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称《易》为五经之原。此说盖出自三千之后学传授不绝，而刘歆能述之耳。 孔门弟子三千余人，而其天才最高者，孔子目为狂简之徒。狂简诸贤，又各传后学。 上考孔子之学，其大变，盖有早晚二期。而六经作于晚年，是其定论。早年思想，修明古圣王遗教而光大之，所谓小康礼教是也。 小康者，以礼义为纲纪，正上下之分，别尊卑之等。贵贱有不可逾之阶，居上层者世守其位。天子以天下为私有、诸侯以国为私有、大夫以邑为私有，是谓三层统治。大多数庶民劳力生产，供奉其上。居上者取之有制，毋更苛虐。庶民聊可自给，得以粗安，是谓小康。古圣王既立小康之规模，已定群制、成群俗，于是一切学术思想，皆依缘此等群制、群俗而发展。 晚年思想，则自五十岁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周易》、《春秋》二经。 伏羲之《易》即八卦是也。但八卦是六十四卦之总称，非谓伏羲祗画八卦也。汉人言文王重六爻。（重，读重复之重。）盖小康之儒以拥护君统之邪说，窜乱孔子之《周易》。欲假托文王以抑孔子耳。有问：“经名《周易》，其义云何？”答：易者，变动与改易之谓。天地大物也，每一秒忽都在变动与改易之中，况物之细者乎？变易之义，广矣大矣，深矣远矣。孔子总观宇宙万有，洞彻变易之根本原理而作经，名曰《周易》。周有二义：曰遍，曰密。此经说理，综举大全，不流于偏曲，故云周遍。察及纤悉，不失之疏漏，故云周密。（纤，细也。悉，详尽也。言极细极繁处亦察之详也。）《易经》立名，特取周义，其游、夏诸贤所为欤！（子游、子夏皆孔门文学之上哲也。）古圣著书多由弟子或后学定名。汉人妄说文王重卦，乃以周为周代之称，此无义据，不可从。《春秋经》之名可阅先儒注疏。 立内圣外王之弘规。 孔子之道，以成己成物融成一贯。小己与万物本来一体，不可分割。（此中言万物，即太空诸天大物，皆包含在内。而况物之细者乎？蕃然万物，不论有机物、无机物，彼此互相感通、互相联系，而为一体。事实如此。）云何有内外可分？今言内外者，据理而谈，有总相、别相故。（相，读相状之相。）说万物一体者，此据总相说也。凡物各各自成一个小己者，此据别相说。若无别相，那有总相可说？别相在总相中，彼此平等协和合作，而各自有成，即是总相的大成。譬如五官百骸在全身之发育，亦此理也。内之为言，就别相说；外之为言，就总相说。内外者，强为之名耳。别相、总相，本来一体。（于一体上，观其分，说别相；会其全，说总相。）犹如吾身，就分而言，五官百骸，别相也。就全而言，唯是一身，总相也。何曾实有内外可划界乎？《中庸》为衍《易》之书，其赞孔子之道，曰“合内外”。诚哉知言。（言出于真知，曰知言。清儒焦循、胡煦，皆谓《中庸》衍《易》。衍《易》者，推演《易》义之谓。内圣外王，同于大通，是为“合内外”。） 内圣者，深穷宇宙人生根本问题，求得正确解决。 正确之解，诚难得。游心万有而求其理，毋逞空想、毋就成见、毋守偏见、毋恃浅见，久之当有正确之解生。成见最难言。已成之见，曰成见。凡见之成，必有所据。然所据者或甚狭，彼乃保其已成之见，终不从多方面体验以自广也。偏见与肤见均难去，此不及论。 笃实践履，健以成己，是为内圣学。外王者，王，犹往也。 如人心有所向往，而不容已者，谓之一往直前。 孔子倡明大道，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务之本。 开发万物，曰开物。成立一切应创应兴之新事业，曰成务。见《易大传》。公也者，开与成之本也。 以天下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 “天下为公”与“天下一家”二语，并见于《礼运篇》。皆孔子新《礼经》之义也。孔子天下一家之论，必有详密的说明与豫拟的制度。（圣人有远见，时未至而豫计之，曰豫拟。）惜乎《礼运》一经，后人削除之殆尽，今无可考矣。（《礼运》是孔子所作新《礼经》之一。六国时小康礼教最盛行，必首先改窜此经。汉初儒生又更乱之，列入《礼记》为一篇。参看余之《原儒》《原外王篇》。） 此皆依于大道而起作为，乃至裁成天地，辅相万物。 辅相者，直道行，强权绌。（绌，犹退也。）万物平等，互相协助。 人道之隆，可谓极矣。此非偶然可至。浩浩宇宙，芸芸万类，共同戮力，向往大道，健而直趣，无有不遂。故外王之道，不托空言，存乎向往之真，见诸行动实践。实践不力，何能成物。王之义为往，富哉斯义！外王立名，取义在一往直前，深可味也。 夫万物一体，是为总相。个人即小己，对总相言，则为别相。总相固不是离别相而得有自体，但每一别相都不可离总相而孤存。总相者，别相之大体；别相者，总相之支体。名虽有二，实一体也。故个人成己之学，不可为独善、自私之计。而成物为至要矣。然己若未成，又何以成物？故内圣、外王，其道一贯，学者宜知。 《易经》广大，虽内外皆备，而内圣为宗。 宗，犹主也。 五经同出于斯。 斯，指易经。 《春秋经》继易而作，成万物者王道，虽以圣学立本， 王道，谓外王之业。圣学，谓内圣之功。 而王道特详。《礼》、《乐》、《诗》、《书》四经皆《春秋经》之羽翼也。 《周官经》与《礼运经》此皆《礼经》。《诗》三百篇，孔子既删定之，必作传以发其旨。三百篇及《诗传》，皆孔子之《诗经》也。惜乎《诗传》全亡。《书经》出于孔壁者，汉武帝遣使者取之，竟藏于秘室，不许流通，遂至毁灭。此经必是破斥帝王制度。否则武帝何故毁之乎？此事，余考辨在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中，宜参看。最可怪者，《书经》自西汉初年以至今世，无有一部不是伪书。皮锡瑞独以伏生所传授者为真。殊不知伏生本秦之博士。秦之君，累世专横蛮野。六国儒生犹叛孔子晚年之六经而专宗小康礼教。况蛮野之秦，其博士有能守孔子之《书经》，而不遵小康之教者乎？余敢断言，秦博士之徒，必皆是小康派，其所传之《书经》，决不是孔子真本。其为小康奴儒改窜之伪书，无疑也。自秦汉至今二千余年，《书经》无一部不伪。由此可推见，孔子之《书经》必是主张消灭统治。否则武帝既遣使取孔壁之书，何故又令其毁于秘室？孔壁书已毁，而作伪者犹多。（此中不及详。）可见汉人皆知孔子《书经》真本将毁于秘室，各欲造伪书而托孔子之名，以流行于世，亦怪事也。《乐经》主和，其本在仁。扬太和之声，畅生人之性。汉初已不传。六国乱亡，秦人昏暴，《乐经》散失，当在秦火以前。《周官经》与《礼记》所存说乐之文，皆不足以当《乐经》也。外王之道，创发于《易》，盛张于《春秋》。司马迁记其所闻于董生曰：“《春秋》贬天子，（贬者，废除其位，而逐之远方。）退诸侯，（退者，废除其位，令其退为庶人也。）讨大夫。”（讨者，举兵以灭之。春秋时大夫专政，故须用兵力荡灭之也。）据此，则《春秋经》主张领导革命，消灭统治，以蕲进乎天下一家之盛。董生受《春秋》于公羊寿，公羊寿之先世公羊高亲受《春秋》于子夏。（子夏，孔子之弟子也。）而其子以下，世相传，至寿已五世矣。董生从公羊寿得悉孔子《春秋》之真实底蕴，盖与马迁私言之。（迁姓司马氏，亦简称马。后仿此。）而董生自己著《春秋繁露》一书，则确是小康派之顽陋思想，完全背叛孔子《大易》、《春秋》诸经本旨。公羊寿当汉景帝之世，与其弟子胡毋生合作《春秋传》。（创明义例与修辞，胡毋之力为多。而归功其师，名《公羊春秋》。）寿与胡毋不谓传由己作，（己者，作为公羊寿之自谓。下己字，仿此。）祗是子夏所亲受于孔子之口说，传于其高祖。（即公羊高。）高祖以下世世相承，爰及己身，乃以世传孔子口说著于竹帛。（古代之书以刀笔刻于竹简，汉时亦有帛书。）寿及其弟子之宣言如此。自朝廷以至天下儒生，大多数人皆以为《公羊传》即是依据孔子口说而写定成书，易言之，《公羊春秋》真是孔子之《春秋》经传也。（《春秋经》有经文和传文之分。）近人康有为治《春秋》，专以《公羊传》及董生《春秋繁露》为宗主。董生之学出于公羊氏，《史记》有明文。（董生当是公羊寿之弟子，不及学于寿之父。）《繁露》之书与公羊传同声相应，本是一家之学。故康氏宗《公羊传》，不得不尊《繁露》也。其实，公羊寿完全背叛其先人所传孔子《春秋》经传，而甘心改从小康之曲学。托于图谶，诡称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以拥护皇帝，稳固统治阶层为主旨。其顽陋至此。余考定何休所述《春秋》三世义，是公羊高所受于子夏而传之其子，以及后嗣，世守未坠者。此确是孔子之《春秋》。余已释在《原儒》《原外王篇》。《公羊传》与《繁露》说三世，专就君巨恩义立言。明明与何休所述三世，截然不可相通，判然无有相近。稍有识者应当一览了然，而二千年来，竟无有人于此处发疑问者。秦汉以后禁锢思想，士人昏然不求知，积习已深也。何休注三世：一、据乱世者。万国庶民在久受压迫与侵削之中，奋起革命，消灭统治，拨乱世而反之正。二、升平世者。革命初成，乱制已革，（乱制者，古《春秋》说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即是造乱的制度。）更须领导新建设。国家将改正旧日之国界恶习，而变为文化团体。但在万国未能遽行统一以前，国家仍保持独立的规模与军事之设备。其对外，则防御列国中或有反动分子阴蓄异国；其对内，则土地国有、一切生产事业国营，乃至万物聚散与人民享受等等业务，莫不由国家经理。（以上，皆根据《周官经》而言。聚，谓国内各地各种物资之统购。散，谓分配物资于各地各项职业之人，平价出售，供其食用等需要。）此举其大略也。三、太平世者。国界、种界，一切化除，天下一家。人各自主而皆平等互助，无彼我分别，《易》云“群龙无首”是也。何休所述三世，确是孔子《春秋》之三世义。以《易》、《春秋》、《周官》、《礼运》诸经互相发明，义证确然。何休盖得之公羊高所受于子夏之秘文、遗说。（秘文者，孔子之《春秋》不是仅凭口说流传，必已写出为书。由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以及后嗣。经秦火之惨，久秘而未公之于世，故是秘文。及公羊寿师弟以小康曲说，私作《春秋传》，而假称为孔子之口说，不肯承认其先人有受于子夏之秘文。汉以来言《公羊》者皆笃信其家传祗有口说，是为公羊寿师弟所欺蔽也。六经中唯《春秋》一经弄出许多诡谲，此辈作伪最险。余当欲详考而深论之，以一生在病中，未果。康有为不学，于孔子三世及公羊寿师弟之三世，是非不辨，迷闇至极，大可惜也。此段注文颇长，姑止。）

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 秦始皇实姓吕，故称吕秦。 盖始于六国之儒。韩非《显学篇》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土夫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取舍云云者，如孔子之弟子虽同宗孔子，而实则三千七十之徒其于孔子之道，各各有所取、有所舍。（舍者，舍去。如取孔子早年祖述古圣王之教，则必舍去其晚年消灭统治等学说。反之，如取孔子晚年思想，则必舍去其早年之学。各人取舍相反，遂成为不同的许多学派。故云取舍相反不同，儒分为八。此乃韩非就其见闻所及者而言之耳。孔门弟子遍南北，其开学派者决不止于八。且彼所举八儒，多是后学。韩非僻在三晋，闻见有限可知矣。孔子后学既分为多派，而各派皆自谓是真孔。墨子后学之各派，亦各自谓是真墨。） 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云云。据韩非所说而推之，孔子后学分派，各各自称为真孔。由此可知，各派必将孔子之六经，各就其所取与所舍者，尽力改窜。发扬其所取之部分，必删削其所舍之部分，以为其自称真孔之实证。如汉人传来之五经， 《乐经》早亡，故祗有五。 几乎完全是小康思想。此乃小康派所改窜之伪五经，实非孔子五经之真本也。又复须知，凡改窜正经者，对于其所舍之部分，不得不留存极少数文句，以隐示己之所由改作。至于己所取之部分，则极力铺张，欲以遮掩或淆乱己所欲舍之方面，而使相反之义，在己所改窜之文字中，将失其本义，而与己之所改定者，几不可辨。凡改窜正经者，其用心未有不如此也。姑举一例，《礼记》一书，是汉人辑录六国以来小康派之说，后人尊为一经。其中有《礼运》篇，即削改孔子之《礼运》经而别为此篇也。篇中有天下一家之语，本孔子《礼运》经原文。 余曾说在前。 有问：何以知是孔子原文？答曰：汝试将篇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及小康一段，细心体会，当知天下一家是孔子《春秋》主张太平世，全世界人类建立共同生活制度。小康之治，阶级巩固。私有制不可摇动。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分。 天子、诸侯、大夫，是居上治人者。劳动生产之下民，是不能自治而受人之治，谓之治于人。 有食人与食于人之分。 居上者食下民劳动之所获，而贪欲无可餍足，是食人者也。下民竭力生产，以供上之食，是食于人者也。 有劳心与劳力之分。 富贵者安坐而求知，自以为劳心。庶民常在劳动中，虽息息接触大自然，不无感发。毕竟无静中澄思之机会，难以引申触类，构成有体系的知识。故祗是劳力。 社会一切大不公，大不平，如何可说天下一家？余故知其为《礼运经》之原文也。然而小康之徒，删削孔子《礼运经》原文，而别造《礼运篇》，列入《礼记》中，以张小康义。竟摘取《礼运经》中“天下一家”四字，杂入小康礼教中。以为小康之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此谓十义。如天下之人人能遵行之，便是天下一家。 参考《礼运篇》。 小康之徒用此等窜乱的作法，直将《礼运经》主张天下一家之广大义蕴完全掩蔽。汉以来，治《礼记》者于此处都不生疑问。康有为空谈《礼运篇》，徒摘录篇首大同小康数行文字。而于此篇真意及其种种漏洞，却茫然不求解。余已辨在《原儒》《原外王篇》。 余犹忆清季号为经师或名士者，以能治三《礼》为至高。而《礼记》，则公推其在三《礼》中独为发明大义之经典。余尝涉猎清人书，见其于考核经书中名物而外，不知果有何物。直取《礼记》一读，又见其不外宗主古帝王之教令，而尽力发挥。窃叹六国时小康之儒，思想顽鄙固陋。其流毒深远，诚可痛也。小康奴儒改作之《礼运篇》，特举父慈、子孝乃至君仁、臣忠等十义，以为由此可致天下一家。殊不知君主制度不消灭，私有制永存，统治阶层与富豪阶级，皆以剥削天下大多数劳力生产之庶民为其幸福。庶民穷困，难为生养之计。父不得慈其子，子不得养其父；兄难惠其弟，弟难事其兄；夫难保其妇，妇难从其夫。旧社会此等惨状，知识分子盖少能注意耳。其不注意者，由其依附上层故也。臣之忠，为禄利而忠耳。君之仁，试取中国历史读之，其不为盗贼者有几乎？孔子之新《礼经》，（即《礼运》、《周官》二经。）并继《易》、《春秋》而作。力主消灭统治，废私有制，建立人类共同生活制度。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

有人问：“先生以《周官》与《礼运》为孔子六经中之《礼经》，此是先生创说。古言三《礼》，《仪礼》、《礼记》、《周官》是也。先生否认仪礼，独取《周官》《礼运》，且名之曰新《礼经》，何耶？《礼运》祗是《礼记》中之一篇。自西汉以来，无有人以《礼运篇》为独立之一经者。先生未免独创异说。”答曰：二千年来经师都不曾用思，故陷于迷谬。今者老夫已破迷斥谬，而吾子犹不悟，何耶？康有为窃取《春秋》三世之名辞，而实不通其义。公羊寿师弟为汉制法之三世义，本是反对孔子《春秋》之三世义，不可并为一谈。公羊寿师弟之伪《春秋》，在当时虽盛行于朝野，而公羊寿之先人公羊高，从子夏处得来之孔子《春秋》经传，其秘文与口义犹在民间流行，反抗公羊寿师弟，暗潮未平。但公羊寿伪学，得朝廷崇尚。学者不敢不尊信，莫肯将暗潮揭发出来。直任反抗之少数人在民间暗斗，其势力微小，无足重视耳。然何休偏不忽视此暗潮，乃奋起作公羊经传《解诂》。遂将子夏传授公羊高之孔子《春秋》三世义，收入公羊寿伪书之中，与公羊寿伪学之三世义混合在一起，欲以平息民间反抗之声浪。其实，何休还是维持公羊寿伪学，并非有意保存孔子《春秋》也。何休《解诂》《自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云云。孝经文字，明明是六国时小康之儒所伪造。《论语》载孔子答弟子问孝，总是在斯人本性真情处指示，绝不涉及政治作用。《孝经》将孝道引入政治作用，以拥护统治阶层。稍有识者，应当明辨。何休伪造孔子行在《孝经》之语，其用意在保固封建思想，与孔子《春秋》经的思想绝不相容。余伤清季革命失败，又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年时读五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 其实，封建思想即以宗法思想为骨子，单举封建亦可。 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 详在余之《体用论》。此论虽小册，而余在哲学路上之变迁，却叙述扼要。 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大易》一经是五经根本。汉宋群儒，以《易》学名家者，无一不是伪学。其遗毒甚深，直令夏族委靡莫振。 中华族类古称夏族。夏者，大也。自汉以下，始称汉族。汉朝声威远播，四裔以是称之。 余实痛心。久欲讲明《易》学，复兴孔子之道。而神经衰弱太甚，未堪述作。新运肇开，余得闲居养性，又重玩五经。深念孔子六经是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治《易》，而不遍通群经，何可悟《易》乎！《易经》以外，《春秋》最要。此经虽亡于公羊寿师弟之造伪，而余从何休所述三世及古籍散见之说，犹可考得《春秋》真象。其详在《原儒》《原外王篇》。余始庆幸，以为六经虽遭小康派改窜，而孔子本旨未尝不可究明。

次求《礼经》，而知《仪礼》是《艺文志》所称《礼古经》，非孔子作。惟《周官经》为万世开太平。 为字，读卫。他处未注者，仿此。 最广大深远，非孔子莫能作。虽小儒改窜颇多，而孔子真相最易发见。此真幸事。 小儒，谓小康之徒。 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自鸣而以《周官经》为伪书，其无头脑、无知识，乃至乎是。清季，号硕儒名流者，无不恶康而又畏康。余尔时年少，回忆犹如昨日事耳。其实，康氏实少慧，而又不务实学，首开浮妄之风。宗伪传，以伪为真；毁《周官》，以真为伪。愚而已耳。

《礼记》中《礼运篇》，当是六国时小儒将孔子《礼运经》改窜而为此。惟其删削原经殆尽，而改窜本亦未成巨册，汉人收入《礼记》中，后人或疑其原经非独立之一经。 原经谓孔子之《礼运经》。《礼运篇》因此而改作，故对《礼运篇》而说为原经。 此乃后人之陋耳。《礼运》《周官》二经，皆与《春秋经》互相发明。《周官经》是革命初步成功，领导庶民结合众志众力，建树一切新政，为创行全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制度豫备基础。 为，读卫。 《礼运经》是破除旧社会宗法思想，解脱古帝王种种大不平的教条之束缚。如食人与食于人之制度，即不能不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等名教，以抑制大多数庶民，使之安其分。《仪礼》与《礼记》其要旨在此耳。孔子作《礼运经》，正以推翻古礼。小康派改作之《礼运篇》尚存有原经之文曰“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 天子直辖之地，其田则皆其子孙所有也。侯国虽非其直辖，却须贡献。故古称天子富有四海。 诸侯有国，以处其子系。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云云。 采者，古代大夫之邑，称采邑。大夫之子孙，世有其邑而成家。家亦如小国，有家臣也。 按《礼运篇》称，天子、诸侯、大夫以天下、国、邑为其子孙私有。此等叙述，定是原经之文。而小儒改作时，所以仍存此文者，则因原经揭出三层统治，是社会上之大不平，人类经济问题不可得合理解决。原经警醒天下大多数庶民，将使旧礼教完全崩溃，无可护持。故其改作时，对于原经此文倘削除不顾，终无以服人之心，不若仍存此文，另予解释。故于叙述统治层皆有广土，以为子孙私有。而下文即总结之曰，“是谓制度”。 注意。 小儒在此处措辞，本无理可说，祗好以旧社会相承已久的制度，不容动摇，来塞人之口。此其用心亦苦矣。至于天下一家一语， 古代天下一词，谓普天之下，犹云全世界。 明明是提出将来必然要建立全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制度。余已释在前文。而小儒乃以父慈子孝及君仁臣忠等十义，可达到天下一家。其无知至此，岂非大怪事哉！

《礼运篇》叙述小康礼教一段，有曰：“今大道既隐， 隐者，言大道隐晦而不能行也。 天下为家。 言天子以天下为其一家之私产。诸侯则以国为其一家私产。大夫则以邑为其一家私产。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此三项，皆通天子、诸侯、大夫而说也。至于庶民之各事其亲，各育其子，皆照上层之例，自不待言。但庶民被上层侵削，其事亲育子皆苦不足耳。货力为己，亦是通天子、诸侯、大夫而说。天子以天下之财货与一切物力、人力为他自己。（为字，读卫。）即天子专有天下之财货及物力、人力，以供其自身与子孙之享受，是谓为己。诸侯专有其国内之货、力，大夫专有其邑内之货、力，皆与天子同样。惟庶民在古代未脱奴隶之境时，则不能以货与力为己。其后渐进，不纯为奴隶。庶民劳动生产供奉上层而外，稍有所余，亦各各自为。其私有的观念渐发展。 大人世及以为礼， 古时以大人为天子之称。天子死，则其子或弟继居其位，是谓世及。后来定为长子继位，天子如是。国君则父死子继，世有其国，亦如天子之家天下。（国君，谓诸侯也。家天下者，言天子以天下为其一家私有。此晚周人攻击天子之辞。）大夫，则秦汉以后，无有子继父位之制。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自此以下，至以功为己，皆小康礼教之纲目也。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设立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邑等制度。 以立田里， 天子、诸侯、大夫皆有田，以处其子孙。 以贤勇知， 贤者，奖励之也。知，读智。居上层者，必赖勇力与智谋之士拥戴，故奖励之礼重焉。 以功为己”云云。 为，读卫。古时天子私有天下，诸侯私有其国，故皆好图大功于外，所以自为，而非为公也。参考《原儒》《原外王篇》。 详上所云，皆是古代小康时期之制度与教义。今总称之曰小康礼教。 今云封建思想，与《礼运》小康思想不异。

小儒因孔子《礼运经》而改造之《礼运篇》，其开端大同小康两段文，必皆是原经之文。 原经谓孔子《礼运经》，屡见前。 纵小儒改作时不无变易或删削，而此两段之大旨，必是根据原经，可断言也。小康一段，其首句曰，“今大道既隐”云云。明明是孔子不满于小康之辞。孔子创明大道，则必条举小康之制度、教义，而绳其短。 绳，犹正也。 方信大道不可隐晦，终当见诸实行。总之，《礼运》一经之真象，在小儒改作之《礼运篇》中，犹可考见。 凡言小儒者，皆谓小康之儒。 《周官经》是革命初步成功后，领导新政建设之大规模。不经此一番领导，无由达到天下一家。《礼运经》是改造旧社会思想， 即宗法思想，或封建思想。 庶几新政建设无阻碍。此二《礼经》皆与《春秋经》一贯。吾名二经为新《礼经》者，以其推翻古《礼经》故也。古《礼经》不推翻，世运永远是统治层货力为己及以功为己之局，万物皆不得其所。是可忍乎？ 《艺文志》有《礼古经》之目，自古以来读《汉书》者都不注意。《礼》有古经，则孔子之《周官》、《礼运》二经，皆为新经可知已。新《礼经》之名，岂余独创乎？《志》称《礼古经》者，《志》载书目，须分部。礼之部，有古经，故称《礼古经》。余称孔子之《礼》书为新《礼经》者，则就学术言，孔子之礼学，反对古礼故也。

小儒改作之《礼运篇》，仅篇首大同小康二段，犹存《礼运经》之大略耳。自小康一段以下，遂专主小康礼教。而其繁称博引，要皆杂拾故事、陈言，不足张扬小康坠绪，小儒之技亦穷矣。康有为只摘取篇中大同数语，自矜为新发见。实则孔子之学，早年诵法古帝王小康之业。 诵者，记诵。从古籍中，记诵古帝王遗说也。法者，取法。效法古帝王之道也。 诚有是事。但自五十学《易》后，其思想根本改变。 五十学《易》，见《论语》。朱子误解。余已辨在《原儒》《原学统》篇。可参看。 创明内圣外王之大道，始作六经。则古代传来之小康思想，是其所不得不反对，此《礼运经》所由作也。

小儒改作之《礼运篇》犹留存原经本旨，未尽泯灭。其述孔子叙论小康之辞，曰“今大道既隐”云云。 叙论者，叙述小康之制度与教义而论定其失正也。大道既隐以下，可阅《礼运篇》。晦而不明，曰隐。孔子盖谓大道隐晦，故小康礼教得行也。其欲革去小康而实行大道之意，可谓深切着明矣。小儒存此段文，幸未改易先师之语。先师，指孔子。小康背于大道，是谓失正。 可见孔子晚年思想，专以大道为宗主，决不兼容小康也。今观《礼运篇》， 即小儒所改作者。 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云云。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与犹举也。 而天子不得有天下，诸侯不得有国。统治层倾覆，私有制亦随之俱废。此与三代之英所行小康礼教，完全相反。 三代之英，即《礼运》所称六君子，能行小康礼教者也。 孔子何至以大道之行与小康之六君子俱为其志之所存乎？志存乎大道，决不效法三代之英；志存乎小康，又何能实行天下为公之大道。孔子五十后，笃志于大道，祇有任而直前已耳。 任者，以身任道。一直前往，无后退也。 三代之英所行小康之道，过去朽腐，犹若死尸而已。孔子的思想，譬如大海不宿死尸。 宿，犹留也。大海水油然生动，活活跃跃，死尸自然不能留滞其间。 既已志在大道之行，何至又后退而法三代之英，以陷于颠倒乎？小儒以迷乱之谈，假托圣人， 圣人，谓孔子。 千古莫有辨正。康有为受其欺，遂以谓孔子本有大同、小康两种思想。 大同一词，不足以称孔子之学，应正其名曰大道。 故口谈大同，身行复辟。 康氏阴谋清室恢复帝位，是谓复辟。 其愚不可廖也。自古未有思想不弘通正确，而行动能不迷乱倾仆者也。人之为学，何容易乎！有为假《礼运》以横盗虚声。 假，犹藉也。 而实于小儒之改窜圣文，紫朱淆乱，苗莠掍同。 此言小儒改窜圣经，如以紫乱未，以莠乱苗。 竟茫然一无所知，且悍然自足，不复求知。乃甘受小儒之欺，妄信其邪说是圣言也。岂不可惜哉！有为虚张《礼运》，实不通《礼运》。虚张《春秋》三世，又不求通三世。伪《公羊传》之三世，专明君臣恩义，本是拥护统治。何以知然？ 我说，寿等说三世专明君臣恩义，其旨在拥护统治。人或不信吾言，故设为此诘难也。下文即答。 统治阶层所以得安定不摇者，其道在君臣以恩义相固结。萧墙之内无衅，草野有伏莽亦易定，国外更不足为患矣。然则伪《公羊经传》以三世明君臣恩义，正是保固统治阶层之大法。汝何不识此意乎？公羊寿师弟以其伪经传，假托为孔子之作，又造图谶诡称孔子豫知汉将继周，故作《春秋》以为汉制法也。 为字，读若卫。制，犹作也。参考《公羊春秋》，哀十四年经、传，何休《解诂》及徐彦疏。 汉人一致承认寿等之说。实则为汉制法者，寿与胡毋生也。寿等以三世明君臣恩义，为汉制法， 为字，同上。 确有鉴于秦。秦自孝公至吕政皆有雄才而藏险毒。久染戎狄之风，怀并吞之志。知其本土乏才，重用来自六国之智勇。才长治国者，委以国政；才堪善战者，付以军权；才工外交者，亦能厚禄、宠任，恣其所为。及其大功既立，鲜不诛灭。秦并天下而速亡，其主因，在愚民之术与残民之政。而君臣全无恩义，亦不得不自溃也。寿等为汉作法，可谓忠于帝室。汉武爱好伪《公羊传》，其智优于吕政矣。 清季有劝梁任公勿治《公羊传》，宜治《周官经》。而其人确不知《公羊传》是寿等伪造。何故轻《公羊》而独崇《周官经》乎？此人盖以《周官经》之制度，为清季变法所宜采耳。当时孙语让作一小书，曰《周官政要》，为清季主张变法者所盛传。是时，余已参加革命，亦知孙氏之书甚肤浅，非真能通《周官》者。余尝言，《周官》与《礼运》皆自《春秋》出。三经本一贯。《春秋》虽亡于公羊寿等，而马迁所记董生语（已见前文。）及何休在伪《公羊传解诂》中所述孔子《春秋》三世义，犹可据以推见两经大旨。（两经谓孔子之《春秋》与《礼运》。）《礼运经》大道与小康之辨，亦略存于伪《礼运篇》。治《周官》者，若能于两伪书中求得孔子原经之鳞爪，则可观其会通，而体会圣人裁成天地、曲成万物之造化本领矣。

孔子卒时，七十有四岁。自五十学《易》，而思想大变。 孔子所学者，即伏羲之八卦，说见前。 从五十至临终凡二十余年，皆其作六经以弘扬大道之时也。子贡尊美孔子之辞曰：“夫子之得邦家者， 大子，谓孔子。邦家，犹国家也。言夫子倘得一国而主领之，将如下所云也。 所谓立之斯立。 立之，谓领导其国之民开发生产，使民皆得利用、厚生，方可说及正德之事。（正德，见《古文尚书》。此书虽伪，而其材料采于古籍。比言教民皆有以养成正大之美德也。）是为立国立人之本计。庶民莫不兴起俱立。 道之斯行， 道，引导也。行，从也。言夫子以仁心、毅力，循乎大公之道，（道，犹正理。）明于万物之则，（古云，有物有则。）以引导庶民，则民莫不从善。万众合作，以开万物，以成万事。 绥之斯来， 绥，安也。夫子以善道安人，则人莫不来。来者，同归于善之谓。 动之斯和。”云云。 动，谓一切创兴之业，无论大小必先作动众志，集合众力，《周官经》曰“作民”，《大学》曰“作新民”是也。夫子之动人也，以大公至善之道，故人皆趋事急功，莫不和悦。 据此，则孔子富有伟大之感化力。其在野，以六经教人，有三千七十之徒，皆列国英俊，集于门下。 七十子中，有秦商字子丕，任不斋字选，皆楚人。言偃字子游，吴人。壤驷赤字子徒，秦祖字子南，皆秦人。公坚定字子中，晋人。公良儒字子正，颛孙师字子张，皆陈人。如上所述，七十子之国籍，吴、楚、秦、晋俱有。燕赵诸邦，当不无人。惜乎三千之众，无可考矣。教化之盛，岂不奇哉！

孔子晚年作六经，以教门下，其影响盖甚大。《史记》称孔子有弟子三千。 见《孔子世家》。 又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见《仲尼弟子列传》。而《世家》亦云七十有二人。盖古有二说，马迁并存之。 后世每以七十子在三千中最为杰出，吾意不必然。孔子盖就三千中其身历仕途而通显者，曰身通。非以学术言也。马迁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均之未睹厥容貌。” 见《仲尼弟子列传》。 马迁此说，较允。余推想，孔门三千之徒，其能深造于六经，而或以著述传学，或以行动实践者，当非少数。司马谈云“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云云。 六艺者，六经之别称。古代艺字，应用甚宽，不独技术名艺，凡智慧、知能之学，皆可名为艺。故六经亦称六艺也。孔子六经之制作，其体裁特妙。每一经皆分为经和传。经，提纲要，其文字简括。（简者，简而不繁。括者，包括多义。）传者，依经而作，详说其义，期无遗漏。其文不容略也。如《易经》，其每一卦之卦辞、爻辞，皆经也。《彖传》、《象传》等，皆传也。至于《易大传》，一名《系辞传》，其文较繁，体式又变，后人作传者，鲜不取法于此。《春秋经》有经、有传，显然易知。举一二例，可概其余。司马谈自其前代以来，世为史官，家藏书甚多。又有太史之守。（守者，谓太史官府藏书极富，是史官之守也。）谈言六经各有经传，合计其部数则有千万数之多，可谓盛极矣。“累世不能通其学”者，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累，犹积也。积之二世，即六十年。更累积之，则历年愈多。谈读儒家经传，自觉难通其学，故极言之耳。“当年不能究其礼”者，礼、理二字，古时通用。儒家之学，以“知周乎万物”为要。（知周云云，见《易大传》。周，犹遍也。谓人当用其知，以遍知万物也。）千万数之经传中，当有格物的专门知识，或哲学中深远之理论，与谈所素习者不相近。谈自叹不能究其理也。“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二语，谈盖以此攻击大道之儒耳。谈实赞同小康之教，其评儒家于上引诸语之外，复有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云云。此乃小康礼教。谈之所服膺于儒者，正在小康耳。 司马谈六艺经传千万数之言，从来不闻有人注意者。余尝向人提及，或疑千万数，祇是大多数之辞耳，不必实数也。余曰，虽不必实数，而其为极大多数则无疑。或又曰：“六艺经传，当是东周与六国亡时，多有古籍散在民间；至汉初惠、文、景、武四帝，渐献于朝，故谈得见之耳。今先生必欲断定为孔门弟子或后学之作，恐不尽符事实。”余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却于论儒家时，独举其六艺经传之多。以明儒家著作独盛，非谓昔之亡国有古籍遗留至汉也。孔子在春秋时已恨杞宋不能存夏殷之文献， 杞国是夏之后，宋国是殷之后。当初皆保存其先朝文籍，且历世有精研古学之贤人。及春秋时则文献都亡，故孔子兴叹。 至战国时六国昏乱，孟子叹其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亡无日。东周王朝，自春秋时早已名存实亡。诸亡国之廷，先未注意文献，恐无多古籍。上考东周学术之兴，确是孔子以私人在野讲学。主张有教无类，不分贵贱，普遍收容。学者自四方远国而来。学术文化从王朝没落，而创兴于民间。孔子之功，所以不可朽也。司马谈在汉初所见儒家千万数之经传，当是孔门弟子或后学之著作，潜在民间少数老儒之手，必非亡国故宫有古籍流出也。谈之言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云云。此非空泛之谈，乃自道其实感耳。

余玩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其论儒家，分明将孔门大道、小康二派掍合一团。此其故，若欲详考，固苦于难寻文证。古籍经秦火后，丧亡殆尽。此一厄也。晚周六国小康之儒，反对大道学派，而欲将孔子五十以后之六经思想完全遮掩。汉初儒生拥护皇帝，承六国小儒之故技，必欲绝大道学派之遗迹。此又一厄也。前一厄，儒家经传之受害犹小，秦火不能烧尽民间之私藏也。后一厄，则小儒宗主古代帝王小康礼教。而借口于孔子早年所常为门人传授， 为，读卫。 又共闻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见《论语》《述而篇》。宋儒以此章为孔子之谦辞。殊不知故作谦辞，即是虚伪。圣人决不如是。《论语》记戴孔子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知我者其天乎”之言。自明、自了、自信，间居自道其实际。何须故作谦辞乎？此盖孔子五十以前之语也。 于是小儒悍然改窜孔子晚年创明大道之六经，使其一变而为古帝王小康礼教之复活。小儒自以为有本师早年之教可依据，故毁弃六经而无忌惮也。 弟子称其所从受业之师，曰本师。

孔子年五十而思想大变。自此以后二十余年，专致力于六经之创作与教育英才之事。 《论语》载孔子曰：“归欤，归欤！（据《史记》，是时孔子在陈。）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按孔安国训简为大，今从之。孔子言其弟子有高狂弘大、勇于进取之猛志。斐然成章者，斐然，有文采之貌；成章者，如织丝成帛，条理茂密而体式完整，是谓之章。加以裁量变化，方为适用之美服耳。此言诸弟子已具规模，犹须裁量变化，俾成有用之才。言不知所以裁之者，圣人意挚而辞婉，固早知所以裁之也。据此而推，孔门必多英才。 司马谈称儒家“经传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余断定千万数之经传是孔门弟子与后学之作，已说在前文。古代学术，专在王朝。王官各掌其本职之典籍，仕学一致。其阅历事物，时有遐思，妙符实理。 遐思者，遐，谓冲远。超脱烦扰而有冲远之趣，以发其思，是谓遐思。然遐思与空想不同。依据经验而起思维，由分析以达于会通，故非游空玄也。余此段话是从《尚书》《帝典》，体会尧舜二圣与九卿四岳互相勖勉于日夕万几之中，自天文以至金、木、水、火、土等等实物之开发，与稼穑之勤劳，极乎礼乐诗歌之和情养性，莫非即事即学，即学即事。大哉唐虞之廷！不独为中夏开国立鸿基，（为，读卫。）而亦是中夏文化学术之所从出也。夏禹、商汤及周文武各创一代之业，犹有唐、虞几分意思。而禹、汤、周武之子孙都无其先王开国气象，在朝亦不无废学之忧矣。《帝典》字字是事实，非深心含玩者，莫能通明。吾望治古史者注意。伏生所传《尚书》，本非孔子《书经》。但其所载事迹，则必采之古史。尧舜皆不以天下为私有。余想孔子《书经》关于二帝之叙述，与古史决不异。其书传当发挥天下为公之旨。《礼运》叙小康，始于家天下之夏禹，而不涉及二帝。可见圣人意思。惜乎孔子书传不存。又余言《帝典》，即将俗本所分二《典》三《谟》，总称《帝典》。《大禹谟》虽今文所无，然于古史必有取材。如“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语，必古史之遗文也。 然二圣及三王，时代太古。 二圣，谓尧、舜。三王，谓夏禹、商汤及周之文王武王。 其时学术授受，限于朝廷，无可推行之于群黎。 群黎，谓庶民。 惟著作之业，则古代为人君者，有记事、记言之史。圣主贤臣，亦各有创作。如伏羲有八卦，禹有《禹贡》是也。 《禹贡》必是禹自作。记载其身亲经历，非他人可代。 然凡执政者，万事劳形，著书当不能多。又中国古帝王将阶级分得太严。大君以天子自号， 古代帝王称大君，以别于侯国之君也。 至高无上。 无有加乎其上者，曰无上。 天下大多数劳动人民，则定其名曰下民或小民。上下、尊卑、贵贱，分得太惨。试就宗教思想而言，天子独祭天，诸侯犹不得祭，何况下民。可见古代帝王无处不是压制下民，无人道也。尧舜二圣，是中国古代最好模范。夏禹始立家天下之基，遂成数千年不可革除之乱制。 乱制，见古《春秋》。 由夏商至西周，历年极长远。九州统一，四裔来王。 四裔皆来朝谒中国帝王，并贡其土之产物，曰来王。 而民间犹无学术思想之活动。知识库藏，独在王朝，不得推广于列邦小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古帝王之秘机也。 “民可使由”云云，见《论语》。此乃孔子刺古帝王之辞。 直至春秋之世，孔子以私人讲学于野，昌言“有教无类”。于时门下三千，多来自列国。颇有高狂、弘大、勇于进取之猛志，为孔子所喜。 说见前。 天下英俊，萃于一门。思想活跃，犹如春笋发展迅速。经传千万数，皆孔子门人后学之著作，断不容疑。

司马谈对于儒家六艺经传千万数，作一总评。而总评之中，约为两点：一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二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莫能易也”。余审核其第一点，明明指大道学派之六艺经传而言。第二点，明明指小康伪学之经传而言。 古帝王之小康礼教，是孔子晚年所极力反对。而其门下有守旧一派，犹欲假托师门早年之说，以张复古之帜，摧毁先师晚年定论。故小康之徒，应正名伪学。 司马谈不分真伪，将小康伪学之著作与大道学派所承孔子正传，混合为一而作评论。其所以为此者，小康之徒本自以为孔子祇是继述古帝王小康之道，不应别有晚年独创之学，与其早年所学相反对也。故欲泯灭大道学派而不存其名也。

问：“何由知司马谈总评之第一点，是指大道学派之六艺经传而言乎？”答：子之疑问，须明了孔子六经真象方可解决，否则汝终必怀疑司马谈总评之第一点，何以是特指大道学派之六艺经传。 “子之”至此，为长句。 今试为汝略言之。吾说六经有真象，必是不信西汉传来之五经。 孔子六经，乐居其一，必是独成一部。《周官》《大司乐章》不足以当《乐经》。《礼记》中之《乐记》，更非《乐经》。《艺文志》称常山王禹献《乐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此皆六国时儒生杂说耳。故《乐经》全亡。 吾何故不信五经是孔子六经真象？此一大问题，最初由韩非在晚周六国时曾提到。韩非说，孔子没后，儒分为八，取舍相反不同，各各自谓是真孔。孔子不复生，孰定其是非？ 韩非原文曾引在前，可覆看。 余少时阅韩非书，至此便有两种感想：一、八儒，祇是韩非就其见闻所及者而说。三千七十之徒，岂止八派。二、韩非说八派之分，由其对于孔子学说有取舍相反，遂成彼此不同之各派。 取舍，说见前，可覆看。 余觉得韩非说取舍二字甚好，但嫌太略。取，应有大取与小取之别；舍，亦有大舍与小舍之辨。此意容后谈。余深信古代创开大学派之哲人，其思想之活动力，极弘大、充沛。唯其如此，故一方勇于吸收古人丰富遗业；一方又毕竟靠自我，以主动力参入大自然与社会，自由思考，独立创造。就前一方之吸收说，退然忘我，似是古人之继述者。就后一方之独创说，跃然独辟新天地，终不囿于古也。孔子便是如此伟大，奇怪。其早年勇于吸收古帝王小康之道，信而好古。但其平生常周流列国。陈蔡诸邦， 邦，犹国也。 衰弱而近强楚，孔子在其间最久。深悉民生疾困，周知强弱情势。所感既深，而所获益多矣。 后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之创见，盖自此而发。 其为学之方，要在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见《易大传》。 至五十学《易》，又得古代天才之大典，启发甚宏。于是积平生之实测，观众理之会通，豁然洞彻乎大道，而有六经之作矣。

孔子既作六艺经传， 六艺，即六经之别名。六经文体，皆分经和传，说见前。 发明大道，教授门人。一时狂简高才，摄受、钻研，跃然兴起。 狂简，见前。 同宗孔子六艺经传。又复各各殚精述作，莫不推衍、扩充，以发圣人无尽之蕴。然皆推本圣籍，通称六艺经传。 圣籍，指孔子自作之六经。余谓六艺经传应区分本经与众经。本经是孔子自作之六经，乃众经之根本也。（凡言经者，即摄传在内。他处仿此。）众经，则笃志大道之诸弟子或后学所作，乃推衍本经之义旨也。小康之徒改窜圣经，而假托于孔子晚年之六经，可谓无忌惮也。《论语》记载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云云。此皆孔子五十岁以前之语。六经创作，确是其晚年事。小儒既固守孔子早年之教，故必须以古帝王之道改窜孔子六经。司马谈及其子迁，皆奉持小康之学甚谨。不可不辨也。参看余之《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

余在前文，曾引韩非说儒学分派，盖由孔门弟子对于师说，有取舍相反。此说甚是。 舍者，舍弃之谓。他处未注者，仿此。 余谓取舍宜分大小。有大取，即有大舍；有小取，即有小舍。何以言之？孔门狂简高才，笃志大道者，其于本师之六经完全执取，是为大取。 执取者，执，犹持守也。持守即是取。故与取字合用为复词。完全二字，注意。言其于六经持论之广大体系，都有深密了解。易言之，笃信六经立义正确，故乃全盘承受，无复游移。所以谓之大取。 有大取即有大舍者。既于六经全盘承受，则于古帝王小康礼教，自不得不全盘舍弃。此在孔子《礼运经》中，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六君子小康礼教，两相对照，显出公私无二道，福祸不同途。 无二道者：理之至正，曰道。公是大道，私即叛道，未可以私为道也。公私二者不得都是道，惟公是道而已。圣人不许六君子之小康为大道，析义精严。福祸云云者，大道行，则天下有大同之乐。（大同者，无国界、无种界，乃至无有智愚、贤不肖种种差别，更无有自我和他人等畛域。是谓大同。）小康制度，无论六君子如何力行，其结果总是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福祸殊途，昭然明矣。 故大道之学，决不容小康思想杂乎其间，以其私而无公也。 小康礼制，天子私有天下，诸侯私有其国。乃至货力为己，以功为己，莫非私也。 若夫孔门小康之徒，其于古帝王小康礼教全盘承受，亦是大取。既于此大取， 此者，谓小康礼教。 则大道是其所必舍。故孔子没后，小儒改窜孔子六经，专弘古帝王小康之道。 凡言古帝王小康之道者，其“道”字，应训为“术”。术，犹谋略也。他处未注者，仿此。 是乃孔子所不及料也。

有问：“先生言，孔子既没，小儒始改窜先师之六经。此说有据否？”答曰：云何无据？刘歆责太常博士书，有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云云。歆与其父向，在汉朝掌校群书。汉兴，至元、成间，晚周众书出世略备。向、歆父子，于古籍无所不窥。其言仲尼没，微言绝。岂其无考而逞臆妄说乎？歆所云微言者，实指孔子晚年大道之学。所云大义者，实指孔子早年称述古帝王小康之道。 微言，李奇曰：“隐微不显之言也。”颜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余按李奇解，得其实。师古以微妙释之，非歆意也。 孔子早年弟子，习闻古帝王小康之道，固执而莫能变，根本不肯承认其本师有晚年大道之学。孔子未没时，若辈自不敢毁六经。孔子既没，则逞其愚妄而为复古之国，渐有改窜六经之事矣。 注意渐字。改经之事，大概孔门顽固派之后学方着手。约当六国时。 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也。其云微言者何？孔门顽固之徒，虽不肯承认六经。而孔子自五十以后至于寿终，二十余年间，实作六经以教门人。其时狂简高才，闻大道而愤发。造作经传，以畅圣意，以晓当世者，不可胜数。 畅圣意者，谓孔门诸贤笃志大道者，皆欲广造经传，以畅达圣人之旨意也。司马谈称六艺经传千万数，盖三千之徒，多狂简高才，故能有是耳。 自孔子晚年以至身没未久，大道之学已盛行于世。小儒虽不欲承认六经，亦无可遮掩其事也。及至六国时，道、墨、名、法诸巨子勃兴，皆无有肯持消灭统治之论者。其言群制、治道，皆背叛六经之外王学。 老庄抨击帝王，恶剥削。此与《春秋》《礼运》二经，有相似处。然处后、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则群众无领导。王船山云：“道家窥几以远害。”个人主义也。墨翟、法家，并不悟民主。法家流于商、韩，人道绝矣。申不害卑卑，毋足道。荀子斥名家玩奇辞，无补实用。而赵人毛公与公孙龙同游平原君家，尝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其以避当世责让乎？（让，亦责也。） 昔时孔门一派固守帝王之道者，虽不获逞志于当时，而其后学仍世相承。至六国时，诸子百家莫有宗孔者。于是孔门复古之焰，始盛于六国之世，诸小儒奉古帝王小康之道，以改窜孔子六经，正在此时。 “于是”二字，至此为句。 春秋时，学风已坏。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云云。 阙文者，古史记事，或有未详，亦或书缺简脱。读者至此，则阙之以存疑，决不以己意伪造一说，以补其阙也。今亡矣夫者，亡，犹无也。孔子言其少时，犹及见史有阙文，今日则无阙文之事，盖孔子老年之言也。 孔子寿七十四，其晚年将近六国昏乱之世，亲见学人好造伪说而不肯阙文存疑，所以兴叹。及至六国时期，学人凭空造谣之习更甚。如《孟子》书中记载当时伪说流行，谓舜为天子时，尧率诸侯北面而朝，瞽叟亦北面而朝之。 瞽叟，舜之父也。 韩非书中亦称舜臣其父，妾其母。 盖谓瞽叟北面朝舜，是舜以父为臣也。既以父为臣，便不异以母为妾。 造伪者，必不止造此一事。当是造作种种伪说成为一书，公之于世。否则孟子韩非何从闻其说乎？六国时人守公正而不靡者无几。敢于造伪，本无足怪。

六国时儒生继承孔门狂简一派者似较少， 狂简派，即大道学派也。 继承孔门顽固派者当较多。 顽固派，即小康学派也。 此从《礼记》《儒行篇》所称十五儒之行，可以想见。且俟后谈。六国时小儒改窜六经，诚获罪于圣人。 小儒，谓宗主小康之儒，亦即上承孔门顽固派之儒。他处未注者，仿此。 然其动机，不必与当时造伪者同其卑下。独惜其天资鲁钝，识解闭塞，以为古帝王小康之道，可以推诸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此其所以妄行取舍，而不自知其有叛圣毁经之罪也。 妄行取舍者，谓其于古帝王之道则全盘承受，所谓大取是也。于孔子发明之大道则全盘弃去，所谓大舍是也。毁经，谓毁孔子之六经。

小儒，以上承孔子之学统自命。既依据古帝王之道以改窜六经。而于原经之文不可一字无存，否则无以取信于人。但袭用其文，要必改易其义。如孔子《春秋》，以三世义为纲要。伪《公羊传》则存三世之名，而全变其义。此一例也。 何休所述三世，是从民间流行之秘本得来。此秘本，当是公羊高所受于子夏之孔子《春秋经传》。由高之后裔传授，学者录副本。此与伪《公羊传》之三世，截然不可相通。从古无有求其解者。余释在《原儒》《原外王篇》。 然公羊寿胡毋师弟造伪传，以媚皇帝，而诡称为孔子之《春秋》。实则将孔子本义，泯灭殆尽。其用心最鄙恶。 恶者，言其泯灭孔子《春秋》，使皇帝专制之毒长远莫拔。鄙者，言其伪造图谶，称上天预示汉当继周，命孔子为汉制法。参考何休《公羊解诂》哀十四年经传，何注及徐彦疏。 六国时小儒改窜圣经，尚未至是。问：“先生此说何所取证？”答：汝问及此，余须先说三事：一事，六国时小儒，必将孔子六经尽行改窜，此无疑义，否则不能自称真孔。 大道派所推衍之经传，小儒可以不承认。惟孔子自作之经传，小儒无法不承认。故祇有改窜，以为孔子晚年作六经，犹是祖述古帝王之道也。 二事，孔子六经原本，定在大道派学者之手。但自吕政焚坑之祸后，天下儒生一致畏祸，不敢讲大道之学。孔子经本，是否尚有最少数潜在民间，今无可考，是为憾事。余据《春秋》、《尚书》二经而推之，孔经原本在汉初不是无存。《尚书》，汉武帝时出于孔氏壁中者，定是孔子原本。而武帝匿之于秘室，始终不许流行，卒致毁灭。此必有大不利于皇帝也。《艺文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 共，一作恭。 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二十九篇者，秦博士伏生所授之书也。此言安国以孔壁书，校对伏生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云云。余考王充《论衡》，说及《尚书》，则与《艺文志》完全相反。真是怪事。《论衡》《正说篇》云“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 中略。 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云云。《论衡》所说，与《艺文志》完全不符。余确定《论衡》之说，是当时事实，不可信《艺文志》而疑论衡。班固作《艺文志》，本遵依向歆父子之说。汉儒一致祖述六国时小儒，欲变孔子为继承古帝王小康礼教之大师，以此拥护皇帝。且武帝时，正利用孔子，定为一尊。若其《书经》反对皇帝，则武帝自不得不匿之秘室，以渐毁灭。此当时国策之必然也。 皇帝专制的国家，其文化政策必取其拥护统治。汉武利用孔子正以其门下有小康一派故耳。大道之学，乃其所必禁绝。孔壁《古文尚书》，武帝不许流行。则《书经》之内容，必大不利于皇帝，可知已。 但武帝既定孔子为一尊，而又匿藏其《书经》以至毁灭。此事断不可张扬于当时、后世。故向、歆与班固以伪说变乱实事之所由来也。《艺文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云云。 此是班固据向、歆父子之文。 而《汉书》《景十三王传》曰：“鲁恭王于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又曰：“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云云。据此，则鲁共王本传，载共王徙王鲁，在孝景前三年，与《论衡》云孝景帝时，正符合。而《艺文志》以鲁共王坏孔子墙壁，为武帝末年事，则时间相隔太远。班固作《共王传》，必有确据。而《艺文志》从向、歆父子者，则以武帝匿藏孔子《书经》之事，不得不隐讳故耳。共王坏孔氏壁，本是孝景时事，而《志》说在武帝末年。 《艺文志》简称《志》。后仿此。 《论衡》称共王坏孔氏壁，得《古文尚书》百篇。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 莫能读者，自是诡诈之语。 而《志》称孔安国献之于朝廷。则将武帝遣使赴鲁取书一事，一字不提。易言之，完全否认。又《志》称，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则表示武帝并非有意以孔壁之书秘匿于中，令外间不得见也。 “则表”二字，至此为句。 祇因遭巫蛊事，未得立学官耳。否则孔壁书，必立学官，人皆可诵习矣。余以《论衡》与《艺文志》对照，便见得《志》文字字是对于当时事实故意遮掩，其用心巧谲极矣。夫孔子宅中墙壁藏书发现，此是大事，亦是至有趣味之事，天下人孰不闻乎！天子使使者取书，天下人孰不重视乎！天子得书，秘之于中，外不得见。天下人皆有目，又何可掩乎！《志》称安国得壁中书，以考二十九篇，壁中书多十六篇。 考，犹校对也。 此其用意，实欲宣扬伏生所授二十九篇，是孔壁书中所本有，将使天下人共信伏生所授为真孔。其实秦自孝公至吕政，累世皆凶猘。伏生为秦博士，必不敢传授孔子之《书经》，而必采用六国时小儒改窜之《书经》，断然无疑也。使孔壁之书，果与伏生所授二十九篇不异，则汉武帝何必匿之秘室乎？且伏生所授书，上断于尧，下讫于秦。 孔子《书经》，本断自尧始，当下讫西周耳。决不至终于秦穆也。秦本西戎，何足道欤！此秦博士所妄增入也。 伏书定非孔经，未容混乱。汉初，首以伏生所授书，立学官。故向、歆父子特重之耳。《艺文志》是官修之史，时有变乱事实以媚皇帝。《论衡》所据，是民间野史，故直载事实，不违直道。余故肯定孔壁《书经》是孔子原本。然余为此事多费文字者， 为，读卫。 非仅欲明孔壁《书经》之真。余意，正欲后之研古学者，注意六国迄汉世小儒，其用意在变孔子为古帝王之继述者，及变六经为小康礼教之经典。惟欲达其拥护统治之本志而已。

《春秋经》，公羊寿胡毋师弟诡谲最多，造作迷雾。寿称其先人公羊高亲受孔子之《春秋》于子夏。又伪造图谶，谓天命孔子作《春秋》以授汉。又谓子夏传于公羊高者，祇是口义。 口义者，谓孔子以其《春秋经》之义旨，口授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以下，世承口义。至寿已五世矣。（此见戴宏序。）寿在汉景帝时，与其弟子胡毋合作伪《公羊传》，而自称是子夏传来之口义。易言之，即是孔子之《春秋经传》非彼与胡毋私造也。寿之诡诈如是。 余按孔子作《春秋经》，见于孟子之书。孟子后于孔子约百年余，时地并接近， 百年，则时相近。孟子邹人，与鲁甚近。 其言决不妄。马迁《史记》，亦称孔子作《春秋》。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又称仲舒受公羊氏之传。汉人学《春秋》者，皆宗公羊。余谓公羊高受孔子之《春秋》于子夏，当无可疑。但自高之子平，传至于寿，则已叛其先人所受于子夏者，而卒失其所守，归依六国时小康之儒。以伪传显于当世。董、胡皆其门下巨子也。寿言其先世受口义于子夏，而不明言有经传。盖其造伪《传》之意，潜蓄已久矣。夫师弟子相授受，口义诚当有之。 师以文籍传之弟子，曰授。或与弟子闲居口语，发挥所学，亦曰授。弟子凡有领会于师，与继述其业者，皆曰受。 吾亦不否认公羊高有受于子夏之口义。而决不敢信孔子作《春秋》，祇是腹稿，未有文字。决不敢信孔子祇是口说与子夏，子夏又口说与公羊高，高又以所受于子夏之口义传于其子，以及后裔也。 第二“决不敢信”四字，一气贯下，为句。 余相信，孔子作《春秋》必有文字，著于竹帛，所谓经、传是也。不待后来汉朝有公羊寿者出，方着竹帛也。公羊寿家藏之孔子《春秋经传》，在寿与胡毋作伪传时，或未遽忍毁灭。董仲舒当于寿处，读过孔子《春秋经传》。何以知之？仲舒私语马迁曰：“《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云云。此在当时，确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仲舒如未读《春秋》，如何道得出？然仲舒自造《春秋繁露》，便纯粹是古帝王之道，乃六国小康派之余裔也。贬天子之弘大理论，在仲舒脑中似未有一毫影响，岂不怪哉！

余以仲舒深明《春秋》本旨，首在消灭统治。是其从公羊寿家得读孔子《春秋经传》之明证。故肯定孔子经传原本，汉世犹存。 本旨者，谓《春秋经》之根本义旨也。古代天子、诸侯、大夫是三层统治。《春秋》于天子曰贬，谓放逐其身于远方，而废除天子之制度也。于诸侯曰退，谓降为庶人也。于大夫曰讨。晚周时，大夫握实权，必以兵力讨灭之也。诸侯、大夫等制度必废，不待言。有问：“《公羊春秋经传》尊王曰天王，而有时王不称天者，因其失道而贬之也。据此，则贬与退都是讥刺之谓，祇讥刺之意义有轻重耳。注疏家辨之颇详。先生别作一说，恐非古义也。”答曰：余已言，《公羊传》是公羊寿等伪造，叛孔子之经，丧其先人之守。汝犹持其伪说以难我乎？讥刺，祇是受上层压迫而忍受之，聊作笑骂。绝不肯奋起革命。汉以后史家皆如此。无耻无聊，消磨民气。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云云。明明主张革命实践。而汉以来说《春秋》者，又将孔子此语曲解。余已破斥。（详在《原儒》。）汝犹不悟耶？ yzvIIVaUxHIJTudOItVL+bxnHMAX/hVRXQ5iuq//TUB0h1uxJ5kObgWIO85wsq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