，跨骏骡，周游湖山之间。”“接䍦”是士人常用的一种白色头巾，陆游《晨起》诗有“晨起凭栏叹衰甚，接䍦纱薄发飕飕”之句（《剑南诗稿》卷12）。燕尾巾即云巾，以其形似而出名，苏轼《谢人惠云巾方舄二首》诗：“燕尾称呼理未便，剪裁云叶却天然。无心只是青山物，覆顶宜归紫府仙。转觉周家新样俗，未容陶令旧名传。鹿门佳士勤相赠，黑雾玄霜合比肩。”（《苏轼诗集》卷21） 鸸巾也是一种形如飞燕的头巾，士人们常在夏季用来避暑蔽日。刘敞《 鸸巾》诗曰：“远思意而子，因作 鸸巾。”并自注说：“余率意作之，以便当暑，其形制如燕也。”凉缁巾，“以竹丝为骨，如凉帽之状，而覆以皂纱，易脱易戴，夏月最便”（俞琰《席上腐谈》卷上）。斜巾和四脚幅巾流行在丧事时佩戴。如《宋史·礼志二十五》载：“（太宗崩）礼官言：‘群臣当服布斜巾、四脚……’”

北宋时，士大夫出行时还往往使用幅巾盖头，以避风尘之苦。帷帽创于隋代，唐永徽中始用之，施裙及颈。到宋代盛行于世，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往往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这种幅巾盖头，时人称为凉衫，如沈括《梦溪笔谈》卷3《故事二》载：“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凉衫以褐绸、黪帛制成，江休复《江邻幾杂志》载：“凉衫以褐绸为之，以代毳袍。韩持国云：‘始于内臣班行，渐及士人，今两府亦然，独不肯服。’予读《仪礼》，妇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谓之景。景，明也。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则凉衫亦所以护朝衣，虽出近俗，不可谓之无稽。”

重戴风尚盛行于文人士大夫中。所谓重戴，在宋代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在头巾裹发后再加冠帽。此俗沿袭唐、五代而来。如《宋史·舆服志五》载：“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宋初，御史台皆重戴，余官或戴或否。后新进士亦戴，至释褐则止。太宗淳化二年，御史台言：‘旧仪，三院御史在台及出使，并重戴，事已久废。其御史出台为省职及在京厘务者，请依旧仪，违者罚俸一月。’从之。又诏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中兴后，御史、两制、知贡举官、新进士上三人，许服之。”另一说法是讲文吏夏日外出，既戴凉帽又撑凉伞。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载：“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

平民百姓往往以黑色布帛裹头，古称“黔首”。如米芾《画史》：“其后举人始以紫纱罗为长顶头巾，垂至背，以别庶人黔首。”以漆纱制成的梭巾，也是宋代男子所戴的一种便巾。王得臣《麈史》卷上《礼仪》载其制曰：“又为上下差狭而中大者，谓之梭巾。”在一些山区，人们还用竹笋皮制作头巾，时称“竹笋巾”。万字巾是宋代庶民燕居时所戴的头巾，其形制为上阔下窄。《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载：“却见一个后生，头戴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褡膊，里面却是铜钱。”绿色的头巾用于奴仆杂役，如钱惟演《别墅》诗：“苍头冠绿帻，中妇织流黄。”（杨亿编《西昆酬唱集》卷上）另据文献记载，下层劳动人民在头巾裹发后一般不加冠帽，时称秃巾。如陆游《村舍杂书》诗：“军兴尚戎衣，冠带谢褒博。秃巾与小袖，顾影每怀怍。及今反士服，始觉荣天爵。出入阡陌间，终身有余乐。”（《剑南诗稿》卷39）

以竹箬、棕皮、草葛等材料制成的笠，在民间极为常见。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卷10载：“笠子，古者虽出于外国，今世俗皆顶之，或以牛尾、马尾为之，或以皂罗、皂纱之类为之。”其品种较多，有斗笠、螺笠、莲花笠、伞笠、小花笠、蛮笠、藤笠、竹笠、箬笠、棕笠等。斗笠因其顶部隆起如斗，故名。《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载有“诸般斗笠”。伞笠也因其形似雨伞而名之，如沈括《忘怀录·附带杂物》：“泥靴、雨衣、伞笠。”

平民百姓除少量穿布鞋外，大多数是穿草鞋、麻鞋、棕鞋等。草鞋的品种较多，有蒲鞋、芒鞋、棕鞋等。因其价格低廉，又耐磨防滑，故深受人们的欢迎。蒲鞋由蒲草编成，在市场上有售。芒鞋在宋代又称为“芒鞵”“芒屦”，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2《红友》说：“余尝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绶，诚不如黄帽青蓑；朱毂绣鞍，诚不如芒鞋藤杖。”这种芒鞋的使用者颇多，市场上也有售，苏轼、陆游等人都曾穿过这种芒鞋。如苏轼《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棕鞋也是一种草鞋，以棕皮、蒲草编成，其优点在时人诗中多有体现。如苏轼《宝山新开径》诗：“藤梢桔刺元无路，竹杖棕鞋不用扶。”（《苏轼诗集》卷11）麻鞋多行于夫役等下层劳动人民，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只见一个汉子……着一双多耳麻鞋，挑着一个高肩担儿。”以葛藤编成的藤鞋多用于夏季或出行，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载：“九十余年老古锤，虽然鹤发未鸡皮。曾拖竹杖穿云顶，屡靸藤鞋看海涯。”木屐在民间极为盛行，如“杜亚归元，金华人。宋绍熙初，到括苍龙泉歌唱度日，因病风，两足拘挛，木屐曳行，丐于市”（《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1《仙医足疾》）。此外，木屐还常被宋人用作雨鞋，如陆游《买屐》诗曰：“一雨三日泥，泥干雨还作。出门每有碍，使我惨不乐。百钱买木屐，日日绕村行。”（《剑南诗稿》卷31）从当时流行的鞋子形状来说，方头鞋子无疑是男子的专用品。如张世南《游宦纪闻》卷8云：“朱文公晚年居考亭……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大带方履。”凉鞋是宋人在炎热夏季所穿的一种鞋。这种鞋在市场上有售。

宋代男子有穿袜的习惯，所穿之袜一般以比较厚实的布袜和皮袜为主。如毡袜用于冬季，苏轼《物类相感志》：“毡袜以生芋擦之，则耐久而不蛀。”兜袜为一种布袜，是将数层布叠合在一起，周身用细线纳缝。因其厚实，可以防冻保暖，故用于秋冬两季。如陆游《天气作雪戏作》诗：“细衲兜罗袜，奇温吉贝裘。闭门薪炭足，雪夜可无忧。”（《剑南诗稿》卷65）

宋代男子腰佩以布帛制成的宽幅腰带，称勒帛，用来系束锦袍、抱肚、背子等。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引长者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布帛腰带一般用于常服，以士大夫最为常见。如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结带巾》载：“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系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白假带是一种以白色丝帛制成的腰带。如王应麟《玉海》卷82载：“礼院具制度令式：衮冕，前后十二旒……绛纱袍，白纱中单，朱领褾裾，绛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有一种搭膊也是腰带或腰巾，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只见跳出一个人来，头带乾红凹面巾，身穿一领旧战袍，腰间红绢搭膊裹肚，脚下蹬一双乌皮皂靴。”

围肚即直系，以长幅布帛为之，男女通用。如《宣和遗事》：“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了龙凤绞绡直系，与了师师。”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载：“（姚翀）遂缒城而出，以直系书‘青州姚通判’，以长竿揭之马前，往见李姑姑。”

锦囊是一种用织锦制成的口袋。男子佩在腰间，以盛放钱币、文具等零星细物。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8：“黄鲁直就几阁间，取小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锦囊手之……”

茄袋又称“顺袋”，因其造型与北方的一种茄子相似，故名。为佩挂在身边用以盛放零星细物的口袋。如《宋史·舆服志六》：“带上玉事件大小一十八；又玉靶铁剉一，销金玉事件二，皮茄袋一，玉事件三。”

縚是一种以丝编织而成的带子，在宋代也被一些人用作佩饰。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载：“旧凤翔郿县出縚，以紧细如箸者为贵。近岁衣道服者，縚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一縚有直十余千者，此何理也？” fRUsE0umWUKBxmoatEvwtSgSwD541ZLzqqYzZhP+pbQDfMN7zG4Qp1NVDC2gDi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