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求存

昂山在寻求国家独立道路上展开的“奇幻冒险”，以及他与日本人的合作和恰逢其时的倒戈，无疑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中国观众多半会给昂山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定性——“被狭隘的民族利益一叶障目，而没有坚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业”。而当时，包括丘吉尔和驻缅总督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在内的诸多英国官员，则更加直接地将昂山等人视为彻头彻尾的叛徒。当英军重返缅甸时，若不是蒙巴顿将军出于稳定东南亚战区整体局势的需要而力排众议，昂山等人很可能会被作为战犯而遭到逮捕和审判。 即便如此，站在东南亚独立运动领导人的立场来看，无论是在众多老牌西方殖民者之间周旋，还是对日本虚与委蛇，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这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正义原则。

战后的最初几年，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前者忙于争取国家独立，后者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重建上。20世纪50年代初，对日媾和重新提上日程。然而在战争赔偿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始终以“国内经济情况不佳，没有支付能力”为由，拖延赔偿谈判。鉴于此，东南亚国家或拒绝参加1951年在美国主导下召开的旧金山和会，或没有批准《旧金山和约》。

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化很快给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带来了新的压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的战时特需订单随之减少，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仅外汇贮备就在7个月的时间里减少了3/4， ^[6] 日本政府急需为国内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市场。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对新中国执行“禁运政策”，日本显然不能再像战前一样，将中国大陆作为最主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出口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再次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并开始积极解决战争赔款的问题，因为这将是一切合作得以开展的前提。

学者何忆南在其专著《寻求和解》中对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日关系与德波关系，并试图解释为什么德国与波兰可以走出战争给双边关系带来的创伤，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深层次的和解”，相反，这样的“和解”却没有出现在中日之间。 ^[7] 在何忆南看来，相近的历史叙事是两国实现和解的关键所在。相反，对历史的不同阐述和解读，以及新的民族神话再造，无疑将增加两国精英与民众的互不信任，并持续破坏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要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起相近的历史叙事，不仅需要前者对后者进行认真的补偿——如反复的道歉与原谅、经济补偿、真相讲述、对战争罪行的调查与审判等，还需要双方开展共同历史研究。不难看出，和解并不能通过两国官员的谈判实现，相反，它将是一个缓慢的治愈过程。

然而，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却并没有在历史认知的问题上缠斗，相反“和解”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了物质赔偿，“赔多少”“怎么赔”成了谈判的焦点。从1954年开始，日本政府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相继和东南亚各国就战争赔款问题达成了协议：根据各国战时遭受的不同损失，日本承诺提供少则几千万、多则数亿美元的赔款，同时辅以经济援助或优惠贷款。根据这些双边协议，所有赔偿承诺将在5—20年的期限内执行完毕。

这样的快速处理方式当然与冷战的大背景有着密切联系，菲—日、韩—日这样的交战方已经在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下成为间接的盟友。如何遏制社会主义阵营才是美国心中的头等要务，而历史问题就像横亘在交通大干道上的事故车辆一样，必须即刻移除。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也将它们推向了日本。建国后，东南亚的新生国家仍面临着国内武装叛乱、族群关系紧张、经济基础薄弱等诸多问题。如何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中生存下去？这是每个国家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单薄的家底决定了，东南亚国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实惠的方式，就历史问题和日本达成和解，从而为日后的合作铺平道路。

率先与日本达成协议的是政治最为动荡的缅甸。独立后不久缅甸就陷入国内武装叛乱的漩涡之中，反叛组织甚至一路打到了仰光近郊。与此同时，世界大米市场价格下跌，作为稻米出口国的缅甸，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下滑，国内经济举步维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政府和日本展开了战争赔款谈判。因为双方均迫切地需要与对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并倾向于尽快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谈判进展得十分顺畅。负责谈判的日本官员称缅甸官员“非常理性”，并没有就赔偿提出不切实际的数额。

不仅如此，最终达成的日缅赔偿协议还包括了关于日本在缅投资的条款，规定日本可以在缅甸建立合资企业，并承诺保护日本投资者，确保其投资不会被缅甸政府没收。这种以赔偿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做法，也为此后日本在东南亚开展的赔偿外交开创了先例。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说的，“缅甸人将之看为赔偿，我们则将其看为投资。通过我们的投资，缅甸将得到发展，而缅甸也将变成我们的市场，从而为我们的投资带来回报” ^[8] 。就此，日本长期保持了对缅甸的经济影响力，在奈温执政时期，缅甸从全世界接受的官方开发援助中，有2/3来自日本。 ^[9]

即便是在华人受迫害最严重的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也因为实际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有意压制了国内的反日情绪。1962年年初，新加坡发现了多个“大肃清”遗留的万人冢，要求日本人偿还“血债”的呼声再起，新加坡的华人团体普遍认为战后审判并没有全面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并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抵制日货运动。 在国内压力下，李光耀于1962年5月访问日本，向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正式提出了战争赔偿问题。1965年8月，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独立，成了一个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孤岛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于1966年与日本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承诺以援助和赔偿挂钩的形式，向新加坡提供2500万美元的赠款和2500万美元的特别贷款，就此两国在官方层面上解决了所谓的“血债”问题。在自传《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中，李光耀简短地回忆了这段经历，他写道：“他们（池田与其他日本官员）想避免赔偿成为一个先例，以造成其他地方受害者诉求的泛滥……我则想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以鼓励他们的工业家到新加坡投资。” ^[10] 可见，在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的困境下，情感最终要向利益让步。 aYdWf3Da7/BzFI8gAXgTjcjamrfYXV1vV0lbjBOYQ1svIVBTgXSFapImglLJuZ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