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尚力,盖其师荀卿之思想有以启之。荀卿《天论》即强力之表现,其主张法后王,亦韩非所本。非之言曰:“古人极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 王注:《管子》《禁藏篇》云“推引铫耨,以当剑戟”,即此所本。推车,谓推引其车。 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 以上明古之可以德化,下言当今不可仿古。 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 谓如当今器用大进,乃欲返古之推车。愚者亦知其不可,今为治而求返古之德化,是如弃利器而返求推车也,故云皆推政也。 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八说篇》。 又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 在扶世之急。 不法常可, 古今异宜,故无常可;若执有常可而法之,是以愚悖道也。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中略。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民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言世异则事异,今言事异则一切预备以应万殊之事者,亦不得不随事而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 循者,率由义。徐鲁当时恃仁智而不用其力,故削亡于齐荆也。今若由其自有之力而发挥强大,夫何患于齐荆乎? 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综上所说,可见韩非确承荀卿法后王之思想而持论转激。韩非毁德反智而一以尚力为主, 注意。 所谓“去偃王之仁,自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此三语者,是韩非思想之根荄,其一切知见、一切论证、一切主张、一切作风,皆自毁德反智而一归于暴力之大根荄以出发。韩非使秦,当在韩王安六年,即秦始皇十四年, 《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并以韩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韩世家》属之王安五年,五字误也,王先慎已辨正之。 始皇未见非时已读其书而深好之,及非使秦,始皇大悦,李斯欲陷之死,始皇犹赦之。韩非虽未见柄用,而其思想竟实行于秦皇,殆有天意乎?使无秦皇其人,则韩非之书恐亦徒托空言耳!个人乘势而显其特殊力量,无论为善为恶,其足以影响世运,固历史时有之事也。当时若无暴力之扫荡一切,晚周以后之局或别是一面目,不至如秦以来二三千年之固陋、委靡、长为夷狄盗贼宰割之局也。韩非学于荀卿,卿固主张强力者。然卿由道家而归于儒,以礼辅世,是秉正义以自强,亦以强而达其义也。强力以行义者,人性之正,人道所由致太平也。孔子以三达德授七十子。三达德者,曰智、曰仁、曰勇,七十后学著录之于《礼经》《中庸》篇,此其昭明如日月,不容息灭者也。智而不仁不勇,是小慧也,非大智也,是私智也,非真智也;仁而不智不勇,是阴柔之德也。妇妪之慈也,非真仁也,非大仁也;勇而不仁不智,是虎狼之毒,洪水横流之暴也,非真勇也,非大勇也。三达德同体而异其方面,故曰“智仁勇,无可孤修其一而舍其二也”。刚健创新而无退屈曰勇,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曰仁。大明不息、周通万物曰智,三德一体也,人性之正也,去仁息智而独强其力,则暴力而已矣,反人性也。韩非学于儒而卒毁儒,其亦不善变矣。世或以荀卿之徒有韩非,遂咎及卿之学,此亦过也。尧舜有均朱,何伤于尧舜乎?天有浮云,地产荆棘,何伤于天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