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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日本如何“成功”地逃避了历史问题？或者说，为什么在历史问题上，东南亚国家轻易地放过了日本？考虑到日本军队在占领期间的残暴政策，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吊诡。在完成占领后，日军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肃清行动”。根据不同历史学家的调查与估计，新加坡10%—20%的华人男性遭到屠杀，具体数字在17000—50000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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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日本占领军的统治也同样残酷，马尼拉街头曾贴满“警告”，称如有人企图伤害日本士兵和平民，司令部将枪毙10名菲律宾人作为报复。在一段里程仅有60公里的战俘押解途中，曾有1万名菲律宾战俘和一千余名美国战俘因日军虐待而死，“死亡行军”因此得名。
与此同时，日本在殖民地推行的战时强迫种植制度，也曾给东南亚国家造成严重的食物短缺。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日军在占领区所执行的政策虽然残暴，但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屠杀的目标往往是华人。很多“肃清运动”的见证者都回忆说，遭到日军围捕、拘押并最终处决的遇难者中没有马来人。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还体现在更多方面。在菲律宾，日本占领当局极力煽动菲律宾人的反华情绪，称华人应从利润丰厚的零售业退出，让位于菲律宾人，并将华人的财产划为“敌产”予以没收。
在马来亚，日本让很多马来人担任行政部门内的高级职务，而在以前这些职务只能由英国人来担任。不仅如此，占领当局还为马来人学校提供了各种支持政策，并招募马来人担任警员，维护地方秩序。
还有一点同样值得强调，在日本占领期间，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由当地华人组成的游击队配合盟军作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东南亚国家的华侨还积极为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捐钱捐物，由3000余名华侨青年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往返于风险极高的滇缅公路，承担了向西南大后方转运国外援助物资的重任。
战时的不同经历，塑造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作为少数族群，华人的悲惨遭遇和英勇行动，并没有在战后国家历史的书写中获得充分的重视和体现。相反，出于外交、经济或者国内政治的种种考量，一些东南亚的领导人在实现国家独立后，往往会选择忽视国内（尤其是华人群体）要求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曾在1994年出访日本时，对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说：“日本总要为过去的战争道歉，这很奇怪。如果我们总要让日本承担过去的责任，那西方宗主国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毕竟它们对东南亚殖民统治了那么久，并且执行了非人的政策和剥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