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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初晤友人，欲谭六经。彼适烦冗，吾弗获言，退而修函，知其鲜暇，亦不欲以繁辞相渎。及写至《周官》，念向来疑此经者最多，故今抉择之较详。全文约七万余言，遂名之曰《与友人论六经》。余惟六经遭秦火后，七十子传授真本毁灭殆尽矣。汉兴，偶有出山岩屋壁者，诸儒畏得罪，又窜乱之以媚帝者。如纬书言孔子成《春秋》时，天下血，书鲁端门曰：疾作法。 言速作王者之法也。 秦政起， 秦始皇名政。 书记散，孔不绝。 此言书籍尽皆散亡，唯有孔氏《春秋》，公羊氏世世口相传者，独存而不绝。 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云云。按汉儒言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即本纬书此文。盖汉初《公羊》家以吕政之祸为戒，因造纬书，诡称孔子为汉制法，冀以免害。据此可见公羊寿与弟子胡母生当汉景帝时所写出之《春秋》，必非其先世口传《春秋》真相，而寿与弟子改写之伪本，凡所为变易以求合于为汉制法之意者，不外拥护统治阶层而已。然有万不可忽者，寿等伪本并未将孔子本义完全毁绝，只是于伪本中略寓微言。微言后详。譬如以少许金屑杂入沙砾中，非极精检，不易于其中发见金屑也。识此意者始可读《公羊春秋》。《大易》一经，古说以卜筮故，独未焚。然孔子《十翼》，似不无术数家增窜之文，兹不及检出。汉《易》皆术数之余裔，不演孔义。 顾亭林戴东原皆不称汉易，可谓有识。 《诗三百篇》，古说以民间讽诵故得全，然诗为孔子所雅言，游夏之徒擅长文学，必于《诗经》之人生观及社会问题多所发挥，别为《诗传》，今俱无存。《乐经》唯《小戴记》有《乐记》一篇，亦稍有增窜，宜简别。《礼经》有《大小戴记》，其间多鸿篇奥义，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谓广大悉备，为尼山遗教无疑，然杂入封建思想亦不少，必两戴所增也。《周官》之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本与《春秋》同一体系，而汉以来今古文家并是考据之技，不能究此经义蕴，或信为周公手订，或诋为刘歆伪造，而不悟此经与《春秋》同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则两家迷谬相等，无长幼可分也。 清季治经者，廖平康有为为一派，孙诒让章炳麟为一派，虽两相对峙，要皆不通六经，不识《周官》。孙氏欲以《周官》提倡维新变法，而其所为《正义》，不过杂引古书以供释诂而已，繁抄而炫博闻，徒耗读者目力，是宜简节。张《广雅》旌诒让，以抗有为，卒无所发明。炳麟尊孙学，而于《周官》实毫无省发。章学诚方志之业，妄言六经皆史，炳麟袭其唾余，至夷孔子为史家，可哂也。廖康之流，更无讥焉。向曾与友人张东荪言及此，彼亦以余言为然。 《尚书》一经，毁灭几尽，其受祸视《春秋》尤烈矣。春秋遥瞩万世，理想高远， 今人或不信有理想独高之圣人，其实圣人只是不为一身作计，其眼光不拘于近，故能通万世之变。 《尚书》立义必与《春秋》有相关联处，秦火后不可考，惜哉！总之，汉人所传六经，确非孔门真本。然求孔子之道，要不能舍汉儒窜易之伪本而别有所考，此余无妄之言。近人严复以孔子为封建之圣人，六经为封建思想。余弟子牟宗三尝言：严复中英人功利之说，于经旨固弗会。斯言良不诬。然复之言，非全无见。汉儒窜易之伪本，如从表面看去，自是封建思想；然慧眼人于伪本中深心抉择，则孔子本义尚不难寻究阐发。佛说有五眼，而慧眼居一焉，治经学者，其可无慧眼乎？汉人言孔子六经有大义、有微言。按微言有二：一者，理究其极，所谓无上甚深微妙之蕴。 无上者，如穷究道体或性命处，是理之极至，更无有上。甚深微妙者，非测度所及故，毕竟离思议相故。 六经时引而不发，是微言也。 不发，谓不肯广演理论，欲人求自得也。 二者，于群化、政制不主故常，示人以立本造时通变之宜。 立本者，如《大易》《春秋》皆首明元。元者仁也，是万物之原亦治化之本。《礼运》言“天下为公”，公者治本也。《易革》卦言信，信亦治本也。失其本，不可为治。造时者，《易》《干》卦言“先天而天弗违”是也，秦以后之儒因循不振，久失此义。通变者，民群之思想与制度过时而弊生，必革故取新，是谓通变。 如《春秋》为万世致太平之道，必为据乱世专制之主所不能容，故孔子曰“罪我者唯《春秋》”，其与弟子口相传者，亦微言也。大义者，随顺时主，明尊卑贵贱之等，张名分以定民志，如今云封建思想是也。余以为孔子所修之六经，无非微言，及吕政焚坑惨祸，汉儒怀戒心，始改窜孔经，而以伪本行世，护持帝制，然仍隐寓孔子微言于其中，以待后之能读者，此汉儒苦心也。然伪经表面上几皆大义，微言隐而难知，故严复以封建思想诋六经，亦非无故，独惜其未能抉择耳。余尝欲为《六经索隐》、《大易广传》二书，以发明孔子本义，而迄今未下笔者，因二十年来，每思为《量论》， 因明云量者知之异名，量论犹云知识论。 将取西洋知识论与佛氏《大般若》、儒家《大易》参研并究，而会归通衢。此业极艰钜，未可粗疏着手。从前大病十余年，继以国难十年，民劳国瘁之感， 《诗》云“民亦劳止”，又云“邦国殄瘁”。 碍吾昭旷深密之思，《量论》竟不获作，何能别有所事？今玆年力已衰，意兴萧索，传经之愿难忘，著书之趣久短。斯文未坠，后当有悟此者，吾何忧乎？然春初与友人论经一函，于圣人之微言本义确有所发，故商诸大众书局郭 大中 万 鸿年 两君，为余印二百余部姑存之。赵君介眉谓此书可为将来评判经学者作一参考，遂由大众付印。刘生公纯安贫好学，酷暑助余校对，用志其劳。王船山诗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余得无同感欤？辛卯五月熊十力识于北京西城大觉胡同空不空斋。
附记： 民国以来治哲学者，言知识论只求之西洋，其实中国儒家与印度佛家大乘，于知识论虽不必有专著，而二家在东方哲学界知识论方面确是神解超脱，能于西洋谈知识论者所自封自缚而不见为有问题处，乃皆见为极大问题所在。 而二家三字，至此为长句。 此是儒佛二家第一奇迹，惜乎今时中印西洋三方治哲学者都不可与语此事。或问：中国哲学何故独举儒家？儒家经籍何故独举《大易》？印度哲学何故独举佛家大乘？大乘经籍何故独举《般若》？答曰：《大易》含藏万有，亦是量论之宗。晚周迄宋明诸子之论，各有偏至，要当折中于《易》。佛家至于大乘，其《大般若经》，空观之极诣也。 空观一词之意义深广无边，难以简单之词为注释。 古今治哲学者，以意想构画之境当作宇宙实相，易言之，即妄持种种戏论而自计为理实如是，如蚕作茧自缚，如蛛造网自封，迷妄之苦无由解脱，唯《大般若》直将凡夫所有推度虚见与戏论习气扫荡尽净。 虚见二字须注意。推度终不与真理相应故。 般若境地，高极！大极！深远微妙至极！印度诸外道何能有此诣乎？《易》《系辞传》曰“知周万物”，此言知性本自周通万物，非纯由经验而始有知也。而《说卦篇》又云“小辨于物”，则不忽视经验亦可知。然《大易》不以虚见为贵，而贵以其周物辨物之知实现之于人生日用，上下与天地同流，及万物皆备于我之践履中。 而贵二字，一气贯至此。 所谓“裁成天地，辅相万物”，方是知行合一究竟境界。总之，《般若》、《大易》在量论 即知识论。 方面，皆能真切探悉问题所在，而不至陷于迷谬。若其穷大极深，诚有非徒逞思辨之哲学家所能喻者。 儒佛并于思辨工夫外，更有修证工夫，西洋哲学家便徒逞思办。但修证一词，此不及释。 西洋知识论，吾未能直阅外籍，然佛氏有言“于一毫端见三千大千世界”，吾就译本而穷其所据，察其所持，推其论之所必至，亦可以控其要而知其所抵之域矣。吾欲出入华梵西洋而为《量论》，胸中已有一规模，然非精神饱满、兴会时发，断不能提笔。人或劝余急写一纲要，其实纲要二字谈何容易。真正著述确是不堪苟且，老而愈不敢苟也。纲要如能作，亦决不同于西洋知识论之内容与体式，自别是一种作意，然暮年意兴消沮，恐终不能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