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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娜兰的名字都是“奥斯曼”，他是安纳托利亚一个农民家庭最小的儿子。生活中充满新翻的泥土和野菜的气息，日子忙忙碌碌：耕地、养鸡、照料奶牛、确保蜜蜂熬过冬天……一只蜜蜂终生辛勤劳作，只为酿出一茶匙蜂蜜。奥斯曼很想知道他的一生会创造出什么——这个问题让他既兴奋又害怕。村庄里夜晚来得早，天黑以后，哥哥姐姐们一进入梦乡，他就会在柳条灯旁的床上坐起来。伴随着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旋律，他的手慢慢地弯成这样那样的形状，在对面墙上形成舞动的影子。在他虚构的故事中，他总是扮演主角——波斯女诗人、中国公主或俄罗斯女皇；人物角色反差很大，但唯一不变的是：在他心里，他永远是一个女孩，而不是一个男孩。
在学校，情况全然不同。教室可不是讲故事的地方。那是一个讲规则、不停重复的地方。在拼写单词、背诵诗歌或朗诵阿拉伯语祷告词时，他发现自己很难跟上其他孩子的步伐。老师是一个冷漠阴沉的家伙，手拿一把戒尺在教室里踱来踱去，用来打捣乱的学生，对他毫无耐心可言。
每个学期表演爱国话剧时，受欢迎的学生们争相扮演土耳其战争英雄，其他人则只能扮演希腊军队。不过奥斯曼并不介意当希腊士兵。他只需立刻死去，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直到戏剧演完。但让他 真正 介意的是每天遭到别人嘲笑和欺凌。一切的起因是，一个男孩发现他光着的脚上涂了趾甲。 奥斯曼是个娘娘腔！ 谁身上一旦有了这个标签，无异于每天早上走进教室时，额头上画着一个靶心。
他的父母有钱有势，本可以供孩子上更好的学校，但他父亲不信任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宁愿让孩子学习种地。奥斯曼知道植物和草药的名字，就像他城市里的同龄人知道流行歌手和电影明星的名字一样。生活按部就班，平稳向前，是一条可靠的因果链：人们的心情好坏取决于挣了多少钱，挣钱多少取决于收成如何，收成如何取决于季节变化，季节变化掌握在真主安拉手中，而真主安拉不需要任何人。奥斯曼唯一一次跳出这个循环，是离开家乡去服兵役。在部队，他学会了如何清洁步枪，如何给枪上膛，如何挖战壕，如何从屋顶上扔手榴弹。他希望这些技能永远派不上用场。每天晚上，在他和另外四十三名士兵合住的宿舍里，他都渴望重温以前的影子游戏，但这里既没有干净的白墙，也没有迷人的油灯。
回家后，他发现家人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然而，他却变了。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内在是个女人，但军队的苦难经历磨平了他的灵魂，奇怪的是，他觉得自己有了活出真实自我的勇气。也算是命运的安排，大约在那时，他的母亲提出一个想法：他应该马上结婚，为她生孙子孙女，尽管她已经有很多孙辈了。她不顾儿子的反对，一心一意要为他寻个合适的妻子。
婚礼那天晚上，客人们随着乐师的鼓点声拍手，年轻的新娘穿着松垮的礼袍在楼上一个房间等着，这时奥斯曼偷偷溜了出去。头顶上雕鸮的叫声和石鸻的哀鸣清晰可闻，他熟悉这些声音，就像熟悉自己的呼吸。他跋涉了十二英里，到了最近的车站，跳上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第一趟火车，之后再也没回去过。刚开始他露宿街头，在一家卫生条件差、名声更糟糕的浴室当按摩师。不久，他去了海达尔帕夏火车站打扫厕所。正是在这一份工作中，奥斯曼形成了对人类同胞的大部分定义：任何人都不该对人性的本质进行哲学思考，除非他们到公共厕所工作几个星期，亲眼目睹人们的所作所为；在那里，他们可以破坏墙上的水管，砸烂门把手，到处乱涂鸦，在擦手纸上撒尿，随处乱丢污物垃圾，因为他们知道有人会清理。
这不是他想象中的城市，这些人当然也不是他愿意与之分享生活点滴的人。但只有在伊斯坦布尔，他才能在外表上把自己变成内在真实的模样，于是他留了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
奥斯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娜兰。她再也不会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