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Southeast Asia)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概念。中国人习惯将这一地区称为“南洋”,意思就是“南方的水域”。相似的,欧洲人也以自己为中心,将这一区域称为“外印度”(Further India)。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和边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缺少普遍性的共识。欧洲的学者们甚至没有将“印度以东、中国以南”的这片地理意义上的地区,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正如约翰·李吉在《剑桥东南亚史》开篇就写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有一个普遍倾向,即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的各个组成部分,而没有将这一区域视为一个能被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对象。
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东南亚”的这一术语的拼写上,英语世界还就“如何大写”“是否使用连字符”等问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South East Asia”“South-East Asia”“Southeastern Asia”等诸多拼写方式散见于各种学术作品及政府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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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导致了“东南亚”的迟到?这个地区被殖民的历史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世界上的各主要“区域”,不难发现,“区域”的产生除了受到地理临近性、文化相似性这样的“客观”因素影响之外,其背后还有着尤为突出的“人为”因素。例如,频繁的贸易活动与密切的人员往来,就是区域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的形成以及区域边界的不断变化,反映的是“人类不断变化的实践”。 [2]
在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不同王国间也曾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然而,16世纪初开始,欧洲殖民者纷至沓来——1511年葡萄牙人击败马六甲苏丹,十年后,西班牙麦哲伦航队在菲律宾的宿务登陆。以此为开端,一个个欧洲人的贸易据点开始出现在地图上,东南亚逐渐成为欧洲人全球贸易的一个重要环节。到了19世纪后期,东南亚国家中除暹罗(泰国旧称)因地处英法两国殖民地的缓冲地带、并割让了大片领土而勉强保存了主权之外,其他国家都被置于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下。
正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攫取和掌控,打断了东南亚区域形成的进程。
国内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深化,让欧洲殖民者逐渐意识到,要想实现更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更高的经济效率,商业贸易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殖民地的生产与消费中。欧洲人全新的殖民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每一处殖民地的经济功能都要根据宗主国的需要来设定。在英国人的“设计”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缅甸稻米种植和出口量增长了近十倍,马来半岛也涌现出不计其数的橡胶种植园。单一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导致了殖民地对宗主国严重的经济依附,地区内原有的分工与贸易联系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殖民者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对立与竞争。对于来自各宗主国的总督来说,他们的任务在于更好地让殖民地为帝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服务,他们并没有动力推动区域内联系的深化。比如,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在菲律宾的美国人曾尝试与马来亚(马来西亚旧称)的英国人或是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建立任何外交关系网络。 [3]
殖民地间的相互隔绝还塑造着整个世界,尤其是知识阶层,对于东南亚的认知。在殖民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不再将马来亚与爪哇视为同属一个地区的两个政治单元,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分别标注为“英属马来亚”与“荷属爪哇”。有趣的是,正是因为德国和奥地利在东南亚没有任何殖民地,这两个国家的学者反而有了更超前的眼光,最早开始将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并开创了欧洲“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先河。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