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佛法传入中国，二千余年。六朝隋唐，译经论至富，中国佛教徒所著论说注解语录，亦有汗生充栋之观。在佛教徒之立足点，以信仰为主，与其他宗教家无异，对于经论，一字一句，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有互相矛盾之点，则以五时说教方便法门等调剂之而已。其非佛教徒，而且斥佛教为异端者，则又有两种态度：其一，并不读佛教之书，而以佛教徒之无人伦无恒业为诟病，以焚其书。人其人、庐其居为对待方法，韩昌黎之徒是也。其二，读佛家之书而好之，且引以说儒家之《大学》《中庸》《孟子》之义，而又以涉佛为讳，如程朱、陆王两派之宋明理学家是也。

现今学者，对于佛教经论之工作，则又有两种新趋势：其一，北平钢和泰、陈寅恪诸氏，求得藏文、梵文或加利文之佛经，以与中土各译本相对校，胪举异同，说明其故；他日整理内典之业，必由此发轫；然今日所着手者，尚属初步工夫，于微言大义，尚未发生问题也。其二，欧阳竟无先生之内学院，专以提倡相宗为主，相宗者，由论理学心理学以求最后之结论，与欧洲中古时代之经院哲学相类似；内学院诸君，尚在整理阐扬之期，未敢参批评态度也。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

熊先生寝馈于宋明诸儒之学说甚深，而不以涉佛为讳，研求唯识论甚久，颇以其对于本体论尚未有透彻之说明，乃发愿著论以补充之；近岁多病，稍间则构思削稿如常，历十年之久，始写定《境论》一卷，其精进如此。

熊先生认哲学（即玄学）以本体论为中心，而又认本体与现象决不能分作两截，当为一而二、二而一之观照，《易》之兼变易与不易二义也。庄子之《齐物论》也，华严之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也，皆不能以超现象之本体说明之，于是立转变不息之宇宙观，而拈出翕辟二字，以写照相对与绝对之一致。夫翕辟二字，《易传》所以说坤卦广生之义，本分配于动静两方；而严幼陵氏于《天演论》中，附译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始举以形容循环之动状，所谓翕以合质，辟以出力，质力杂糅，相剂为变是也。熊先生以易之阴阳，《太极图说》之动静，均易使人有对待之观，故特以翕、辟写照之。

熊先生于新立本体论而外，对于唯识论中各种可认否认之德目，亦多为增减数目，更定次序。诸所说明，皆字字加以斟酌，愿读者虚衷体会，勿以轻心掉之，庶不负熊先生力疾著书之宏愿焉。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

此等非佛教徒，完全以孔教徒自命，而又完全以佛家经论为纯粹宗教性质，故态度如此。其实，佛典中宗教色彩固颇浓厚，而所含哲学成分，亦复不少。盖宗教本以创教者之哲学思想为基本，犹太、基督等教，均有哲理，惟佛教则更为高深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视读者之立场。惜二千年来，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试为补正者。有之，则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