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经

今时士习，竞尚疑古，遂有谓《大易》非孔子所作者。此实好异太过。《易》之为书，古史称始自伏羲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牺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扬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天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西汉以后言易者，其论重卦之人，虽不一说。而史迁、扬雄、班固等，皆以为文王重卦。是自西汉迄东京初期诸钜儒，尚无异说。皮锡瑞《易经通论》谓解经当以最初之说为主。遂从史迁等说，而判定重卦者为文王。其说固近是。然谓文王以前，《易》只八卦，理不应尔。《连山》、《归藏》，汉时尚有其书，不可云伪。郑谔曰：“《周易》以九六为占，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周易》占其变者，《连山》《归藏》占其不变者。”李纲曰：“《连山》、《归藏》，以静为占，故爻称七八。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也。阴阳之少，虚而未盈，故静而不变。”李、郑二说果然否，今难详考，大抵伏羲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此本自然之数，不必自文王而始重之也。但文王占法，当别有发明。即卦爻取义，有异夏、殷二《易》而其功等于创作，故以重卦归之文王。《史记》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杨雄云：“文王附六爻。” 六爻者，就每一卦言之。 盖自文王新创占法，而三百八十四爻，遂无异为文王之所创演，此文王重卦之说所由始也。

羲皇画八卦，文王重之为六十四。皮锡瑞疑孔子未赞《易》之前，《易》只有占法，而无文辞。遂断定卦辞、爻辞即是《系辞》，皆孔子作。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乃孔子弟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所云《系》者；即谓卦辞、爻辞，系于每卦每爻之下。故通谓之《系》。《彖》者，所以解卦辞。《象》者，所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盖孔子既作卦辞爻辞，而又为《彖》、《象》、《文言》，以畅其旨。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也。《说卦》，汉宣帝时始出。 《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谓《易》益一篇，盖《说卦》也。 当非史公所得见。皮氏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余谓《世家》言及《说卦》，当有所本。虽《说卦》之篇，当时偶尔散佚。而孔子曾作《说卦》，儒者必有传说。故史迁得据之以入《世家》耳。若疑《说卦》二字系后人搀入，未免擅改古书，以就己意。至卦辞、爻辞，有说并是文王所作。 郑学之徒，俱依此说。 有说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 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 皮氏则以为二说皆无明文可据，不堪信从。《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故《史记》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杨雄《解难》云：“是以伏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杨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亦不言作卦爻辞。其以爻辞为周公作者，亦始于郑众、贾达、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孔子之学，今文家多得其正传，故当征信于西汉。史迁父子，世为史官，闻见最博。迁作《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必有所据于古籍，断非逞臆妄说者。《系》，即卦辞爻辞。皮氏谓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此可证《系辞传》，非即《系辞》，而《系辞》之必为卦辞爻辞无疑。又今本《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世家》载孔子于《易》，实有《系辞》，则卦爻辞为孔子所作，确然无疑。西汉去古未远，史迁为孔子创例立世家，特致尊崇。其所记载，必有征据。决非掉以轻心，漫不加考者。后学不信史迁，而将何征？皮氏据史迁说，断定卦辞爻辞即《系辞》，皆孔子作，可以定千载之疑案。但谓孔子未赞《易》之前，易只有占法，而无文辞，此必不然。二帝三王之世，当有卜辞流传，孔子作卦爻辞，容有采取。然一经孔子之手，便赋以哲学意义，而非卜辞之旧矣。

《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与《论语》“五十学《易》”之言适合。且证以志学一章，学《易》之年，即是知天命之年。是则孔子由学《易》而深澈道体，年已半百。《世家》称其晚而喜《易》，盖实录也。或曰：五十以学《易》，据《释文》《鲁论》易作亦，连下句读。惠栋云，外黄今《高彪碑》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此从《鲁论》，亦字连下读也。今本五十学《易》，盖从古论。 汉时，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即《论语》等。言古文者，科斗书也。周时通用之文字，汉时人谓之古文。 然《鲁》“亦”古“《易》”，是非难定。犹不当据古论，以为孔子学《易》之明证也。答曰：若如《鲁论》，五十以学断句，则与《论语》所记孔子平日之言，全无相合。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云云。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岂是五十始学者乎？曰“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则圣人学《易》而实体之之言也。五十以前，虽已不惑，而未学易。此事之所有也。若云五十以前未曾学，则夫子他日自言十五志学，及好学云者，不又为自欺之语乎？故知学易易字，不应作亦。古论出孔壁中，决定无误。又《论语》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云不可得闻，正是闻之而心知其难。以视颜氏之亦足以发，固迥不逮。然心知其难，却已深中肯綮。岂浅夫之所喻乎？夫性与天道之言，莫详于《易》。《论语》所记，只在日用践履之间。今若不信《易》为孔子所作，则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固子贡之所屡闻而极赞其难喻者。 赞其难喻，斯已喻之深。 夫子岂忍閟此理，而不欲垂文字以示后人之乎？故史迁作《世家》，称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明夫子实作《易》。此乃七十子后学展转传来，而史迁得据之以修史也。今之后生，妄翻古史成案，不信孔子作《易》，私心立异，遗害学风，不可不戒也。

《系辞传》 即今本《系辞》《上下篇》。 为孔子弟子所作，盖所以发明《系辞》之旨。孔子作卦爻辞， 即《系辞》。 复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然义蕴无穷，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其与弟子讲说之际，必有口义流传。七十子后学转相传习，或复加以推演，遂成《系辞传》。如佛弟子依据佛说而推演之，为大小乘诸经，亦皆名为释氏金口所宣。则《系辞传》虽非孔子亲制，而其大义微言，要皆出自孔子，固昭然不容疑也。

余尝以《易》与《论语》互证。《易》干为仁见第一讲。而《论语》即以仁立教。 参考《新唯识论》《明心章》。 《易》于变易见不易，而《论语》川上之叹，即是其旨。易曰“君子以自照明德”，《晋卦》《象传》。而《论语》首言学，学者觉义， 见《白虎通》。 与自照明德义通。 核看第一讲，谈《大学》“明明德处”。 《易》之为书，逻辑谨严。而《论语》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必也正名乎？”可于两书，见其精神一贯。《易》明万物资始乾元，各正性命。而《论语》曰“人之生也直”，即本其义。孟子继孔而言性善，其根柢亦在是也。《易》言开物成务，裁成天地，辅相万物。而《论语》言治，既庶必富。 富归众庶，不可专之一人或一阶级也。 既富必教。 众庶莫不富，即天下无有不可受教之人。《春秋》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此。 其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皆通于《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是言立政规模，其实施之曲制法度，要在因时制宜，故不虚拟也。足食之原则云何？证以《论语》“患不均”之言，及一部《周官》大意，则孔子注重社会主义及生产发达可见。此与《易》之开物成务等意思正合。国际未至大同，则足兵为要。否则强凌弱，众暴寡，而人类之祸亟矣。《易》之《讼卦》甚可玩。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教化之根本旨趣在此。《易》言万物各正性命。正者，正直，义极深微。人生真性，元无不正。心为形役，始颠倒而离其正。如此，便丧其性命，而人道绝矣。故国之政教，必使民皆守信。信义不失，即不浇其真性，而性命正。《论语》以此为政化之大本，固与《易》义合也。晚世列强之政，使其民逞嗜欲而习争噬，将使人道毁绝。惜其不闻圣学也。凡此，略举其要，可以《论语》证明《大易》之必为孔子所作。后生不究大义，轻遮古史实录， 谓不信《史记》。 妄疑先圣制作。经教亡，而民性日偷。国胡与立？浮气之相乘已久，其亦可以反矣。

主周公作爻辞者，或据《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殊不知，韩宣之意，但谓周公能玩《易》象以修德耳。牺、文画卦，皆有所取象。如乾象天，坤象地之类。故云《易》象。周公被流言之谤，而能省身修德。知其有契于《易》象。故称之。韩宣并未说周公作爻辞，何得误取为据？故爻辞亦孔子作无疑。

焦循《易图略》云：“说《易》者，必言《河图》、《雒书》、《连山》《归藏》。”《河图》《雒书》，经前儒驳正，无复遗说。详见毛大可《河图雒书原舛》。胡朏明《易图明辨》。惟《连山》、《归藏》，言人人殊。大率多以《连山》为伏牺，而夏因之。《归藏》为黄帝，而殷因之。又谓《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妇不可以先夫，则坤不可为首也。 按干阳坤阴，故干有夫象，坤有妇象。男女平等者，言人道不宜相凌也。夫自正以率妇，妇执顺以相夫，则夫妇之伦所当然也。今以妇不可先夫，喻坤不可首干。 子不可以先父，则艮不可为首也。 按伏羲初画八卦，八卦之中，乾坤喻如父母。余六卦，谓之六子。若艮居八卦之首，则是子先父也。 伏羲作八卦，重六十四卦。其首皆以乾坤。故曰乾坤定矣。何得又首艮？以余推之，《连山》者，当如于令升之说，即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是也。艮位东北，坤位西南，《彖》辞及之。四时首春，春始于寅，当东北艮位。艮成终，亦成始。故曰《连山》首艮。非六十四卦之序以艮为首也。《归藏》当如近世徐敬可之说，即子复、丑临、寅泰、卯大壮、辰夬、巳干、午姤、未遁、申否、酉观、戍剥、亥坤，为十二辟卦是也。始于子，而实受气于亥。坤初生为复，至二为临，至三为泰，至四为大壮，至五为夬，至上为干。干初生为姤，至二为遁，至三为否，至四为观，至五为剥，至上仍为坤。故曰《归藏》首坤。由坤而干，故又曰坤干。非六十四卦之序以坤为首也。伏羲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以乾坤为首而序六十四卦，无可移者也。取八卦以属八方，即以属四时，又取十二卦以属十二月，以为消息。于重卦序卦之外，别一取义。以始艮终艮，而目之为《连山》。以始坤终坤，而目之为《归藏》。与五运六气之说相为表裹。后世谶纬术数之家多本之。余尝思其义，伏羲之卦，明人道者也。《连山》、《归藏》，明术数者也。郑康成云：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谓之阴阳之书，则阴阳五行家言也。大幽堪舆之属，托诸神农、黄帝。《连山》、《归藏》，盖即其类。其始本不与设卦观象之意相混淆，而自为用。夏、殷以来术士之说行，而伏羲之卦象，渐失其本。殷人尚鬼，盖更有甚者。其季世之人，第知六十四卦，为占验灾祥之用，而不知其为天道人伦之学。故文王专取伏羲之卦，而系以辞。指之曰元亨利贞，曰吉凶悔吝厉无咎。而阴阳术数之丛杂，一概屏之。周公制官，以《连山》、《归藏》，存诸太卜。亦卜筮之占，可参用之而已。按《连山》、《归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尚可略考。《汉艺文志》虽不著录，未可便以为伪。北史载刘炫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当是刘炫因古之佚文，有所增窜耳。桓谭《新论》云：《连山》八万言。后汉时此书尚存。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并引《连山》，皆在刘炫前。桓谭谓《归藏》四千三百言。郑氏《礼运注》：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阮孝绪《七录》云：《归藏》杂卜筮之书杂事。此皆可证古有其书。至于首艮首坤之说，或是其时筮法别有取义。或如李过所云，夏、商、周《易》首卦不同，盖寓三统之义。今皆无从质定，不妨付诸盖阙。而焦循必引帝出乎震一节，以言《连山》必据十二辟卦，以说《归藏》，此固可备一说，难作断案。惟夏、殷言《易》，不外占卜之术，此则可由晚周术数尚盛行，而推知二代之更甚于周也。

伏羲画八卦，重为六十四。虽有卦象，而未加以说明。然万化之原，物理人事之律则，固皆寓于其中。但当时民智未盛启，罕能阐发羲文之意。辄以术数，附于卦象。至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而后《易》始离术数，乃纯为哲学界之高文典册。七十子后学，大抵承尼山之绪。今可略考者，如孟、孙二子，皆深于《易》理。赵岐称《孟子》之书，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又言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焦循曰：“孟子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旨。至于道性善，称尧舜，则于通德类情，变通神化，已洞然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独《诗》、《书》云乎哉？”又曰：“七十子没，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称仁义，恶杨、墨之执一，斥仪衍之妾妇。”按《说卦传》曰：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言仁义，此其通《易》之明证。《易》道主随时处中，而孟子恶执一。《易》称大人与天合德，孟子故鄙仪衍以妾妇。非深于《易》而履道深者，不得有此识趣。 皆所以阐明孔子之学，而吻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实深于《易》。” 见《易通释》《叙目》。 焦循既作《易通释》等， 等，谓《易图略》及《章句》。 又作《孟子正义》，以相发挥。焦氏之所造如何，姑不论。然以孟子为直承孔子《易》学之传，则所见甚卓，而其说可为定论。孙卿《天论》之言， 见第二讲。 与其主张礼治之意，盖本《大易》裁成天地，辅相万物意思，益加推阐。刘向称孙卿善为《时》、《礼》、《易》、《春秋》。西汉去战国季世未远，孙卿之流风犹有存者。刘向称其善《易》，盖有传授。非止因校定其书，以意推之而已。晚周群儒，今多不可考。而孟轲、孙卿二氏，皆得孔子《易》学之正传。至汉世，则二氏之书仅存，而其学几绝。汉人言《易》者，大抵依据战国时术数家言，而各有推演。战国术数，流派甚盛。《汉书艺文志》阴阳十六家， 皆据《易》立说。 五行三十一家， 亦皆据《易》立说。 蓍龟十五家， 占卜家必有《易》说。 神仙十家， 神仙家有宓戏《杂子道》二十篇，盖托于《易》者。后汉魏伯阳之术，必出神仙家。 数术百九十家， 《艺文志》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卜自夏殷以来，必有世传之《易》说。 杂占十八家， 《艺文志》叙杂占云，盖参卜筮。必有《易》说可知。 历谱十八家， 《艺文志》曰：“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又曰：“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汉人《易》说，于历谱最有关系。 详上诸家，可总称以术数。此皆盛行于战国经秦之乱，而其书犹多流传于汉。向、歆父子得著录焉。焦循谓夏、殷之世，《易》晦于术数之说。今考《艺文志》所著录者，战国时术数家言盖甚多。其自秦政并六国以来，诸术数家之书，散佚而不见于《班志》者，当复不少。又考《班志》阴阳十六家，与诸子中之阴阳二十一家，盖分而为二。其言“阴阳家者流，盖出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又曰：“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此阴阳家，亦必与占卜有关。当有其所推衍之《易》说。据上所述，可知晚周时代，《易》学之滥于术数也滋甚。岂止夏、殷而已乎？孔子作《易》，本远绝术数，而自阐发其哲学思想。但术数家之说，其来源甚远，卒与孔子之学抗行而不稍止，观《班志》所著录，则晚周术数诸家，其说《易》必有承于夏、殷可知已。

《班志》所载，阴阳十六家，五行三十一家，蓍龟十五家，神仙十家，数术百九十家，杂占十八家，历谱十八家，余以为皆诸子中阴阳家之分枝耳。班氏叙述诸家，于其源流，殊欠精核，容当别论。夫孔子之《易》，虽为创作，要非无所本于古之为术数者。盖八卦广大悉备，其理不外以象与数求之而已。八卦与九章相表里， 汉人语。 不解数，则无以明其蕴。而一卦之成，一爻之变，皆有所取象。如干取象于天，亦取象于龙等。干之初爻，取象于龙之潜，乃至上爻，取象于龙之亢。自余卦爻辞，无非象也。非通象，又何以得其旨乎！孔子作《易》，其辞皆象，而根于数理。象数之传，必得之夏、殷、西周以来诸术数家，此断然无疑者。皮锡瑞疑孔子未赞《易》以前，《易》只有占法，而无文辞，其说甚误。古时必有卜辞及筮法等记载，为孔子所依据与采用。但加以修正，而另赋以新义，遂成其一家之学耳。孔子作《春秋》，而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其作《易》，亦大概类是。卦爻则羲画文演，辞则依据夏、殷、西周以来诸术数家之卜辞及筮法等记载。其义则孔子所创发也。《论语》，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虽孔子之谦辞，然其学实寓创于因。则为治经者所不可不知。后来经有今古文之争，却太过。其实，汉初古文家能传孔子创作之旨，而今文家但节目处有异古说而已。廖平论经今古学，殊失真相。此不及论。或问：“象数之传，何由知孔子必得之术数家乎？”曰：古之为术数者，大抵出于治历与掌卜之官，此辈皆通天文，察物变， 谓观察事物之变化。 解数理。但其知识欠正确。言天文，则妄度灾异。测物变，则妄臆妖祥。数理虽复粗解，而以人事有吉凶祸福之相乘，本无主，而适遭之者，亦谓为定数所致。因此，以术数之数，与数理之数相结合，此固是其所短。然其中亦有精意焉，不可不察也。古之术数家盖有见于万物之变动不居，要非不依于数理。易言之，即宇宙依数理而形成。此其观想入微，至可赞叹。但误计人生祸福之来，亦有数存于其间。斯不免作雾自迷耳。而正确之知识，究导源于此辈，亦不容疑。《班志》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 羲和，古之治历者。明堂之守，盖言阴阳五行者。史卜者，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皆属太史。此盖据古代之制。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卜筮掌于史官之证。 班氏东汉初人，犹能识古事。天算物理等知识，发源于史卜诸官，无可疑也。有问：“班志言诸子出于王官，今谓诸子原本六经，则班氏固有失考者乎？”答曰：孔子六经，实承二帝三王之道，而集其大成。王官之守，其大义皆在六经中矣。故言诸子出王官，与言出六经者，义自相通，不可谓班氏失考也。

伏义八卦，文王重之。当时虽为占卜，但甚富于哲学思想，则不容否认。后来术数家更利用之，则羲文之哲学思想，渐不为人所注意。而《易》几纯为占卜之书。及孔子因卦爻而系以辞，又作《彖》、《象》、《说卦》、《文言》以畅之。 《序卦》、《杂卦》二篇，原属《说卦》。 其口义流传，则七十子后学述为《系辞传》。自是而易始为五经之源，为中国哲学界之根本大典。史迁创例立《孔子世家》，以道术为万世宗，盖有以也。然孔子作《易》，其辞皆象，必多采用夏、殷、西周以来诸术数家之卜辞，及筮法等记载，而有所修正，乃另赋以新义。《论语》温故而知新，此孔子所以自况也。今人尚秉和节之，专研《易》象。谓《易》辞，字字皆象，其说诚然。古代占卜，设卦观象，以定吉凶，汉时犹存其术。如《三国志》《管辂传》云，初应州召，与弟季儒共载。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语儒云：“当在故城中见三狸尔者乃显。” 辂自设卦问吉凶，卦有当在故城见三狸之象。 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见三狸共踞城侧， 前到，言辂兄弟前行到达河西也。 兄弟并喜。 卦有当在故城见三狸之象，云何以此为吉兆，此在古时术数家，必有传授。辂生后汉，犹识古法。《辂传》注云：夫术数有百数十家，其书有数千卷。据此，则班志所著录者，三国时存者犹多。 以此推知，《易》辞皆象，必采自夏、殷、西周以来之卜辞，及筮法等记载，决不容疑。但《易》之辞，虽原本术数，而其取义，则与术数家意思截然不同。如《春秋》之文，虽出于史，而经孔子笔削，寓以新义，便与史家记述之业，根本异趣。故《易》、《春秋》二经，虽同有所因，实皆圣人之创作也。

孔子作《易》而后，得其旨，而自有创发，卒别异于儒，以自立宗者，道家老聃、关尹之徒是也。 道家性命之旨，与阴阳之说，源出《大易》，此无可疑。关尹遇老聃，史有明文。老聃稍后孔子，说见第二讲。 其承孔子之绪，而在儒家中独成巨派者，如孟轲、孙卿皆是也。道家者流，及孟、孙诸子，皆哲学家，虽俱深于《易》，而皆非以传经为业者。凡传经之儒，皆诵持经文，训释其义而已。哲学家皆自呜一家之学，虽有得于经，固不以说经为事也。 此说曾见第二讲。 然传授经文之儒，其所训说，足以供哲学家之研讨，而资其启发。故其关系于哲学思想界者，至深至钜，不容忽视。尚考《易经》之传，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灾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史记》所载如此。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其记述大概不误。《汉书》《儒林传》则云，商瞿授鲁桥庇子庸。 皮锡瑞谓矫疵即桥庇，自是。但《汉书》以桥庇为鲁人，而史记则云江东，地籍传说有误耳。 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 皮锡瑞谓《史记》之楚人馯臂子弘，即《汉书》之子弓。按《春秋》以后，江东皆楚地。皮氏此说当不误。 子弓授燕周丑子家。 皮氏云，周丑即周竖当无误。 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 皮氏谓《史记》之《光羽》子乘，即《汉书》之孙虞。 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按装字，当如《史记》作庄。 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 田何授四人。 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邱贺。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汉书》所记，与《史记》稍有出入。史记不及丁宽。汉书则云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是《汉书》较详矣。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据此则田何上承商瞿，而下逮施、孟、梁邱。其授受之世系甚明。而施、孟、梁邱、《汉》立博士，其盛行亦可想见。然诸师之书，今皆无传。 《艺文志》《易传》有田何弟子周王孙二篇。齐服生二篇。王同二篇，丁宽八篇。王同弟子杨何叔元二篇。周王孙弟子蔡公二篇。施、孟、梁邱氏各二篇，今皆无存。自余《易》家书，亦皆亡佚。 后汉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清儒张惠言，董理虞注，功足扶微。田何及孟氏之传，犹存一线，亦云幸矣。《汉书》云：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之。 师古曰：“疏通，犹言分别也。证明，明其伪也。” 曰：“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汉书》又云：“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 别有一京房，是梁邱贺从受《易》者。非此京房。 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房授殷嘉、姚平、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盖汉世《易》家立博士者四。施、孟、梁邱、京氏是也。施、孟、梁邱为商瞿正传。京房所受于焦延寿者，本得之隐士。而孟喜先已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延寿所得隐士说，《汉书》谓其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想亦大同小异，不必甚殊，以其俱明灾异故也。 0o4DtxElBuviv5Dc/H2+OFHf/5tu8loc7DXjJITxxz9EI9sA17pzGLuuT7flpM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