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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必先治经，治经必先四书，读四书必以朱子《章句》《集注》为主，而用《论孟精义》《中庸辑略》《或问》《语类》参互寻绎，然后知朱子下语精切，真字字称量而出，碻乎其不可易也。康成、仲达持篑土于瞽宗，何晏、皇侃乱淄渑于异学。比而观之，则知略存古义之功，不敌滥入玄言之失。不有洛学导其先河，考亭扬其坠绪，则圣学之要曷由而明哉。赵岐致力《孟子》，远胜何晏，而于道性善之旨，不能有所发挥。盖汉儒论性多出荀卿，魏晋以下涉入佛老，至濂洛继兴，始宗孟氏，洙泗之业，因以大明。故谓直接孔孟，信为不诬，特未闻道者难与共喻耳。近世若戴震、阮元、刘宝楠、焦循之徒，所谓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而毛奇龄尤嫥事诋諆。类此，虽其书充栋，何益于学。大抵明人好泛滥，务悬解，近二氏之奢；清人矜家法，习嫥固，成博士之陋。或以经就己，或舍本求末，其于义寡当，均也。
学者欲通四书，其或于《精义》、《辑略》、《或问》、《语类》不能备览，苟得赵氏《纂疏》而详究之，则于朱子之说，亦思过半矣。友人之好仁者，深慨俗敝之久，由于学术衰息，义理不明，思设圣风书苑印行经籍，沾溉方来，一以义理为归。爰初发简，《纂疏》居首，可谓知所先务矣。经义如日月，朱注如江河，无俟于赘言，独赵氏之书，其有功于朱子，譬犹行远之赖车航，入室之由门户。后生蒙求，或未知择，为出札记数条，系之卷末，以告初学。若夫博达之士，固无资焉。乙丑冬十一月，马浮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