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想象的共同体

在继续探寻东南亚形成的过程之前，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区域”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区域”？今天，我们不仅经常使用“东南亚”这个术语，也常常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东南亚这个区域存在的基础？

通常来讲，地理上的临近性是构成“区域”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就地理来看，因为海洋和密林的分割，东南亚并不具备“区域”形成的优越条件。部分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版图甚至可以用支离破碎来形容——现代印尼的领土就是由13466个岛屿组成的，菲律宾的岛屿也多达7641个。 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地理则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山地少数民族常年与低地主体民族相互隔绝，中南半岛历史上的古王国也多建立在平原地带，其权力范围很少延伸到北部山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未存在过任何统治范围与现代国家领土一致的古王国，更不存在任何政治力量曾统治过整个区域。显然，仅从地理临近性的角度出发理解区域的本质，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地理临近性的观点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与印尼接壤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会被划分为大洋洲国家。

除了地理因素，民族的联系也会增强人们的地区归属感，促进“区域”的产生。但是，历史上的东南亚地处种族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有“人种和民族博物馆”的别称。根据“约书亚人口数据项目”（Joshua Project Peoples Data）的统计，已知的、居住在东南亚的族群就超过1800个。 即便采用最宽泛的分类法，我们也会发现，依据民族划分的区域边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东南亚并不完全吻合。比如，有民族学学者就认为，就民族的相似性而言，东南亚应该包括印度的部分地区（如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阿萨姆）以及中国南部（如云南、海南），而印度尼西亚在新几内亚岛西部的领土则应该划入大洋洲，因为那里居住的主要是美拉尼西亚人。 ^[12]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存在的基础呢？一些学者主张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回答这个问题。例如，法国学者赛代斯就指出，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东南亚经历了漫长的印度文明的洗礼，涌现出一批印度化王国。 如今，无论是在越南的美山圣地、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还是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我们仍能看到印度文明留下的印记。但是，印度文明扩散的范围也与当今东南亚的区域边界有着明显的出入。一方面，缅甸、老挝和泰国北部的高地地区，以及整个菲律宾并没有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而越南（至少是越南的北部）则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文明。然而，今天没有人会质疑菲律宾与越南的东南亚国家的身份。另一方面，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一样，锡兰（斯里兰卡旧称）也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仍有不少人将锡兰视为东南亚国家，盟军的东南亚司令部就曾将总部设在该国。但如今，斯里兰卡则被视为南亚国家，而且这一地区身份甚至已经变得确凿无误了。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区域边界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甚至可能是相当迅速的。正因如此，历史上文明传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边界，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观念上的变化。

从地理、民族、文化出发来界定“区域”，只会产生更多疑问。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区域？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将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因为即便对最小的民族而言，其成员也不可能见过彼此，或者听到过彼此的声音，但在每个成员的思想中却存在着一种团体的意象。在安德森看来，只有原生的村落是以面对面接触为主的，任何大于村落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 ^[13] 事实上，不仅民族是想象的，区域更是如此。

可以说，当今我们对于东南亚边界的认知，并不符合任何客观条件所限定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区域”是主观的，存在于我们的观念里，是“想象的共同体”。正如东南亚问题专家、建构主义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所指出的，“想象”就意味着，“无论是从（区域的）外部看还是从内部看，没有了‘区域的观念’，地理上的接近与功能上的互动都不足以构成一个区域”。 ^[14]

所谓“想象”并不是说“区域”是虚假的，或是被凭空创造出来的。无论是东南亚古国间的贸易历史，还是这一地区共同受到的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影响，或是一些国家间存在的宗教与族群间的联系，都构成了“区域想象”的基础。缺少了这种基础，想象将无以为据。然而，“想象”同时也意味着，一切客观因素都是可以被选取的、甚至是被重新阐述与塑造的。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关于区域的想象也是持续变化的。就像阿查亚指出的：“区域的一致性和身份认知都不是既有的，而是区域领导人与人民的有意识的社会化的结果。” ^[15] 而在东南亚的经验中，东南亚各国的领导人又在区域的想象和建构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主导的作用。 PfBZr5rp9v+WxuVDne5IX/1mxzOcNe4tPs6NoIFhEAnVD9RqJwTo2++9Kw1pb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