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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指责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说他们是健忘的、甚至是缺乏是非观念的。相反，孱弱的国力决定了，东南亚国家必须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在大国争斗中为自己选择最有利的阵营。同时，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也决定了，经济理性必然压制情感诉求，东南亚国家需要低调地处理日本的历史问题，避免历史问题成为对日经济合作中的负担。正如李光耀所说的：“只要我们活着，我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就不会忘记日本人的占领。我们可以原谅但不会忘记……我们的政策是，不让过去不愉快的经历妨碍我们，日本对我们工业发展的参与将帮助我们实现更快的增长。” [1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开始以战争赔偿作为跳板，加大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作为赔偿的一部分，日本承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及优惠贷款，但无论是援助还是贷款，多与日本产品绑定，成为日本政府促进出口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清楚地认识到，出于战时的被占领经历，东南亚国家仍对日本可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充满怀疑。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更多地体现出“经济优先，政治低调”的特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合作。同时，日本也与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保持了较为疏远的关系。如果仅从经济指标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无疑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初，东盟国家的对日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1/4，日本也超过美国，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然而，日本这种“闷头发财”的做法很快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和社会的不满。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出访东盟五国，令田中角荣吃惊的是，迎接他的并没有鲜花和掌声，相反，雅加达、曼谷以及马来西亚多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雅加达的暴动尤其严重，造成了十数人死亡，上百辆汽车被烧毁，约有五万家商铺遭到破坏和劫掠。然而，回顾整个事件，示威者固然有对日本的强烈不满，但暴动更像是印尼人在以反日为借口，宣泄其对苏哈托政府以及自身经济境遇的愤怒。示威者不仅要求减少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同时还呼吁政府降低物价、遏制腐败。与此同时，很多示威者认为，日本人在印尼投资创办的合资企业多选择华人作为合作伙伴，这种做法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的经济优势地位，加大了印尼的经济不平等。作为报复，在暴动中被劫掠的商铺多为华人资产，而巡逻军警则对暴徒视而不见，默许劫掠的发生。
正如文章开篇所说的，在东北亚，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构成了中韩两国人民的集体创伤性记忆，并持续影响着中日、韩日关系的走向。相反，贸易、投资等经济议题则一直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的主题。国家间因不同历史叙事所造成的集体记忆冲突，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调和，但经济利益的矛盾则可能随着政策的调整，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而得到缓解。
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掀起的这一波反日浪潮，给日本政治精英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以1974年为转折点，日本的东南亚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变化。在加大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同时，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东南亚的政治事务，也更加重视与东盟的多边合作。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变化。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奇迹”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推出向日本学习的经济发展政策，希望借鉴日本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加速自身的工业化进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82年提出了“向东看”（Look East）政策，号召马来西亚改变以西方国家为模板的传统思维，更多地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学习日本人敬业、遵守纪律的精神，这也开启了马来西亚青年赴日本的留学潮。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新加坡也发起了“学习日本”（Learn from Japan）运动，主要领导人在公共演讲中毫无保留地称赞日本模式。在1980年新加坡国庆演讲中，李光耀就将日本称为“一个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3%，土地面积仅占世界0.3%，GNP却占世界10%的国家”。 [14]
当然，对于东南亚的领导人而言，之所以将日本树立成学习范本，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功，更是因为日本模式相对“安全”——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日本成功地“过滤”掉了很多西方价值体系中的要素，很好地保存了自身文化。 [15] 集体主义、个人奉献、对权威和纪律的服从，这都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所喜闻乐见的。相反，西方国家则在推广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在其中夹带了过多诸如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在内的价值观“私货”。就此，“日本模式”和“日本精神”开始以更加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日本被视为东亚经济发展“雁阵模型”中当之无愧的“头雁”。根据1995—1998年在东南亚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在反日情绪曾经十分普遍的菲律宾和印尼，分别有55%和8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是值得信任的伙伴”。至此，日本彻底摆脱了“侵略者”和“东南亚经济掠夺者”的形象。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