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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语

春初晤友人,欲谭六经。彼适烦冗,吾弗获言,退而修函,知其鲜暇,亦不欲以繁辞相渎。及写至《周官》,念向来疑此经者最多,故今抉择之较详。全文约七万余言,遂名之曰《与友人论六经》。余惟六经遭秦火后,七十子传授真本毁灭殆尽矣。汉兴,偶有出山岩屋壁者,诸儒畏得罪,又窜乱之以媚帝者。如纬书言孔子成《春秋》时,天下血,书鲁端门曰:疾作法。 言速作王者之法也。 秦政起, 秦始皇名政。 书记散,孔不绝。 此言书籍尽皆散亡,唯有孔氏《春秋》,公羊氏世世口相传者,独存而不绝。 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云云。按汉儒言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即本纬书此文。盖汉初《公羊》家以吕政之祸为戒,因造纬书,诡称孔子为汉制法,冀以免害。据此可见公羊寿与弟子胡母生当汉景帝时所写出之《春秋》,必非其先世口传《春秋》真相,而寿与弟子改写之伪本,凡所为变易以求合于为汉制法之意者,不外拥护统治阶层而已。然有万不可忽者,寿等伪本并未将孔子本义完全毁绝,只是于伪本中略寓微言。微言后详。譬如以少许金屑杂入沙砾中,非极精检,不易于其中发见金屑也。识此意者始可读《公羊春秋》。《大易》一经,古说以卜筮故,独未焚。然孔子《十翼》,似不无术数家增窜之文,兹不及检出。汉《易》皆术数之余裔,不演孔义。 顾亭林戴东原皆不称汉易,可谓有识。 《诗三百篇》,古说以民间讽诵故得全,然诗为孔子所雅言,游夏之徒擅长文学,必于《诗经》之人生观及社会问题多所发挥,别为《诗传》,今俱无存。《乐经》唯《小戴记》有《乐记》一篇,亦稍有增窜,宜简别。《礼经》有《大小戴记》,其间多鸿篇奥义,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谓广大悉备,为尼山遗教无疑,然杂入封建思想亦不少,必两戴所增也。《周官》之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本与《春秋》同一体系,而汉以来今古文家并是考据之技,不能究此经义蕴,或信为周公手订,或诋为刘歆伪造,而不悟此经与《春秋》同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则两家迷谬相等,无长幼可分也。 清季治经者,廖平康有为为一派,孙诒让章炳麟为一派,虽两相对峙,要皆不通六经,不识《周官》。孙氏欲以《周官》提倡维新变法,而其所为《正义》,不过杂引古书以供释诂而已,繁抄而炫博闻,徒耗读者目力,是宜简节。张《广雅》旌诒让,以抗有为,卒无所发明。炳麟尊孙学,而于《周官》实毫无省发。章学诚方志之业,妄言六经皆史,炳麟袭其唾余,至夷孔子为史家,可哂也。廖康之流,更无讥焉。向曾与友人张东荪言及此,彼亦以余言为然。 《尚书》一经,毁灭几尽,其受祸视《春秋》尤烈矣。春秋遥瞩万世,理想高远, 今人或不信有理想独高之圣人,其实圣人只是不为一身作计,其眼光不拘于近,故能通万世之变。 《尚书》立义必与《春秋》有相关联处,秦火后不可考,惜哉!总之,汉人所传六经,确非孔门真本。然求孔子之道,要不能舍汉儒窜易之伪本而别有所考,此余无妄之言。近人严复以孔子为封建之圣人,六经为封建思想。余弟子牟宗三尝言:严复中英人功利之说,于经旨固弗会。斯言良不诬。然复之言,非全无见。汉儒窜易之伪本,如从表面看去,自是封建思想;然慧眼人于伪本中深心抉择,则孔子本义尚不难寻究阐发。佛说有五眼,而慧眼居一焉,治经学者,其可无慧眼乎?汉人言孔子六经有大义、有微言。按微言有二:一者,理究其极,所谓无上甚深微妙之蕴。 无上者,如穷究道体或性命处,是理之极至,更无有上。甚深微妙者,非测度所及故,毕竟离思议相故。 六经时引而不发,是微言也。 不发,谓不肯广演理论,欲人求自得也。 二者,于群化、政制不主故常,示人以立本造时通变之宜。 立本者,如《大易》《春秋》皆首明元。元者仁也,是万物之原亦治化之本。《礼运》言“天下为公”,公者治本也。《易革》卦言信,信亦治本也。失其本,不可为治。造时者,《易》《干》卦言“先天而天弗违”是也,秦以后之儒因循不振,久失此义。通变者,民群之思想与制度过时而弊生,必革故取新,是谓通变。 如《春秋》为万世致太平之道,必为据乱世专制之主所不能容,故孔子曰“罪我者唯《春秋》”,其与弟子口相传者,亦微言也。大义者,随顺时主,明尊卑贵贱之等,张名分以定民志,如今云封建思想是也。余以为孔子所修之六经,无非微言,及吕政焚坑惨祸,汉儒怀戒心,始改窜孔经,而以伪本行世,护持帝制,然仍隐寓孔子微言于其中,以待后之能读者,此汉儒苦心也。然伪经表面上几皆大义,微言隐而难知,故严复以封建思想诋六经,亦非无故,独惜其未能抉择耳。余尝欲为《六经索隐》、《大易广传》二书,以发明孔子本义,而迄今未下笔者,因二十年来,每思为《量论》, 因明云量者知之异名,量论犹云知识论。 将取西洋知识论与佛氏《大般若》、儒家《大易》参研并究,而会归通衢。此业极艰钜,未可粗疏着手。从前大病十余年,继以国难十年,民劳国瘁之感, 《诗》云“民亦劳止”,又云“邦国殄瘁”。 碍吾昭旷深密之思,《量论》竟不获作,何能别有所事?今玆年力已衰,意兴萧索,传经之愿难忘,著书之趣久短。斯文未坠,后当有悟此者,吾何忧乎?然春初与友人论经一函,于圣人之微言本义确有所发,故商诸大众书局郭 大中 鸿年 两君,为余印二百余部姑存之。赵君介眉谓此书可为将来评判经学者作一参考,遂由大众付印。刘生公纯安贫好学,酷暑助余校对,用志其劳。王船山诗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余得无同感欤?辛卯五月熊十力识于北京西城大觉胡同空不空斋。

附记: 民国以来治哲学者,言知识论只求之西洋,其实中国儒家与印度佛家大乘,于知识论虽不必有专著,而二家在东方哲学界知识论方面确是神解超脱,能于西洋谈知识论者所自封自缚而不见为有问题处,乃皆见为极大问题所在。 而二家三字,至此为长句。 此是儒佛二家第一奇迹,惜乎今时中印西洋三方治哲学者都不可与语此事。或问:中国哲学何故独举儒家?儒家经籍何故独举《大易》?印度哲学何故独举佛家大乘?大乘经籍何故独举《般若》?答曰:《大易》含藏万有,亦是量论之宗。晚周迄宋明诸子之论,各有偏至,要当折中于《易》。佛家至于大乘,其《大般若经》,空观之极诣也。 空观一词之意义深广无边,难以简单之词为注释。 古今治哲学者,以意想构画之境当作宇宙实相,易言之,即妄持种种戏论而自计为理实如是,如蚕作茧自缚,如蛛造网自封,迷妄之苦无由解脱,唯《大般若》直将凡夫所有推度虚见与戏论习气扫荡尽净。 虚见二字须注意。推度终不与真理相应故。 般若境地,高极!大极!深远微妙至极!印度诸外道何能有此诣乎?《易》《系辞传》曰“知周万物”,此言知性本自周通万物,非纯由经验而始有知也。而《说卦篇》又云“小辨于物”,则不忽视经验亦可知。然《大易》不以虚见为贵,而贵以其周物辨物之知实现之于人生日用,上下与天地同流,及万物皆备于我之践履中。 而贵二字,一气贯至此。 所谓“裁成天地,辅相万物”,方是知行合一究竟境界。总之,《般若》、《大易》在量论 即知识论。 方面,皆能真切探悉问题所在,而不至陷于迷谬。若其穷大极深,诚有非徒逞思辨之哲学家所能喻者。 儒佛并于思辨工夫外,更有修证工夫,西洋哲学家便徒逞思办。但修证一词,此不及释。 西洋知识论,吾未能直阅外籍,然佛氏有言“于一毫端见三千大千世界”,吾就译本而穷其所据,察其所持,推其论之所必至,亦可以控其要而知其所抵之域矣。吾欲出入华梵西洋而为《量论》,胸中已有一规模,然非精神饱满、兴会时发,断不能提笔。人或劝余急写一纲要,其实纲要二字谈何容易。真正著述确是不堪苟且,老而愈不敢苟也。纲要如能作,亦决不同于西洋知识论之内容与体式,自别是一种作意,然暮年意兴消沮,恐终不能作也。 BJTNjJ/bkBSXVr27s02NNQOZsszr+wbQBtxorLYLo0Tn1ZSmndEpiTHFE9Rran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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