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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很多影视剧里都会给角色设计这样的台词，对于编剧而言，要想塑造一个职业军人的形象，好像没有什么比这更便捷的方法了。从入伍第一天开始，每个军人就会被反复教导，军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士兵服从军官、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军队得以运转的最基本条件。然而，经常被我们忽略的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那就是作为一个整体，军队还必须服从政治家的指令。
事实上，从19世纪开始，军事相对于政治的从属地位，就在理论层面得到了确认。作为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参与者，克劳塞维茨就在其著作《战争论》中明确论述了战争的本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军人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有自己的语法，但没有自己的逻辑”，军人可以专注发展自己“关于战争语法”的专业技术，但战争的“逻辑”或者最终目的则是由政治决定的。战争的这一本质也进一步决定了，军人必然服从于政治家。
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政治是智力活动，军事只是工具……因此，让军事观点服从于政治，就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尽管《战争论》被奉为军事理论的经典，但克劳塞维茨对于军人角色的阐述更像是一种“要求”，或是理想中对职业军人的“期待”，而绝非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能找到许多军人不安于军营，频频插手政治的例子。根据不完全统计，1950—2010年，全世界发生过457起军事政变，其中近一半取得成功。在地理分布上，政变体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比如，北美洲就从没有发生过政变，欧洲也仅出现过12次；相反，全世界36.5%的政变都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发生过20次），非洲囊括了全世界31.9%的政变，位居第二。亚洲虽然“仅”出现过59起政变，但其中的2/3都发生在东南亚。 [1]
更重要的是，政变可能仅仅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军人干预政治的表现。事实上，那些可以对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军人，往往不需要通过政变，就可以改变政治家的决策，乃至政治家的命运。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政治活动的监督者，同时也是一支重要的否决力量。 [2] 根据2008年通过的宪法，缅甸议会有专门为军人预留的席位——上下两院中1/4的席位都不用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国防部指派的现役军人占据。预留席位在制度层面保证了军方的否决权，使得修宪成为昂山素季和她的民盟难以翻越的大山。同时，这也是昂山素季无法出任缅甸总统的直接原因，因为此前由军政府指导制定的缅甸宪法规定了，“缅甸总统必须具有军事经验”，“父母、配偶、子女都不得是外国国籍”，昂山素季则完全不符合这样的要求。
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军人相比，东南亚军人对政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一个被政治学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职业军人与政治家的价值体系应该是很不相同的：政治家追逐权力，甚至将权力本身视为终极目标；而职业军人则更看重军队自身的生存和效率，以及军队的内部等级、纪律和团结。如果职业军人选择干预政治，也往往是因为政治家的决策威胁到军队的生存和运转，比如大幅度缩减军费开支，或频繁干预具体的军事决策等。换言之，只要获得必要的自主空间，职业军人将很乐于留在兵营里，打磨自己的军事技术。
另一方面，即便军人选择攫取政治权力，他们的执政也往往不会持续很久，尤其当军事集团内部发生分歧时。比如，一部分人认为繁杂的政务妨碍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并希望重返兵营，出于维护军事集团内部团结的必要，另一部分军人往往会选择追随同伴，并将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 [3] 正是因为军人集团的这种特征，军政府的寿命往往比较短。有统计显示，45%和68%的军政府会在5年或10年内垮台。 [4] 然而，与这种普遍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的军人政权却明显要长寿得多：印尼的苏哈托执政时间长达32年；而在缅甸，军人从1962年开始以不同的形式执政了50年。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政变发生频率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60年代，全世界每年可能出现10起甚至更多的军事政变；而从80年代开始，这一频率下降到5起及以下，2000年以后则进一步下降到3起及以下。 [5]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开始面临更多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是，东南亚一些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却持续紧张，后者展现出了“不合时宜”的强势姿态：泰国军方就分别在2006年和2014年两次接管政权，菲律宾和缅甸的军队也总能以“忠诚”为要挟，向政府要求更多特权。2021年2月，缅甸军人以大选存在舞弊为由，再次接管权力，缅甸政局又一次陷入动荡。
东南亚的军人们为何如此执迷于政治？又是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了如此强势的军人？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