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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女性整体政治参与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女性最高领导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对几位女性领导的从政经历进行一定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女性往往是因某位男性亲属，才与政治结缘。阿罗约的父亲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曾担任菲律宾第9任总统，梅加瓦蒂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长女，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则被缅甸人民尊为国父。其实，不仅是在东南亚，包括英迪拉·甘地、贝娜齐尔·布托等在内的很多女性领导人都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政治资本，才得以进入政坛。很多女性领导的全名中都带有父亲的姓氏或者名字，在选举制度不健全、信息传播不畅的很多欠发达国家，一个著名的姓氏或者熟悉的名字，就足以为候选人吸引大量的选票。同样的，类似的政治资本也可能继承自丈夫与兄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领导人的出现并不是对父权制的挑战，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父权制基础上依附发展的结果。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女性领导人的产生时常与刺杀、政变等政治暴力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还经常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过谈判取得的政治转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往往将女性排除在外。相反，女性领导的政治转型则更加“轰轰烈烈”——她们经常站在群众运动的前线，通过民众的起义推翻独裁者。 [12]
在这一点上，昂山素季和阿基诺夫人的经历都十分具有代表性。昂山将军在昂山素季仅两岁的时候就遇刺身亡。1988年，缅甸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也正是在这次的群众运动中，昂山素季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走上了政治舞台，并奠定了自己在整个缅甸民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阿基诺夫人的丈夫贝尼尼奥·阿基诺则是菲律宾反对党领袖，受到政府逮捕后流亡美国，并继续从事反对菲律宾马科斯政府的活动。1983年8月21日，贝尼尼奥·阿基诺结束流亡生活返回菲律宾，在刚走下飞机时就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整个过程被随行记者拍摄下来。在刺杀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菲律宾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此后，阿基诺夫人被推举为反对党领袖，参加了1986年年初举行的总统大选。由于选举存在严重的舞弊，菲律宾人民再次走向街头，在这场“人民力量革命”的冲击下，马科斯政权最终倒台。
在印尼，梅加瓦蒂也曾在反对苏哈托的社会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而她的父亲则是在30年前苏哈托发动的一场政变中被迫下台的。在泰国，2006年的政变提前结束了总理他信的任期，而五年后由其妹妹英拉带领的为泰党再次赢得大选。与之相仿的是，马来西亚的旺·阿兹莎也是因为丈夫无法再继续其政治事业，才步入政坛的。1998年，旺·阿兹莎的丈夫、时任马来西亚副总理的安瓦尔被马哈蒂尔革职，随后因渎职等多项罪名入狱。此后，旺·阿兹莎在马来西亚社会反对政府专政的“烈火莫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于1999年成立了国民公正党。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中，旺·阿兹莎多次在大选中赢得国会议席。在2018年5月举行的马来西亚大选中，由旺·阿兹莎担任主席的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最终击败了执政60多年的国民阵线，旺·阿兹莎也顺理成章地出任马来西亚副总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政治暴力和威权政府的打压，塑造了昂山、阿基诺这样的殉道者。在掌权期间，这些男性领导人的执政并非尽善尽美，昂山和苏加诺就都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不太光彩的历史，但他们的“殉道”将他们“从一个可能会犯错误的政治家变成了道德的符号”，或者是民主与民生的象征，他们也因此享有民众近乎没有保留的崇敬与拥护。 [13]
这样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必然要有人来继承。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谁有权利继承这样的遗产？为什么总是他们的女性亲属被推到台前呢？应该说，这个结果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这些女性领导人均来自精英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基本的领导素质。此外，在一些案例中，前领导人的男性亲属往往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卷入政治。例如，昂山素季的哥哥昂山乌就缺少对政治的兴趣，早年便加入美国国籍。除此之外，女性领导人之所以能成为民主运动的领导，并成功推动国家政权的更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她们更能维持反对阵营内部的团结。在一场民主运动中，反对阵营内部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路线之争与利益斗争，而作为“遗孀”“遗孤”的女性领导人则容易给人以柔弱、缺乏政治经验的印象，这反而可以有效安抚反对派内部的各种势力及其代表人物。 [14]
在这些具体原因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那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党制度的欠发达。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由“殉道者”的家庭成员——而非他的“同志们”——来完成他未尽的革命事业。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萨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就开始关注政党在维持一个国家政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在亨廷顿看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不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正是政党这种政治制度使得这些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相反，在政党制度不发达的国家，各种社会力量只能采取自身所掌握的、更为直接的手段参与政治，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学生示威、工人罢工、有钱人行贿、军人政变”这样的政治秩序溃败的局面。 [15]
不仅如此，一个成熟的政党其自身就是高度制度化的组织，这意味着它有成体系的规章制度，政党内部的代际更迭也因此变得有章可循。一旦老一代领导人退休或者去世，政党内部的权力交接将平稳地进行，政党使命的履行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反观政治转型初期的东南亚国家，因为威权政体的长期压制，反对派阵营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有效的组织。临时形成的政党既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这些政党往往是围绕个别所谓的“魅力型领导人”组成的。一旦该领导人无法履行相应的职能，反对派力量就会团结到他的替代者身边。魅力型领导人的直系亲属将成为最好的选择，因为很多人愿意相信，直系亲属将更忠诚地遵循领导人的意愿，兑现他曾经的承诺。正如1988年的缅甸，民众怀里抱着昂山将军的照片，走上街头抗议军政府的执政。很多从仰光以外赶来的示威者都会最先造访昂山素季的居所，而当时的昂山素季还从未有过任何政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