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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册子本是与友人傅治芗岳棻谭张江陵之一封信，初无意求多，而写来不觉曼衍，遂题曰《与友人论张江陵》。治芗尝恨《明史》不为江陵立专传，而附见于华亭新郑间，又集谤语以诬之，缺史识，败史德，莫甚于斯矣。余故与治芗同此恨，但于江陵之学术与政策向无意考辨。明代以来，皆谓江陵为法家思想，其治尚武健严酷，禁理学，毁书院，令天下郡国学宫减诸生名额，毋得聚游谈不根之士。世儒皆诋其诵法商鞅秦孝申不害韩非吕政辈，群恶而贱之。明季王顾诸大儒亦耻之而莫肯道。其见绝于当时后世者，若斯之甚也。治芗以江陵在明世扶倾危，救亡灭，有非常功，顾久掩而弗彰，欲为作传。邦人亦多怂恿之。余今夏在京市见鬻残书者，中有江陵集，购归一读，窃叹江陵湮没五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也。今当考辨者：一、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与法，以成一家之学，虽有采于法，而根底与法家迥异。向来称为法家者大误。二、以佛家大雄无畏粉碎虚空，荡灭众生无始时来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转成儒家经世精神。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受佛氏精神，见诸实用，则江陵为盛。三、中国自吕政以来二三千年帝制之局，社会上显分为上下两阶层。下层即贫苦小民，古亦谓之下民，全国最大多数农民及工人、小商业者皆是。向所谓四民中之士，亦属于此。 士大夫一词为官僚之称，四民中之士则小民也。 上层者，皇帝专政之一种制度固定不摇，虽居帝位者可以易姓而帝制则恒不易，故皇帝与其大臣之地位为统治阶层。而凡依托于统治层之权力以侵削小民而坐享富利，称豪宗巨室者，亦当属之统治层。 豪宗巨室即贪污官吏或大地主、大商人之类，同依藉统治层之政治力量以侵渔小民而致富盛者是也。豪宗巨室虽有时衰落，难划为一定阶级，然当其盛时要皆依藉统治层之势力，故当属于统治层。 吕政以后二三千年之政治，常拥护统治层利益而侵苦小民。虽四代盛时， 四代，汉唐宋明。 朝局较清明，以吏治为急，以扰民为戒，然豪强兼并自若，官吏之陋规未尝绝也。独江陵当国，以庇佑贫苦小民为政本，而一切法令皆以裁抑统治层，使之不敢肆。天下郡国豪强兼并之患与官吏贪侈者，固其所严厉锄治；即皇帝之一举一动亦不许逾于法外。修一宫殿必经查考，如无甚损坏，必令停工。皇太后无名之赏赐均须禁绝，甚至后宫铺垫费亦须严核。国家财用一点一滴不容浪费，倘有侵渔便处极刑。自皇帝至于百执事同受治于法，无敢淫侈贪横，肆于民上者。二三千年间政治家真有社会主义之精神而以法令裁抑统治层、庇佑天下贫民者，江陵一人而已。四、汉以来之政风，不外贿赂与姑息。江陵谓贿政犹可以严法治之，姑息最难治。姑息之政，唯利于统治层之贪人败类，而小民常受其毒，无可自振拔。此事说来似平常，实则非有宏识深虑、精研《二十五史》而真知中夏式微之故者，即不解姑息一词有若何严重意义也。综事析理，谈何容易乎？肤解之病，甚于不解，焉得深心人共喻斯意。江陵力矫姑息。如此大国政务殷繁，何止一日二日万几。江陵躬自整肃而持法以严绳天下臣民，使之趋事赴功，不敢一息偷息。边区种树事，在江陵未专政前，边帅皆以空文朦混，及任元辅，乃不惜为此细务仗钺巡边。细者如此严核，大者何容延误。至其整饬吏治，则以治军之法治吏，使贪人绝迹，而柔猾者毋敢不以功效自见。盖非武健严酷，即无以断绝二千余年姑息之敝习。江陵筹之已熟也。姑息之风狥私而害公，江陵矫之以急公而去私，任事不辞劳怨，惩恶不避亲贵，令下如惊雷迅电，发聋震瞆，趋事者如三军应敌，凛然恐后。所以当国九年，遂收四海清晏、四夷归附之效。岂偶然哉？余于江陵政绩多未详究，兹与治芗论者，举大要而已。惟孤怀有未惬于江陵者，彼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甚至赞同吕政、元人毁灭文化，矫枉不嫌过直。虽理学家有以激之，要是江陵见地上根本错误。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毛公恢宏旧学，主张评判接受，足纠江陵之失矣。虽然，江陵丁否塞之运，得政日浅，蓄怨者众；江陵体力早衰， 年五十八而卒。 而当时宇内学人实无可为助者，虽欲导扬学术，其势固已不遑，是当论其世也。治芗精《史记》，诗古文辞追古作者。少襄南皮张公幕，雅负时望。入民国，曾赞中枢，长教部。五四运动，维护北庠，用心深远。今之能言其事者已鲜矣，惟幸耆年夙学，抱膝穷庐，抗怀上哲，固穷遗俗虑，晏坐多奇怀，料终必成《江陵传》，了其夙愿。余此册不足流传，而二三君子顾谓于江陵之精神，与学与政，俱有阐明，不容失坠，相与节省日用，集资印二百部，以便保存，非敢公之于世。故记其颠末于卷首，题以增语。此词借用佛典，而不必符其本义云。庚寅仲秋熊十力识于北京西城大觉胡同空不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