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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的此番言论曾引起东南亚华人的不满，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日据时期被认为是黑暗的，但很多东南亚精英仍主张以更加“冷静”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经历，这与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被殖民的历史有关——除泰国以外，东南亚国家都经历过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殖民。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加速了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
日本人给西方殖民体系带来的冲击，首先体现在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变化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驻守东南亚殖民地的西方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显得不堪一击。1942年年初，山下奉文率领第25军进攻马来半岛，仅用70天就击败了驻守英军，完成了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占领，并因此获得了“马来亚猛虎”的绰号。在回忆录中，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情形，以及自己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时所受的虐待。同时，他也以最直率的方式写出了东南亚人心理上的变化：“白人被证明像亚洲人一样恐惧和不知所措，或许更甚。亚洲人需要他们的领导，但是他们却让亚洲人失望了”，“英国人曾经建立起这样的神话，即他们具有内在的优越性，这样的神话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亚洲人认为挑战英国人是无望的。但现在，亚洲种族已经胆敢挑战他们，并且粉碎了这一神话。” [3] 不仅如此，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利，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对于武力使用的看法，通过武力取得民族独立成为一条可行、甚至是必然的道路。曾参加并领导过印尼独立战争（1945—1949年）的前陆军参谋长阿卜杜拉·哈里斯·纳苏蒂安（Abdul Haris Nasution）就认为，是日本人将印尼人组织起来，给他们注入了战斗和抗争的精神。 [4]
不仅是在心理层面，日本人带来的还有物质上的支持。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民族主义者在日据时期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大量曾被荷兰殖民政府囚禁、流放的印尼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得到释放，其中就包括印尼的开国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塔。同时，日本占领当局还支持大众民族主义组织的发展，并大规模征召印尼青年，为其提供军事训练，组建了包括“保卫祖国志愿军”（Volunteer Army for the Defense of the Fatherland，Peta）在内的多支非正规部队。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政策是策略性的、服务于日本国家利益的。从日本占领当局的角度看，随着太平洋战局的急转直下，扶植当地军事力量的任务迫在眉睫——这些军事力量可以帮助日军在盟军登陆之时开展持久的游击战。
但这些政策也在客观上壮大了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对于印尼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获取军事技术及装备的绝佳机会，很多接受过日军训练的军官后来成了印尼军队的骨干力量。日本投降后，当荷兰人再次回到印尼企图恢复殖民统治时，他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全副武装的抵抗力量，“二次殖民”变得那么不合时宜且不切实际。
不单是印尼，事实上，东南亚国家很多老一代领导人曾经有过与日本人合作的经历。在谈及日据时期的菲律宾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米尔顿·奥斯本这样写道：“菲律宾精英与日本人的合作或者勾结已经到了相当规模，以至于在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人们已经忘记了哪位政治家在战争期间站在哪边。”
在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团体则完美地演示了所谓的“对冲”或“两面下注”：以苏加诺和哈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以同日本人合作作为谋取独立的手段；而以沙里尔和沙利佛丁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转入地下抵抗运动，同时仍与苏加诺等同志保持着联系。
在与日军合作过的东南亚领导人中，缅甸国父昂山将军的经历可能是最具有戏剧性的。1941年4月，昂山曾怀揣缅甸共产党介绍信，计划前往延安面见共产国际代表，并寻求军事支持，实现缅甸独立。但在厦门停留时，昂山被日本间谍接触、游说，后又在日本间谍机构“南机关”的安排下，前往当时已被日军占领的海南接受军事训练。和昂山一同接受训练的还有一批平均年龄为24岁的缅甸青年，他们都是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骨干，后来成为缅甸独立军的核心领导，也被认为是现代缅甸的开国元勋，有“三十志士”之称。1942年年初，在缅甸独立军的协助下，日军完成了对缅甸的占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缅甸独立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并从日军手中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1945年3月，日本败局已定，昂山等缅甸领导人亦不满足于日本人给予的名义上的独立，遂宣布倒戈加入盟军阵营。但即便如此，部分缅甸领导人仍对日本怀有个人情感，认为日缅之间存在所谓的“特殊友谊”。1962年通过政变上台的缅甸最高领导人奈温，就曾作为“三十志士”之一接受日本的军事训练，并长期同原“南机关”成员保持个人友谊。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奈温还曾非正式接见原“南机关”成员，后者也成为日本最主要的亲缅游说团体，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获得了奈温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昂山之旗”勋章。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