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东南亚最新章节_查雯著

宗教、国家与女性地位的变迁

我们需要从两个问题出发来回答以上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因素抑制了普通女性权益的改进？另一个问题则是，哪些因素造就了那些站在权力巅峰上的女性领导人？这一节将主要考虑第一个问题。

如果将历史上女性的社会地位做一个跨区域的横向比较，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东南亚曾经是两性平等方面的“优等生”。回溯至15世纪，与东亚和南亚相比，东南亚的女性所面对的社会环境要明显优越得多。因为东南亚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的特征，很多地方都像珍惜男婴一样珍惜女婴，女性也是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7] 在经济与政治活动中，女性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女性的参与程度让很多早期的欧洲和中国商人感到吃惊，他们经常发现，自己的谈判对象是女性。一些女性甚至会乘船出海，从事海上贸易。在爪哇，人人都知道这里的男人们不管钱。

除此以外，女性还发挥了更重要的外交作用——她们经常因为自身温和、礼貌的特质而被君主遣为使臣，负责冲突调停、媾和的事务。在15—17世纪，东南亚很多以贸易立国的王国都是由女王执政的。不仅如此，在本土宗教的影响下，东南亚女性还因担任祭司、擅长巫术而受到尊敬。正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指出的，“女性在世袭、仪式、贸易和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特质，这也“使得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与其毗邻的泱泱大国（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特征”。换言之，女性所享有的独特地位，甚至成了界定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特性。

东南亚女性的社会地位出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来宗教的传播与现代国家的出现所导致的。无论是佛教还是儒家文化都推崇男性的优势地位，但在接受这些早期的外来文化影响时，东南亚地区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质。然而，从15世纪初开始，东南亚经历了一场宗教革命，见证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传播。新宗教对女性的行为准则做出了新的要求，它们的到来也对东南亚的女性产生了更加明显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作为女性的意义。在男人们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同时，很多东南亚的贵族女性在抵制伊斯兰教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到18世纪，伊斯兰教已经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地带）扎根，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强势的父权制。 ^[8] 无论是在婚姻中、在宗教活动中，还是在政治中，东南亚的女性都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至少，大约从1700年开始，东南亚的穆斯林地区就很少有女性君主执政了。

与此同时，通过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东南亚的君主获得了更多的关税收入，并从欧洲人手中购入大量新式武器。从17世纪开始，东南亚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中央集权化倾向，地方贵族的权力遭到削弱。这种新的国家形式，与15世纪以前东南亚所盛行的印度教—佛教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往往以庙宇为中心，组织形式松散，君主的权威由统治的中心向外辐射，对首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往往仅行使象征性的控制。更重要的是，这些旧式国家也缺乏明确的领土边界，在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区域中，往往存在相互重叠的势力范围，某些小王国可能同时向不同的政治中心效忠。换言之，旧秩序的权力等级结构都相对模糊。 ^[9]

17世纪出现的新式国家则具备了某些现代国家的特征，这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国家逐渐发展出更加复杂的管理职能。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可能会对这样的变化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你不得不直接面对政府的税收要求，以及更加繁重的劳役与兵役。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以及他们对当地生产的直接参与，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与东南亚本地的君主相比，欧洲人在征缴税收和劳动力方面更加经验丰富且有效率。

国家形式的巨大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东南亚女性的生活与地位。国家对于劳动力与兵力的调动与控制，更加明显地体现在男性身上，女性则被置于从属地位上，她们仅能为“国家工程”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因此她们的“价值”也开始下降。 ^[10] 现代国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具有清晰的等级结构。而作为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家庭”（household）内部也必然存在着相应的权力关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体现了父权制从国家到家庭层面的“全面贯彻”。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化，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的父权制也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政治被越来越多地视为男性的领域，需要由具有理性和强硬的男性来从事，女性则更应留在家庭里。“君主统治国家”与“丈夫统治妻子”这样的比喻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使用，欧洲殖民者也是这套话语的提倡者。英国殖民官员甚至用“丈夫—妻子”来形容自己与马来王公的关系，以强调自己的优势地位：“就像一个明智的男人对待妻子一样，我在琐事上非常殷勤，但在重要的事情上则不可被动摇。” ^[11]

当代，现代国家对女性地位发挥了更加直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安导致大批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威权主义政权强调社会秩序与服从，并从整体上限制民众的政治参与，而女性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明显。新加坡独立后的十余年间，议会中没有一位女议员。不仅如此，东南亚国家还出现了不少军人政权。由于军队将领以男性为主，由军人把持的高级职位也就此与女性无缘。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1966年的27名部长中，有12位是军人。1980年印尼的27名省长中的19名由军人出任。在缅甸，军人政权内部的权力格局几经变迁，然而无论是1962年奈温政变后成立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还是1988年成立的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或是1997年军人政权改组后形成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其成员均为男性军官。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