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落差

我们可以暂且以“议会中女性政治家的比例”为一个标准，来评估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参与情况。根据国家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2018年公布的数据，全球女性议员在议会中的平均比例为24.1%，在女性政治参与最为活跃的北欧国家，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42.3%。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亚洲国家的女性议员比例则要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9.7%。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中，女性参政的情况也不乐观：在193个国家的排名中，泰国位列第182名，其议会中的女性议员比例仅为5.3%，排名靠后的还有文莱（第167名）、缅甸（第161名）、马来西亚（第138名）以及印度尼西亚（第104名）。经济较为发达的新加坡排名第77位。东南亚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与老挝则通过相关政策促进女性的参政议政，其排名相对靠前，分别位于第63位和第57位。反倒是在2002年才获得独立的东帝汶，女性对政治的参与最为活跃，其议会中的女性议员占比达到了33.8%，排名第34位。

上文的这一串数字正说明，在东南亚国家，女性最高领导人产生的背后，似乎并不存在牢固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换言之，虽然有个别攀上国家权力巅峰的女性领导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及各方面权利都得到很好的维护。如果我们得以走出国会，进入东南亚国家的草根阶层，我们就会对这样的落差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就业等问题上，普通女性仍受到很大限制，不得不在家庭内部从事没有薪水的劳动。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尽管亚太地区的两性人口大体平衡，但女性对地区GDP总额的贡献仅为36%。作为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的印尼，尽管该国曾出现过女总统，但女性整体对该国GDP的贡献仅为29%。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保守估计，假如将亚太地区女性家庭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转换为经济数字，将达3.8万亿美元，相当于这一地区GDP的15%。 ^[4] 可以想象，不公平的社会（尤其是就业）环境，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女性潜能的实现。

东南亚国家这种女性最高领导人频出，但普通女性权益却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现象，构成了一个矛盾体的两面，同时也是与一般直觉相抵触的。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在广大女性权益获得基本保障、两性平等程度高的国家，人们更容易接受女性掌权，少数精英女性的权力上升通道才会更加平坦与顺畅；与此同时，女性领导人也将利用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推动维护女性权利的法案或政策出台、促进女性对于政治的参与。借用统计学的术语，女性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可能性与一国两性平等的水平原本就应该是呈正相关关系的。然而，东南亚的事实却与我们这种来自于直觉的猜测完全相反。

实际上，不仅是在东南亚，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这种矛盾的现象，即普通女性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由女性出任。斯里兰卡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曾于1960—1965年、1970—1977年，以及1994—2000年，三次出任斯里兰卡总理，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由选举而非继承产生的女性国家首脑。类似的例子还有两度出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四度出任孟加拉国总理的谢赫·哈西娜，以及两度出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娜齐尔·布托…… ^[5] 不仅仅是这些个案，有学者对1996—2006年间132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分析，结果竟然发现，男女越不平等的国家，女性出任国家领导人的可能性反而越高。 ^[6]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吊诡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女领导人掌权但女性权益却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现象呢？ iiipBNpB9PO6X+lLCk/B4LqU/Z3gUU8zUN/josPV0y79CjbFqjrIa0NZFar9nx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