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陵集》，吾年二十左右浏览及之而已。昨过西城沟沿，见有摊贩卖古书与小商家，中有《江陵集》，遂出价购归。展读一过，大有感摄。兹略述所触，为若干条，时有文不相贯、义各孤立者。心绪恶劣，不及为专著，闲居无事，聊以就正。

江陵杂着中，推尊吕政，谓其举周代之文制， 文制谓学术与制度等。 一切大刬除之，为混沌之一凿。且云扶苏如不死，必崇儒学以乱天下。此真偏见耳。自春秋以降，列强竞争日益剧烈。竞争甚则霸道兴。霸者图功利，尚诈力。其始兴也，犹未甚戾于仁义礼信。其渐炽也，则唯斗诈斗力，贪功攘利而已矣。斗诈斗力、贪功攘利之风愈趋愈下，必成乎穷凶极恶。申商韩非之徒出于战国，其创说皆毁道德、毁人性、毁学术、锢思想，荡灭文物，祸极于吕政，集申商韩之大成，而乾坤几乎熄矣。吕政之毁灭一切，是使宇宙归于混沌。混沌者，蒙闇冥昧也。而江陵乃谓其凿混沌，何其辞之淫且诐哉。秦政夷六国，仅十五年而亡。继之者汉，而能使天下得安息者，则崇儒之效也。使扶苏不死，则秦祚何由遽绝哉。

江陵又谓，宋之文明与先王之礼制，经元人一举荡灭，复为混沌之一凿。此尤谬论。自五胡惨祸，及唐而太宗始大振。太宗没后，遂为藩镇乱局。藩镇多凶人，五季昏扰，又胡尘也。两宋诸儒崛起，一方面从长期戎俗中使夏人自拔于浊乱凶残之习，而知人道之尊严与礼义之可贵；一方面排斥印度佛教，而阐述尧舜至孔孟之道术，始知中夏固有高尚文化，根底深厚，庶几独立不挠。两宋文明，何堪菲薄。宋人失在委靡，亦承五季颓流使然，未可曰宋之文明概不足尚也。元起漠北，震撼欧亚。神州正朔僻在杭州一隅，宜不足自存。然未及百年，明祖首据江浙，以光复旧物。其地则理学渐渍之地也，其人鲜不为理学之徒也。元人并未能摧毁宋代文化，江陵毋乃虚张太甚。昔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夫敦德礼仁义之化，而行刚明严肃之政，创制立法，顺人民之公欲，群俗于是太和，谓鲁变可以至道者此也。存宋代文明之长，而革其委靡之弊，庶乎为而不恃，作而不宰，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胡为不辨短长而以一切荡灭为快乎？

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融摄佛老及法，以成其一家之学。《五台大宝塔寺记》云：“乃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阴妙云，覆涅槃海，饶益群生，则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为宗，以慈为用，以一性圆明、空不空为如来藏。即其说不可知，然以神力总持法界，涝漉沉沦，阐幽理，资明功，亦神道设教者所不可废也。”又曰：“本其要归，惟于一心。心之为域，无有分界，无有际量。其所作功德，亦不住于有相，不可思议。故曰，洗劫有尽，而此心无尽；恒河沙有量，而此心无量。” 《慈寿寺碑文》。

详江陵此段文字，深得佛家大旨。今择要略释。以空为宗何耶？空之为言，对破有执。 执者，执着。佛家千言万语，归于破执。此执字含义甚深，兹不及详。然学者当反己理会。 云何名有？凡夫情见， 迷妄之见曰情见。 谓天是天，谓地是地，谓人是人，谓我是我，谓物是物。于一切法皆见为有， 法者，万有之通名。 即于此起执，曰有执。由执有故，不悟真理。易言之，即不识宇宙实相。 此言宇宙，即包括人生在内。不识宇宙实相即是不识人生真性。学者宜知。 诸佛菩萨愍众生迷妄，故说空理以破有执。天非实天，地非实地，人非实人，我非实我，物非实物。凡此万有，犹如梦幻，犹如泡影，如露如电，应作是观。《大般若经》宏阐空义，渊哉法海，无量无边。 法海之法谓佛氏所说空理。前注法字为万有之通名者，与此处不同。海者取喻海洋，形容理趣广大。 凡愚闻空，倘怖而不信，吾且就近处征诘。如汝现前桌子见是实有，科学家解析只是一堆原子电子，而桌子相其实皆空。又进而波动说出，原子电子都无实质。无实质故，亦即是空。质既空已，将复何有？归原于能。 能者能力。 然衡以佛法，于彼能力亦复不可作实有想，以此能力犹是意想，起玆假诠。 诠者诠释。所释不必符其实，故云假诠。 易言之，犹是主观对自然作如是图摹。此与宇宙实相决不相应，学者宜知。如意想火，火不烧意，意想所变火相与外实火相终不相应故。 此中实火相乃随世俗假说。若谈真理，火固非实。 是故宇宙万有皆本来空，非意之也。 言万有本来是空，并非故意作空想也。 凡情堕于有执，迷妄无边，如蚕作茧，如蛛造纲，即依自所造作计为无量世界，而自缚其中。哀此群愚，何由解脱。佛家浩浩三藏，毕竟明空。诸有智者应当超悟。然空者空迷妄相，非无实相。夫实相者，离心缘相， 缘者，思虑义，谓实相非吾心思虑所及也。 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一切相， 离吾人妄想所执一切相也。 有无相相， 无相相者，无彼妄相所执诸相，而有本来自相，恒自如故，是谓无相之相。此无相相乃真实有，故曰有无相相。 是为实相。穷理至此，夐然绝待，深矣微矣，无得而称矣。江陵殆有契于斯乎？

云何以慈为用？佛说法要惟在大慈大悲。其分析慈悲二相曰：大悲拔众生苦，大慈予众生乐。江陵独举慈为言，而悲在其中矣。凡情执有，于是分人我或物我相，因而起贪、起嗔、起痴，是谓三毒，为万恶本。佛氏愍众生颠倒，故说空义，除彼有执。 除者除去。 倘复误计一切皆空，将如此土庄生欲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栖神于莽荡空虚之域，以是为逍遥游，是大乘所谓恶取空。 取者，执着义。执着空故，便非正见，故云恶取。 舍离众生，无万物同体之爱，成大不仁。灭情毁性，生命绝矣。悲夫！悲夫！今夫圣人之心，不系而有寄； 不系者，无私欲故，无惑染故。有寄者，与万物同体故，与斯人同忧患故。 圣人之行，无作而有功。 无作者，不以私意宰物故。有功者，辅万物之自然故。 恶取空者，不仁失所寄矣，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 遗物丧其功矣。耽空之害，一至此极，可不戒欤？ 远西有虚无论者，亦是此流。 唯诸佛以大慈大悲摄众生为一体，誓愿度尽、断苦、得乐。众生无量，慈悲无量。众生无尽，慈悲无尽。有一众生不得度，则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雄无畏是慈悲力。譬如弱女一旦抱子，见火焚来，逾墙以避，一跃而过。慈故能勇，诸佛亦尔。夫空诸迷妄兴大慈悲者，是诸佛法髓也。慈悲犹儒之仁，证空即儒之智。观其会通，何儒何佛？孟轲故云：“道一而已。”

以一性圆明空不空为如来藏，何耶？宇宙实相， 宇宙者，万有之总称。实相犹云实体。详《成论记》等。他处用此词者准知。 就吾人分上言之，则名曰性。此性无对故云一。 一者，绝对义，非算数之一也。 明者，谓此性体灵明无碍，为一切知之原。圆者圆满，无有亏欠。《易》之《干》曰大明，犹此云圆明也。空者，谓性体本无迷妄，说之为空。不空者，谓性体备万德故，复说不空。如来有多义，举要而言，无所从来曰如来，谓此性体不可诘所从来故。藏者，含藏义。备万德，含万有，故曰藏也。即此圆明性体是吾人禀之以有生，故曰性；是吾身之主宰亦曰心。故如来藏亦得为本心之名。 此约《楞伽经》及宗门之旨而作解，取浅近易晓。

江陵谈佛法者，只五台慈寿两寺碑文中数语，别无所见。然此数语确总括佛氏大旨，甚为的当，既非抄袭陈言，亦非影响谈。吾故逐句为之演释如上。好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便已别是一般境地。

江陵于道家亦得其宗要，其献世宗《得道长生颂》有曰：“夫道，包络宇宙，涝漉群生，恢之弥形想之外，总之会太乙之先，是万物之始，经纬之纪也。圣人者，本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经纬之端。故虚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袭明，渊乎莫得而窥焉。以此养生，则抱一含虚，摄有归真，与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则执简握机，因应随化，使知者效其画，材者毕其能，而明主不劳而功成矣。”以上可参看王弼《老子注》。又曰：“盖道宰数，而数难穷道。” 《万寿无疆颂》。 愚按，精于数理者，其于道之散着， 宇宙万象，皆是道之散着。 可以推析而得其则，然道体无形无象，唯可脱然证悟，要不可执数以推之也。江陵神解，可谓卓哉。

自昔称江陵为法家，谓其学出于申商韩，此不深考之过也。江陵之学毕竟归本儒家，融会于佛者较深，资于老者少，取于商韩者更少。

申商韩之徒惨酷寡恩，其所执持者，与儒家根本不相容。《商君》《韩非》书尚存，可考见也。诸葛武侯融通道、法而绝不非儒，观其戒甥书有曰：“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论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揭然有存，其会心于斯乎？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美齐宣王不忍杀牛之念，谓推此心足以保四海。恻然有感，不亦孟氏之心印欤？然则谓武侯深于儒可也。世第以道、法称之，岂为真知武侯者哉？夫江陵毁书院，禁理学，明代以来皆以法家目江陵。其实江陵服膺儒术，如置之《儒行篇》十五儒中，可谓博大君子哉。武侯而外，罕有其匹也。余尝谓汉以后号法家者，如武侯、江陵，皆古之大儒。武侯遗文少，无可详征。江陵《义命说》有曰：“昔者夫子盖罕言命，至于义则谆谆而不已也。何则？造化之数，阴阳之变，运之所遘，气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测者。”又曰“命不可必，可必者义也。命之所在，虽圣人有所不能违；义之所在，虽造物者有所不可夺”云云。此真纯儒之言。其《对策》有曰：“古瑰伟奇特之士，树鸿业于当时，垂鸿称于后世者，岂独其才之过人哉？盖尤系于养矣。养有浅深，则其才有纯驳。才有纯驳，则其建立有钜细。才得于天者也，养由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隽，养欲微、欲深、欲精、欲奥。两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为恢宏奇隽也。故古之善养才者，不恃其得天之异，而勉其修己之纯。阚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惧其刚之易摧也。铦如镆邪，不敢以言利，惧其锋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惧其算之易穷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惧其趋之易踬也。炼之至精而敛之至密，韬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后其神凝，其气专，发之不可御，索之不可穷矣。” 中略。 “今夫两间清淑之气丽于形象，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在山石为宝玉，在飞走为麟凤，在人则为英雄豪杰。是英雄豪杰者，固均之二气之间钟，人伦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刘孔才云：‘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并异，则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过千人谓之豪，万人谓之杰。’此英雄豪杰之辨也。总之，皆以其智力绝殊，不可以寻常尺度论耳。自古迄今，所以树立人纪，纲维世运，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必此四人者为之。 四人，谓英、雄、豪、杰。 然而品格异焉，不可不察也。” 中略。 “上焉者，智周万物而不自用其明；勇盖万夫而不自任其力；随事而应，弗胶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牵于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着，渊然独虑而百姓莫见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泽，蓦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谓智者勇者，举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谓真正英雄豪杰而圣贤者也，品之上也。” 中略。 又曰：“细节多疏则不能无负俗之累，气质偏胜则不能无瑕类之行。” 中略。 又曰：“必也，其大禹乎！凿龙门，排伊阙，别九州，宅四隩，绩固伟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与争功，愚夫愚妇而凛若胜予；彼视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轻重也。其周公乎！除凶残，驱虎豹，立纲纪，陈礼乐，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发，下白屋之士，不骄不吝，履赤舄之安；彼视胜殷遏刘，于吾心何有加损也。 按刘者，杀也。殷纣残暴，周公助武王战胜之，而以礼导天下于太和，遏绝杀戮之萌。 其孔子乎！学殚累世而不以智闻，力抉门关而不以勇闻，在乡党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谨，固俨然儒者也，及其劫莱兵，反郓欢，堕三都，诛正卯，即慷慨奇节之士，决眦奋臂，极力而不能办者，乃不动声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无矜容，无盛气，此岂世之君子所可与量尺寸哉？盖此三圣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浑沦磅礴之气；修之于己，又皆懋夫沉潜纯粹之学。其所基者密而宥，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纾徐委蛇而不见其作为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圣，其孰能与于此哉！故朱子谓真正英雄皆自战兢中来，而圣贤豪杰唯此三圣人足以当之，信不诬矣！然则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生，而有志于三圣人之事者，顾可不慎所养乎？养之之道，无欲其本也，慎动其要也。析义穷理，沉几察微，莹乎若夜光之内朗，洞乎若止水之独鉴，所以养智也。抑其强阳，销其客气，深乎若强弩之握机，韬乎若宝剑之敛锷，所以养勇也。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圣人之事也，即史册所载，瑰伟奇特之士，犹将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 下略。

如上所述，江陵养才之论宏廓深远，真儒家精神也！余推此篇之宏旨，略言以三，皆法家所不得而悟者。一曰，尊三大圣人以树修养之标的者，以其无己也。圣人之德用同乎天地。天地之于万物也，覆之载之，含之育之，而天地未尝自有其功，盖曰“万物与我为一”耳；万物亦复忘怀于天地，盖曰“天地与我并生”耳，此造化之极则也。圣人德用同天地，故万国群伦各得自遂。禹视地平天成之绩若于己无与也。周公视胜殷遏刘之烈若于己无与也。孔子学集大成，当世已有既圣之誉，而犹于己无与也。是非脱然忘己而无宰制群伦之私者，其能若是乎？夫有过人之才者，若养之以圣人无己之学，则万国咸宁之效可立致也。江陵上称圣人，可谓深得儒家精神。法家如商鞅、秦孝、吕政之徒，有如释氏所云，恃己高举，以刍狗万物，庄生所谓使天下皆游于羿之彀中是也，其自绝于圣人不待言。江陵根本宗儒而不偏任法，于此可得一证。二曰，法家不尚贤，使人失其依藉，则圣智可屈于愚不肖，而不见有异能；使人人块然，循法而动，则愚不肖皆与圣智同功。法家如《韩非》之书论此者不一。而江陵乃以树立人纪，纲翊世运，决大疑，排大难，建大功，立大节，必归之圣贤豪杰。此其宗儒之又一证。 儒者言群龙无首，是万物平等义，是物各自生自主义，而又尊圣人何耶，此一问题极广大，吾于此不暇论。 三曰，法家以人有争生存之欲也，而奖生产与战斗。商韩皆欲并民力于耕战， 耕即生产之事。 是利人之有欲而驱之也。今江陵论养才，则曰无欲其本也。盖昔者孔子有曰：“枨也欲，焉得刚？”孟子亦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江陵言人之自养其才必以无欲为本，其义实本之孔孟。夫欲之为物，阳明王子所谓“顺躯壳起念”者是也。顺躯壳起念，必将一切徇私而背公，纵情而害理。 情不必恶，纵乃成恶。 人如有成才之资，而不能克欲，则占有冲动过胜， 自饮食男女乃至地位与权力之争，皆属占有冲动。 而灵性生活受损害，甚至剥丧殆尽。满腔子秽恶，断无析义穷理之可能。如此，则中才之资坠而为不才，中才以上之资亦溺于流俗而无有成就。若夫商鞅吕政辈，在政治上有特殊天才，惜乎未能去欲，而恃其血气盛、意志强、野心大，运其黠慧阴谋，沉几以伺天下之变，藏谲以窥万物之情，利用随宜，操纵在我，适乘当世列强衰敝之运，故其力可以扫荡千古遗迹，其势可以鞭笞六合群黎。唐虞三代之局，至秦突变，虽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岂非人力哉？如此异才，倘以无欲正其本，充养纯粹，释私意以行于大道之公，去淫情而顺民彝之理， 淫谓情之偏激。 大仁大智大勇备于一心，则其一切大机大用必皆出之以正而造福于人天者，不可称量已。故江陵主无欲，确是儒家血脉。余观江陵此篇实是自述志事。其一生作人与建业根基，端在于此。其后《与吴尧山书》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此虽稍近释子语，然其根于孔门求仁之旨，确尔无疑也。江陵盖宗主儒家，兼综佛、道与法术。其学广博，未尝守一先生之言。唯其政治上本儒家公诚之精神，而运以法家严综核之作用。明世理学者流乃以法家诋毁之，后人又罕能究其学，是可惜也。

问曰：江陵病周代文胜之弊，而称快于吕政之大毁灭；病宋世儒风文弱，而称快于元人之大毁灭。夫以毁灭前代文化为快者，是商鞅、韩非、吕政、李斯之徒也，非儒者之志也。答曰：江陵忿嫉当时理学家不解事，遗物理，离民众，故欲匡正儒学末流而不惜为过激之言耳。夫秦以后二千数百年间，儒学名存而实亡久矣，诸子百家俱废绝矣。汉唐经师考据之业，于儒学精神不相涉也。宋儒振之以理学，严于治心而疏于格物，不悟心物非二片也。遗物而徒事于心，则心失其活泼流通之用，是死心者也。且养心之功，孟氏言之尽矣，曰必有事焉，曰勿忘勿助，曰养浩然之气，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曰好色与民同之，不使天下有怨女旷夫也，曰好货与民同之，必禁垄断也，必使天下人皆有恒产以养恒心也，曰与民同好恶也，是岂遗事物、远民群而孤事于心者乎？宋儒宗孟而变其质，杂于禅老而多得二氏之似，不必存儒之真也。虽其学不尽可非，究未免拘碍偏枯，末流更不胜其弊。至明中叶，阳明起而救其支离，大本虽立，规模虽具， 阳明活泼有用。 而后学不堪继述。谈本体者近狂禅，谈工夫者或未免乡愿一路。至其空疏无实，执意见而不通事理，则两派所同也。江陵当理学末流之弊，已觉生心害政，岌岌不可终日，常凛宋人亡国之惧，故对宋明文化有改造之思焉。其幽居深念而伤时人之莫喻，是以发愤而托词于元人之大毁灭也。

其称快于吕政之毁灭晚周文化者，则以宋学上继儒家之统，而周代文化其根底在儒学也。又以晚周委靡，亦是儒学流弊，故以吕政之大毁灭为快。盖由恶宋明儒学而波及之也。夫以文弱议周，本不自江陵始，汉人已有千岁衰周之叹。余以为，此等谬论，实缘秦以下只以帝室一姓代表国家民族，故论事不能无误。夫论周代盛衰者，当着眼于诸夏列国之社会、政治、学术与文化等方面，及四裔与诸夏之关系，然后可衡论中国当姬周之世为盛为衰，不可以东周徒存王号，遂以王朝文弱为尔时中国之文弱也。汉人生息于帝制下，许多奴习中于其思想。说古事多谬，此特其一端耳。江陵习而不察，可谓智者千虑之失也。周室东迁后，诸夏列强其政治与社会组织甚多良法美意，今虽难考，而就《周官经》与《管子》书观之，其为后世制法，极宏深精密，必有春秋时列国制度足供其参考与推演，此可断言者。即在《国语》《左传》等古籍亦间有可考。亭林《日知录》赞美古地方制度，极言治起于下，足征民治基础。春秋列强，盖树立甚早。迄入战国，群雄互谋兼并，强者并民力于耕战，务逞侵略，弱者则民贫国瘁，徒为鱼肉。读孟子之书，言民救死恐不赡，而知六国民力尽矣。读商君之书，束缚无不至，而知秦之民无自由，虽骤收控御之效，而民质亦自此耗矣。余尝言，中国民治之基立于春秋，坏于战国中叶，至商鞅、秦孝以及吕政，遂扫地以尽也。孟子所以恶霸，为其开人类毁灭之端也。

周代学术思想，儒家最古。自尧舜禹汤以迄文王周公，无间传来，久为正统，至孔子集大成。而七十子后学各分宗派。韩非八儒，但就三晋流行者言耳，其为韩非所未悉者，犹当不少。至于天才之彦、作者之英，承孔氏之流风卓然兴起、各自成宗者，则有墨、道、名、法、农诸子哲学及百科知识如天文、数学、地理、工程、医药、机械、音律各种学术，所谓百家之业是也。又指南针非明于电磁者不能作，古代对于物理已有研究。春秋战国之交，可谓十日竞耀于中天，万川奔流于大海。甚盛哉，晚周一大智炬时代也。自商鞅专并民力于耕战，始昌言弃道德、废学术，而见用于秦孝，韩非主张以吏为师，欲禁绝儒学及诸子百家，而吕政复用其说。自玆以后二千数百年间，中国遂无学术思想可言。余著《读经示要》第二卷曾论及斯，玆不复赘。吕政大毁灭，流毒将三千年而未已也，可不鉴哉？

西周王朝盛时，四裔归诚。幽厉而后，虽有夷狄之患，然诸夏列强卒能互相保固。麟经于秦楚，皆尝斥之以狄，则以其侵中原而狄之耳。真正边方诸夷，则未有能入据神州者。秦以后二千数百年，而中国之大，四裔入关，横行蹂躏者其常。自古有聪明而尚礼义之族乃日就戮辱，而趋于污贱、委靡、愚陋、苟且偷生。酷矣哉！吕政摧残之毒，历史昭昭可鉴，而胡忍以其大毁灭为快耶？周代自战国中叶以上，确是国史上辉煌鼎盛时期，未可以东周王室一姓式微，遂妄计当时诸夏文弱也。 古时诸夏列国，即今之整个中国。

总之，古今万国任何高深文化及伟大学派，其内容恒有不易、变易之两部分。不易者，谓其所得真常之理与其立国之优良精神。真常理者，超物而非遗物以存；虽不遗物以存，而实超物。此非深于化者，无可与语也。凡国有文化发展至高深程度，其哲学界必有大学派能于无穷无尽之真常理有所发见。譬如以管窥天，虽不窥天之全，而确已窥得天之一片，则与生盲终身不识天者，其明暗相去，奚止天壤？若智大者能悟管窥之天只是一片，而天之大必不止此，亦可默喻于天之无穷，而不以小知曲见自封，斯为有会于天者己。凡大学派之于真常理也，其能有所发见而非无知，犹复不恃小知以迷于大道，亦如善窥天者而已。大学派必含有不易之部分，即其有得于真常理是也。此理超时空无有改异。故大学派不可轻毁。至于文明悠久之国，必有其立国之优良精神。此等精神，即由其国人自先民以来，从日常实践中有所体会于真常理而成为其对自己、对团体之若干信念。易言之，即此若干信念便为其生活之源泉。一国之人以此互相影响，遂成立国精神。此等精神虽难称举，然在其国之哲学、文学与历史等方面最易理会。此精神界可以随时吸收新资粮，而有舍故生新与扩充不已。但舍故生新一语须善会。新必依故方生，非前不有故而后忽有新也。顿变还从渐变积久而后有此一顿。譬如酪相顿起，实从乳相经过无量刹那渐变，始顿现酪相。设以暴力将乳相毁灭尽净，无有少分余乳，后时得有酪相顿起否耶？立国精神有新生与扩充而不容斩绝，理亦犹是。总之，凡国有文化或学术思想，断无可容大毁灭之理。设不幸而至于大毁灭，则其国人虽幸存，而亦失其独立开创之胜能矣。中国秦以后久衰，可鉴也。

上来言不易之部分，次谈变易。凡一大学派之体系中，必含有许多可以变易之部分者。如在古代所认为人伦中当然之则者，后来随时多有变易。在古代观察事物而依据有限之经验以确定其所循之则律为如是如是者，后来经验日广，始发见错误而改定其则律。又有凭空想或臆想而虚妄安立之理论，后有智者视之，必以为当斩之葛藤。大凡人智日进，则古代大学派中可以变易之部分自然随时刬除，又不待以强力大事毁灭也。是故文化界与学术思想界之积累至可宝贵。其长处宜随时发挥光大，其短处可以供人随时参考修正。一旦大毁灭，是使人返于鄙暴无知之原人时代也。江陵称快于吕政、元人之荡灭文化，盖不满于宋明理学，乃不暇深思，遂为过激之论耳。然于此有大可注意者，江陵对宋明学术思想确有改造之思焉。此其神解卓绝，实旷代之英也。后来船山亭林力诋陆王，习斋上攻程朱，江陵实启之矣。

江陵盖有哲学天才，而未能多尽力于学术。其出入儒、佛、道及法术诸家，规模宏大极矣，惜乎皆未入细密。于佛法虽得大旨，而无上甚深微妙之蕴与条理万端处，则非仅通大旨者所与知也。譬如看山直窥高峰， 喻通大旨。 而于群峦众壑、万木繁花， 喻条理万端。 未曾博览遍识，则于此山所知终未免疏而不密矣。江陵治道家言，撷其精华，而不必穷其枝叶。其得失与治佛学均也。即以二氏 道佛。 大旨而论，江陵亦契入徒殷，平章盖阙。 平章犹云批评。 夫佛氏宗派繁多，而印以三法印究竟空寂；道家由南华而上探柱下，根极虚无。然格以儒学宗趣，上穷玄极， 玄者，谓其理无定在而无所不在。极者，至也。此理至极，更无有上，是万理之所会归。 则于乾元性海， 即上云玄极之理。 未尝不虚无空寂，亦未尝不生生化化而健动也。佛老终未免耽无而滞空矣。耽无滞空之宇宙观，无有发育； 《中庸》云，洋洋乎发育万物。儒家之宇宙观是发育的。佛家唯识以山河大地为妄识发现，期于断舍；他宗虽名言有异，而大意颇同。道家之宇宙观只是任其自然之运，无有《大易》健动之义，更无参赞化育意义。所以二氏之宇宙观均异于儒。 耽无滞空之人生观，缺乏创进； 《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曰富有日新，皆创进义。儒家之人生观如此。佛氏以大雄力趣向度脱而反人生。老氏柔退，其下流至于委靡。 乃至言群治则习守故常而惮改进。如先天弗违与裁成天地、开物成务种种大义，皆佛老所无有。盖二氏从本原上已未免耽无滞空之失，故向下无往不失。江陵于此都不深穷，故虽宗主在儒，而于儒学甚深无尽藏终未彻在。余著《新唯识论》，始明空故生生不息， 不空即有碍，有碍即成机械，不得生生。 无故神化无穷； 无者，无形无象而非无有之谓，是以大化不测，无有穷尽。神者，不测之称，形容大化之妙。 生而不息，化而无穷，健之至也。于是融二氏以归宗《大易》，始遗偏执而显真际，恨不得起江陵而质之也。

江陵，思想家也。其《义命说》有曰：“人生而有利害之情也，有利害之情则不能无推测之智，是以纷纷议论而卒无所归也，可胜叹哉！”此数语宏富极矣。推测之智缘于利害之情，此智已成杂染，原非本来明睿之智，何由见真理？哲学家理论虽多，大都逞戏论而无所归宿者，良由不自了其推测之智，乃一向从实际生活中即因所谓利害之情激引而起。此智开端便是杂染，向后无离染时，而恃之以探万化之原、人生之始，焉得免于惑乱。

江陵是思想家，而尤是一大政治家。彼于孔氏之仁、佛氏之慈，颇能反求自心而得之，故愿舍身救世，不肯作学问家。其遗文有曰：“余尝谓世有大人、有伟人。其志翩翩，其行岩岩，其处于世也，卓然如秋峰之耸峙，昂然如鸡群之野鹤，伟人也。其志渊渊，其行桓桓，其处于世也，巍然如泰华之蟠礴，浩然如沧冥之含纳，大人也。二人者，语其才美标格，则大人似不若伟人之奇俊。要以闳深奥衍，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归之，世以为众父、为蓍龟，则大人之与伟人大有迳庭矣。”据此可见江陵志在大人，不欲以伟人自见，而肯以书生终乎？使江陵专力学术一途，则于明代思想界必独辟一异境，可断言也。

江陵《答朱谨吾书》云：“平生学在师心。”此语在守文者闻之，必甚不满，而真知学者则信斯言无可易也。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人本心放失，即自舍严师。心不放，即师在。孟子语曹交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交自有师，惜乎其不知求也。阳明指出良知，直令学者当下自得师，犹孟氏之心印也。江陵自道师心，却承孟子阳明教法，俗士诚难悟耳。江陵才高气盛，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江陵学于儒而脱尽考据家陋习，学于佛而脱尽法师家陋习，学于老而脱尽玄学家陋习，超然孤往，默与道契。其《与毛介川书》曰：“一时号为交游者，盖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可与之言矣，犹未可与之微言也；可与之微言矣，犹未可与之不言也。若夫目击而道存，无心而冥解者，若仆与翁，盖庶几焉。仆每一相见，即颓然嗒然，若游太虚而涉广漠。”又《与高元谷书》云：“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元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是由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着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恨不得与兄论之。”详上诸书，则知江陵师心而不待求师于外。其从入处虽不背孟子阳明，然只识得心体虚明，犹未彻在。心体固未尝不虚明，然含万德、备万理、肇万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虚而实，明而不匮，儒者故谓之诚。君子贵思诚， 思者，犹云常惺惺。 而存之于隐微之地，慎之于息息与天地万物感通之几，达之于事业。合内外，贯动静，莫非诚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实，唯诚而已。虚明者诚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虚明，去实相甚远哉。 实相谓本心，亦即目宇宙本体，所谓造化之原是也。 儒者不偏向虚明处认识本心，此从实践中体现得来。孟子学孔，反身而诚，上下与天地同流，所造已高。阳明不免杂禅，而犹不失为儒。江陵初时说悟，殊近禅，正恐犹是揣量。但彼为童子时，己举茂才，少时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涵养本原工夫，不无纷散。江陵天资高旷，脱然慕上达，故佛老易投其好。儒家藏幽深玄远于平淡中，非上而能下者不易喻也。然江陵复有《与罗近溪书》云：“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辨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详此所云，毕竟遵循儒家轨范，否则高谈澈悟，终不见实际，不得稳贴也。其书又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飙之中，未知故我何似。”此盖江陵自知甚明，惕然不胜危惧，非故示㧑谦也。近溪悟处，似较江陵为深。故江陵此书颇虚怀于相知之前，而自存惕若之意，然亦于近溪有交儆之义。 近溪颖悟虽高，其实用处未能相应，居官厚取于民，以养空谈之士，别无实政。江陵虽誉以不言民从，皇农再见，而又曰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是非，则辞婉而规之严也。 如此质直，正是学问得力处。又《与耿楚侗书》曰“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云云。至此则所造已深矣。其于《中庸》涵养未发之中、合内外之道与渊泉时出之妙，已有会心也。 lo6Seo13Z0JdqkKA0kjpC03xbSqCPdGxk9j1V1nqtAkQN4yvuvZ/u619Zy7IAb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