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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莱拉的心脏停止跳动已经过去了三分钟，现在她想起了豆蔻咖啡的味道：浓郁、醇厚、香甜。这种味道在她的脑海里永远与伊斯坦布尔妓院街联系在一起，竟然会在她童年时代回忆之后出现，真是奇怪。但人类的记忆就像一个饮酒过量的深夜狂欢者：尽管努力尝试，但它就是走不了一条直线。它摇摇晃晃地穿过一个颠倒的迷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之”字形移动，不受理性控制，一不小心就会完全崩溃。
于是，莱拉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九月海港附近的一条死胡同，它离卡拉科伊港
只有一箭之遥，靠近金角湾
，两旁是一排排持证经营的妓院。附近有一所亚美尼亚学校、一座希腊教堂、一所赛法迪犹太人
会堂、一所苏非派分会堂、一间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这些都是过去的遗迹，如今已无人记得。这个地区曾经是繁荣的海滨商业区，是富足的黎凡特
人和犹太人社区的家园，后来成为奥斯曼帝国银行业和航运业的中心，如今却见证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交易。无声的信息在风中传递，金钱入手和易手的速度一样快。
港口周围的地区总是拥挤不堪，行人不得不像螃蟹一样侧身而行。穿超短裙的年轻女人手挽手并排走在路上；司机们把头伸到车窗外愤怒地叫喊；咖啡馆里的学徒端着装满小玻璃杯的茶盘来回穿梭；背着沉重背包的游客四处张望，仿佛刚刚睡醒；擦鞋男孩们的刷子碰在黄铜箱子上咔嗒作响，他们的箱子上装饰着女演员的照片——正面贴着她们端庄的照片，背面则贴着裸体照。小摊小贩给腌黄瓜去皮，把新鲜的酸菜榨成汁，烤鹰嘴豆，喊叫声一个盖过一个，司机们则毫无理由地按着喇叭。咸咸的海风中混杂着烟草、汗液、香水、油炸食品的味道，偶尔还有大麻烟味——尽管吸食大麻并不合法。
小街小巷成了纸的海洋。墙上贴满了各种海报，扫大街的清洁工们拿着破扫帚，一脸疲惫地捡垃圾。他们知道，只要一转身，就会有新的传单纷纷落下，这让他们筋疲力尽。
从港口走几分钟，来到一条陡峭的街道，旁边就是妓院街。一扇需要重新粉刷的铁门将这里与外面的世界隔开。门前站着几名轮流值班八小时的警察。其中一些警察显然讨厌这份差事，他们鄙视这条声名狼藉的街道，也看不起跨过这个门槛的人，无论男女。他们粗鲁的举止中包含一种无声的训斥，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挤在门口急着进去又不想排队的男人。有些警察就像对待其他工作一样，只是日复一日做着被吩咐做的事。而还有一些警察则暗自嫉妒这些嫖客，希望能与他们交换一下角色，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也好。
莱拉工作的妓院是该地区最古老的妓院之一。门口只有一根日光灯管闪烁个不停，昏暗得就像一千根小火柴一根接一根地点燃一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廉价香水的味道，水龙头上结满了水垢，天花板上沾满了多年来尼古丁和焦油留下的棕色黏稠污渍。承重墙上遍布错综复杂的裂缝，像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的血管一样纤细。就在莱拉房间窗外的屋檐下，悬着一个空马蜂窝——又圆又薄，十分神秘。一个隐秘的宇宙。她时不时地会涌起一种冲动，想去触摸一下这个马蜂窝，把它砸开，露出其中完美的建筑艺术，但每次她都告诉自己，大自然力图保持完整无缺的东西，她没有权利去破坏。
这是她在这条街上待过的第二个处所。第一家妓院让她无法忍受，以至于待了不到一年，她就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她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物品，穿上唯一的那件漂亮外套，来到隔壁妓院寻求庇护。这个消息把社区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人说应该立即把她送回原来的地方，否则，每个老鸨手下的妓女都会效仿她，违反不成文的职业道德准则，整个行业会陷入混乱；但也有人说，凭良心而言，绝望到寻求庇护的姑娘，不管是谁，都应该得到帮助。最后，第二家妓院的老鸨被莱拉的胆量以及她将会带来的新客源所打动，对她产生了好感，把她当作自己人接收了。但在此之前，老鸨向同行支付了一大笔钱，表达了最真诚的歉意，并承诺她不会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新老鸨身材丰满、步态坚定，涂了胭脂的脸颊已经下垂，就像两块被撑大了的皮革。对每一个来她店里的男人，无论他是不是常客，她都称他为“我的
帕夏
”。每隔几个星期，她就会去一家名为“发梢分叉”的美发店，把头发染成各式各样的金色。她的眼距很宽，眼睛突起，这让她脸上永远都呈一副惊讶的表情，虽然她很少吃惊。她那大大的鼻尖上，断裂的毛细血管网呈扇形散开，就像一条溪流，正沿山腰蜿蜒流淌。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妓女和嫖客当面都称她“甜妈”，背后却叫她“苦妈”。作为一个老鸨，她还算不坏，但凡事总是做得太过火：抽烟太凶，脏话太多，总是叫嚷个不停，在他们的生活中，她就是一个生猛的人——名副其实地活出自己最精彩的样子。
“我们这家妓院可是早在十九世纪就建成了，”苦妈喜欢吹嘘着，语气轻快、带着骄傲地说，“不是由别人，正是由伟大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
建立的。”
以前她曾经把一幅装裱好的苏丹画像挂在办公桌后面——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顾客，当着众人的面斥责了她。那个男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要再扯“我们伟大的祖先和光辉的过去”这种鬼话。
“一个征服了三大洲五大洋的苏丹，怎么会允许在伊斯坦布尔开这种肮脏场所呢？”他逼问道。
苦妈紧张地绞着手绢，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嘛，我想是因为——”
“谁在乎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历史学家还是别的什么？”
苦妈扬起刚刚修过的眉毛。
“也可能你是个教授！”那人轻蔑地笑着说。
苦妈的肩膀耷拉下来。
“一个无知的女人没有权利歪曲历史，”那人不再笑了，说，“你最好弄清楚。奥斯曼帝国没有合法妓院。如果有几个女人偷偷摸摸干这行当，她们一定是基督徒、犹太人，或者是异教徒吉卜赛人。因为我告诉你，正经的穆斯林女人不会做这种不道德的勾当。她们宁愿饿死也不卖身。哪怕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现在的人啊，早就不知廉耻了。”
被教训了一通之后，苦妈就悄悄把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画像取了下来，换上了黄水仙和柑橘水果的静物画。但由于这幅画比之前的那幅画小，墙上依然可见苏丹画像的轮廓，稀薄又苍白，就像在沙地上画的地图。
至于那位客人，他再来的时候，老鸨满脸笑容地鞠躬迎接，对他表示亲切欢迎，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性感十足的姑娘，说他特别幸运，没有错过她。
“她要离开我们了，我的帕夏。明天早上她就要回家了。这个姑娘，她想办法还清了债务。我有什么办法呢？她说余生会一直忏悔。‘真有你的，’我最后说，‘你也可以为我们其他人祈祷。’”
这是个谎言，一个相当无耻的谎言。那个女孩是要走了，不过根本不是因为这个。最近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女孩的淋病和梅毒检测结果都呈阳性。她被禁止工作，不得不离开妓院，直到她的感染彻底痊愈。苦妈收了那人的钱，放进抽屉，对这个细节只字未提。她没有忘记他之前对她有多么无礼。没有人可以这样和她说话，尤其当着姑娘们的面。与伊斯坦布尔这座总是装作失忆的城市不同，苦妈有着出色的记忆力；她记得一切她受过的委屈，一有适当时机，她就会报仇雪恨。
妓院内部的颜色很是单调：无趣的棕色，陈旧的黄色，还有剩菜汤一样乏味的绿色。 晚祷声 在这座城市铅灰色的穹顶和凹面屋顶上空回荡时，苦妈便把一串串没有灯罩的灯泡打开：靛蓝、深紫红、淡紫、宝石红，整个妓院沐浴在无比奇特的光辉之中，仿佛被精神错乱的小精灵亲吻过一般。
入口旁边有一个用金属框裱起来的手写大招牌，人们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上面写着：
如果你希望保护自己免受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危害，请务必做到以下几点：
1. 在跟姑娘进入房间之前，要求她出示健康卡；务必检查她是否健康！
2. 使用安全套。确保每次使用新的安全套。安全套不会多收费；去问老板娘，她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
3. 如果你怀疑自己可能染上了什么病，切勿在此逗留，立即咨询医生；
4. 性传播疾病可以预防，只要你下定决心保护自己， 保护国家！
上班时间是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一点。莱拉每天有两次茶歇时间：下午半小时，晚上十五分钟。苦妈不同意她晚上休息，但是莱拉坚持说，如果每天不喝豆蔻咖啡，她就会犯严重的偏头痛。
每天早晨，大门一开，姑娘们就在入口处玻璃板后面的木椅和矮凳上坐下。刚来妓院工作的女人，仅凭举止，就能把她们和前辈区分开来。新来的姑娘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游移，好像刚从一个陌生之地醒来的梦游者。那些在这里待久了的人则表现得若无其事，自如地在屋里来回走动——清洁指甲，抓挠发痒的地方，给自己扇风，对着镜子检查面色，互相编辫子。她们不害怕眼神交流，漠然地看着男人们或是成群结队，或是独自一人。
有几个姑娘提议，不如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做点针线活儿或者手工编织，但苦妈根本不听。
“编织——多么愚蠢的主意！你想让这些男人想起家里那无趣的妻子吗？或者更糟，想起他们的母亲？当然不行！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家里没有的服务，而不是和家里一样的东西。”
这是沿同一条小巷一字排开的十四家妓院之一，客人们有很多选择。他们会来回踱步，走走停停，色眯眯地斜瞟一番，抽根烟，想一想，权衡一下他们的选择。如果还需要时间掂量，他们会在路边小贩那里停下来，喝一小杯酸黄瓜汁，或者吃一块 油炸面团糕 。经验告诉莱拉，要是一个男人三分钟之内不能打定主意，那他就永远不会打定主意。三分钟后，她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人身上。
大多数妓女都克制自己不去招呼嫖客，只是偶尔抛个飞吻、挤眉弄眼、露出乳沟，或者叉开双腿，这就足够了。苦妈不希望手下的姑娘们表现得过于急切，说这样做会使商品变得廉价。她们也不能表现得冷冰冰的，好像对自己的品质没有把握似的。她们必须达到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平衡”——虽说苦妈本人无法做到很好的平衡，但她希望她的姑娘们能做到。
莱拉的房间位于二楼右手边第一间。“这是最好的位置。”大家都这样说。不是因为里面装饰得多么奢华，也不是因为从那里能欣赏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景色，而是因为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楼下的人很容易就能听到动静。走廊另一端的房间最为糟糕。即使拼命尖叫，也不会有人跑过来。
莱拉在房间门前放了一张半月形的垫子，供男人们擦鞋用。房间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上面铺着印花床单，还有配套的褶边帷幔。旁边是一个柜子，上面有个上锁的抽屉，里面放着她的信件和各种物品，虽然一点也不值钱，但她对它们有着深厚的感情。窗帘被阳光晒得褪色发旧，颜色就像切开的西瓜，那些看上去像种子一样的黑点，其实是被香烟烫过的痕迹。房间角落里有一个裂了缝的水池；一个煤气灶，上面是一把摇摇欲坠的黄铜
咖啡壶
；旁边是一双蓝丝绒拖鞋，上面有缎子玫瑰花结，脚趾处装饰着串珠，这算是她最漂亮的物品了。靠墙立着一个胡桃木衣橱，橱门已不太好用。衣架上的衣服下面放着一堆杂志，一个装满避孕套的饼干盒，还有一条散发着霉味、许久不用的毯子。对面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框里塞着一沓明信片：碧姬·芭铎
抽着细长的雪茄，拉蔻儿·薇芝
身穿兽皮比基尼，披头士乐队和他们的金发女友们与一名印度瑜伽师坐在地毯上，还有风景照：首都城市的河流在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巴洛克广场上落了薄薄一层雪，林荫大道在夜间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照片上都是莱拉从未去过、但渴望有一天能去探索的城市：柏林、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罗马、东京……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个房间都更好一些，它展示了莱拉的地位。大多数姑娘可没有她这么舒适。苦妈喜欢莱拉，一部分原因是她诚实肯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她长得与几十年前苦妈留在巴尔干半岛的妹妹惊人地相似。
莱拉被带到这条街上时，只有十七岁。她被一男一女卖到第一家妓院，那两个皮条客在警察们中间都很有名。那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但感觉像是发生在上辈子。那些日子她从来不提，就像她从不谈论自己为什么离家出走，也不提自己是怎样身上只带了五里拉二十库鲁就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后无处栖身。记忆对她而言就像墓地一般；生命的各个片段被埋葬在里面，躺在不同的坟墓里，她无意让它们复活。
刚来这条街的最初几个月是如此黑暗，那些日子就像一根绳子，把她困在绝望之中，让她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悄无声息地迅速死去，这可以实现。那时候，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让她不安；每一个声音在她听来都如晴天霹雳。即使投奔了稍微安全些的苦妈，她也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厕所里的恶臭，厨房里的老鼠粪便，地下室里的蟑螂，客人嘴里的溃疡，妓女手上的疣，老鸨衬衫上的食物污渍，到处嗡嗡作响的苍蝇，这一切都令她不由自主地感觉浑身瘙痒。晚上，躺在枕头上时，她闻到空气中一股淡淡的铜味，她知道那是腐烂的肉的气息，担心这股味道正在她指甲里聚集，渗入她的血液。她确信自己得了某种可怕的疾病。看不见的寄生虫在她的皮肤上爬来爬去。在当地妓女们每个星期光顾一次的浴室，她把自己洗了又洗，擦了又擦，直到搓得浑身通红；每次一回来，她就把枕套和床单全都煮一遍。但没有用。寄生虫还会回来。
“可能是你的 心理问题 ，”苦妈说，“我以前碰到过。听着，我经营的可是个干净场所，你要是不喜欢，就回原来的地方。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告诉我，你妈妈是不是也有洁癖？”
这个问题让莱拉愣住了，在那之后她再也不感觉痒了。她再也不愿意想起宾纳兹姨妈，或是凡城那幢冷冷清清的大房子。
从莱拉房间里唯一一扇窗户望去，可以俯瞰后面的房舍：一个小庭院里种着一棵白桦树，后面是一幢破旧的建筑，除了一楼的家具作坊，其他房间都无人居住。作坊里面，大约四十名工人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吸入灰尘、清漆以及叫不上名字的化学物质。他们中有一半是非法移民，都没有保险，大多数人不超过二十五岁。这不是个能长久从事的工作，树脂散发的烟会把工人的肺熏坏。
工人们由一个满脸胡须的工头监督，他很少说话，也从来不笑。每逢星期五，他便头戴 塔基亚帽 ，手拿一串念珠去清真寺。等他一走，其他人就会打开窗户，伸长脖子，偷看这些妓女。妓院的窗帘大部分时间都拉着，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并不死心，渴望看上一眼她们臀部的曲线或者裸露的大腿。他们互相吹嘘偷看到的撩人一幕，轻声笑着；所有人从头到脚都覆满了灰尘，这使得他们长满皱纹，头发花白，与其说看上去像老人，不如说像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幽灵。院子另一头的姑娘们常常无动于衷，但时不时会有一个姑娘，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怜悯，突然出现在窗边，倚着窗台，胸脯重重压在前臂上，静静地抽着烟，直到手中的香烟燃尽。
有几个工人嗓子很好，喜欢唱歌，他们轮流领唱。在一个他们既不能完全理解，也无法战胜的世界里，音乐是唯一免费的快乐，因此，他们唱得满怀热情。他们用库尔德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普什图语
、格鲁吉亚语、切尔克斯语
和俾路支语
为窗户里面的女人唱起了小夜曲。女人们的身体笼罩在神秘之中，不像是鲜活的肉体，更像是幻影。
一次，莱拉被一阵美妙的歌声打动，拉开了之前一直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向窗外的家具作坊看去。只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她，嘴里唱着她听过的最悲伤的情歌，讲的是一对私奔的恋人在洪水中殒命的故事。那人的眼睛呈杏仁状，颜色像锃亮的铁；下颌轮廓突出，下巴上有一道明显的裂缝。打动莱拉的是他那温柔的目光，没有一丝贪婪。他朝她微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她也忍不住回以微笑。这座城市总让她惊讶。天真无邪的时刻就隐藏在最黑暗的角落，那些时刻如此难以捉摸，等她意识到它们是多么纯洁时，它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叫什么名字？”他在风中朝她喊道。
她告诉了他。“你叫什么？”
“我？我还没有名字呢。”
“每个人都有名字。”
“嗯，没错……但我不喜欢我的名字。现在你可以先叫我——‘乌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再去看时，那个年轻人不在那里。之后的一个星期也不见他的身影。于是她以为那人永远消失了，以窗台为框，这个由一个头和半个身子构成的陌生人就像一幅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油画，是别人想象的产物。
然而伊斯坦布尔带给她的惊喜层出不穷。整整一年后，纯属偶然，她会再次遇见他。不过这一次，“乌有”成了一个女人。
此时，苦妈已经开始把莱拉送到她尊贵的顾客那里去了。尽管这家妓院得到了政府批准，所有在这里进行的交易都是合法的，但那些在外面进行的交易属于无证经营——因此它是免税的。尽管这项新业务有利可图，但苦妈冒了巨大的风险。如果被发现，她会被起诉，很可能还会被关进监狱。但苦妈相信莱拉，她知道莱拉即使被抓，也不会向警察透露她为谁工作。
“你会守口如瓶的，对不对？好姑娘。”
一天晚上，警方突袭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数十家夜总会、酒吧和酒铺，数十名未成年的夜店常客、吸毒人员和性工作者被捕。莱拉和一个身材魁梧的高个子女人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那人说她叫“娜兰”，之后便坐在一个角落里，心烦意乱地哼唱着，长长的指甲在墙上有节奏地敲打。
要不是因为那首熟悉的歌——那首老歌，莱拉可能就认不出她了。这激起了莱拉的好奇心，她仔细打量着这个女人，看着那双明亮温暖的棕色眼睛，方方正正的下颌和下巴上的裂缝。
“乌有？”莱拉惊讶地深吸一口气，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还记得我吗？”
那个女人把头歪向一边，脸上的表情一时让人难以捉摸。然后，她的脸上洋溢出迷人的微笑，跳了起来，头差一点撞到低矮的天花板。
“你就是妓院里的那个女孩！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天晚上在拘留所，两人一夜无眠。她们坐在脏兮兮的床垫上交谈，先是在黑暗中，后来在黎明的微光中，彼此做伴。娜兰解释说，她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只是在家具作坊做临时工，为变性手术攒钱。事实证明，变性手术比预想的更艰难，更昂贵， 而她的整形医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但是她尽量不抱怨，至少不抱怨得太大声，因为， 妈的 ，她决心坚持到底。她一辈子都被困在一个陌生的身体里，那感觉就像用舌头说一个陌生的外语单词。她出生在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个富裕的养羊户农民家庭，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纠正万能的主所公然犯下的错误。
第二天早晨，尽管莱拉坐了一整夜，腰酸背痛，双腿也像灌了铅般沉重，但她还是觉得身上轻了一些——现在这种充盈全身的轻松之感，她甚至已然快要遗忘了。
一被释放出来，两人就去了一家油酥糕点店，她们太想喝杯热茶了。一杯变成了许多杯。从那以后，她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时常在同一个街角商店见面。她们觉得即使分开时也有很多话想跟对方说，于是开始通信。娜兰经常给莱拉寄明信片，在明信片背面用圆珠笔写几行字，字迹潦草，还有很多拼写错误；而莱拉喜欢用信纸、自来水笔，字迹工整，这是多年前她在凡城上学时学到的。
时不时地，莱拉会放下笔，想起宾纳兹姨妈，想起她对字母表无声的恐惧。莱拉给家人写过几次信，但从来没有回音。她想知道家人是怎么处理她的信件的——是把信放在一个别人看不到的盒子里，还是把它们撕了？还是邮递员又把退回的信件带了回来？如果带回来了，它们又被放在了哪里？一定有一个地方，一个模糊的地址，用来存放那些不受欢迎、无人问津的信件。
娜兰住在一个潮湿的地下室公寓里，公寓位于离塔克西姆广场不远的锅匠街，有着歪扭的地板，扭曲的窗框和歪斜的墙壁；公寓的布置如此怪异，只可能出自一位吸毒后处于亢奋状态的建筑师之手。她和另外四个变性女人合住，还养了一对乌龟——图蒂和弗鲁蒂——似乎只有她能区分它们。每逢暴雨，不是水管爆裂，就是马桶外溢。不过幸好，娜兰注意到，图蒂和弗鲁蒂都是游泳好手。
对于像娜兰这样自信的女人来说，“乌有”这个昵称不太合适，莱拉决定叫她“思乡者”，不是因为娜兰对过去充满眷恋——显然，她巴不得把过去抛在脑后——而是因为她在这座城市时十分想家。她怀念乡下，怀念那里的丰饶气息，渴望在野外开阔的天空下沉入梦乡。在那里，她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活力四射，胆识过人，对敌人凶狠，对最心爱的人忠心耿耿：思乡者娜兰——莱拉最勇敢的朋友。
思乡者娜兰，五人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