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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说，想系百闵与贤赞议。其事亦不易实现。当此危难之时而建此议，真如梁元帝在江陵围城中诏百官戎服听讲《老子》，陆秀夫在崖山舟中讲《大学》矣。国土危脆，人命无常，吾既衰老，不堪行役，日日不忘在沟壑，然讲学之事固未尝一日而废，一人亦讲，无人亦讲，不必定要学校书院也。草草拟就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数条，别纸录去，并附致百闵一书，可与共览。此虽仓卒之间信笔写出，然大旨略具。平生与人推心置腹，不敢有隐，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去就之计，以其言之用不用为断，此乃儒者之本分也。若百闵与贤认为此草案不便提出，则径可废弃，勿以示人。再有白者，在抗战期间，内地民生疾苦，百物凋敝，此时创立书院，规制不求大备，但所在地点极须审慎选择，务以不受军事影响为第一要义。匕鬯不惊，然后可以弦歌不辍。蜀中学生或较易得，若以地论，似不如移置滇中较为安谧。此层亦望与百闵熟计之。至所拟简章，贤等如有意见，可尽量提出修改，此不过就愚计所及，略为贡献而已，不可为典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