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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并不是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式的追问。相反，它是蒂利在研究了欧洲国家的历史后，提出的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战争是国家最基本的功能，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国家所具备的一切组织机构（如海关、法庭、议会）及很多功能（如社会福利、户籍管理、土地清册），都是围绕战争这个基本功能发展出来的。具体来说，要发动战争，统治者就必须从社会汲取资源。但无论是征税还是征兵，都要求统治者首先掌握土地、人口的基本情况，他们还需要足够多的人手，帮助他们完成整个资源汲取任务，这就导致了文官机构的不断发展和扩张。
当然，资源汲取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于绝大多数公民（特别是资产阶级）来说，纳税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在公民的抵抗下，在他们与统治者之间不断博弈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议会形成了。接下来，议会成为公民进一步为自己争取福利的平台，国家从而又衍生出了与教育、就业等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机构与功能。在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后期，这种“非军事化的活动”膨胀得如此之快，甚至很快就超越了军事。不仅文官的数量超过了军人，军事开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出现了迅速下降。
今天，尤其是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似乎已经更多地将提供公共物品——而非发动战争——视为国家的根本功能了。
然而，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第三世界，现代国家的形成却遵循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缺少战争的洗礼，相反，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冲突与威胁从来都不是紧缺要素。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以及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
在印尼，从独立战争期间开始，共和国政府建立单一制国家、整编地方军队的努力，就不断受到挑战。1948年西爪哇岛发生的“达鲁伊斯兰叛乱”，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逐渐平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苏拉威西岛、加里曼丹岛在内的多地，也出现了地方军队的叛乱活动，反叛武装还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加诺总统不得不宣布执行《战争法》。也是从这时开始，印尼军人的政治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军人在内阁成员中所占的比率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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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是所有被殖民的东南亚国家中最早获得独立的。然而，国内激烈的土地矛盾很快点燃了一场长达10年的农民起义——“胡克”武装运动。
在顶峰时，“胡克”成员一度发展到数万人，并在农村地区收获了广泛的支持者。为应对“胡克”带来的安全挑战，菲律宾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扩充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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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2年，菲律宾的国防预算已经超过政府总支出的28%。
泰国因从未被殖民而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的一个特例，然而即便如此，作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地带，泰国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因此，从19世纪开始，泰国就开始了强军改革，朱拉隆功国王亲自监督设计了诸多军事制度。20世纪初，泰国国家预算中的四分之一都用于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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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一场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也确立了泰国军队“国家历史塑造者”的地位。后来的越南战争和针对泰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强化了泰国军人的政治地位。泰国军队在平息国内叛乱的过程中建立起广泛的群众组织，这是同一时期绝大多数泰国政党所不具备的。
可以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南亚，军事威胁的长期存在，以及武装冲突的持续，都会导致军队规模的扩大，以及地位的上升。然而，真正将东南亚国家和欧洲国家区分开的是，多数欧洲国家所经历过的“国家非军事化活动的膨胀”，却没能在东南亚国家中上演。具体而言，东南亚的文官政府并没有在筹备战争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发展。当这些国家从经年的战争与冲突中走出来的时候，它们的军队已经成长为整个国家中组织最严密、效率最高、掌握资源最多的一支力量，而依然孱弱的文官政府却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军队开始取代文官政府，扮演起国家建设者的角色。
这个过程在缅甸的历史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缅甸在独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先后爆发了由缅甸共产党和众多少数民族武装领导的叛乱。与此同时，从1949年年底开始，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从云南败逃进入缅甸，占据了缅甸掸邦的大部分领土。到1952年，这支部队的规模已经过万，并不断接受来自美国中情局和中国台湾蒋介石政权的资助，这也给刚刚建国的缅甸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 [9] 缅甸问题专家玛丽·卡拉汉就指出，严峻的“国民党威胁”给缅甸军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是缅甸军队第一次遭遇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在军事行动屡屡失利的情况下，缅甸军方的高层开始思考，如何对军队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而这场改革带来的最终结果则是军队的快速膨胀，以及文官政府的萎缩。
首先，从1950年开始，缅甸军方就开始在国民党盘踞的掸邦执行军管法。在军管法下，军官不再是单纯的战士，而是成为地方行政首脑，开始主管社会治理的各种事务。 [10] 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缅甸的高层将领展开频繁的外事访问，在世界范围内采买武器。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军人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在了解以色列的建国经历后，一些军官相信，他们已经为缅甸的国家建设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模板。 [11] 与此同时，军方开始跃跃欲试，越来越频繁地插手缅甸国内的意识形态与宣传事务。从战争的短期需要来看，打好宣传和心理战，有利于赢得民心和平息国内叛乱，但事实证明，军方想做的远不止于此。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1962年，奈温将军通过政变上台后，军政府旋即开始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一官方意识形态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其最初提出者就是1952年军方设立的“心理战局”。 [12]
在战争的过程中，缅甸的军队逐渐获得了新的功能，以及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通过对缅甸高层会议记录的跟踪研究，卡拉汉发现，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会的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对文官部长们表现出愈来愈多的不屑，甚至是直接语言攻击。一次，在听完工业部部长关于经济与工业发展的报告后，时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的昂季甚至直接表示：“除非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当时的执政联盟）能在管理缅甸上有更好的表现，否则陆军将不得不进行干预。” [13] 由此可见，快速膨胀的不只是军队的规模，还有军人亲自操刀治国理政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