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根柢在社會,社會良惡,著見風俗。故先王觀風以知治,免罝漢廣,周用崛興,青矜溱洧,鄭始式微,其徵驗不爽也。后世于詩之外有小說,益能曲盡社會情偽,可增徵驗。 友人鄂城劉伯垂芬言:‘讀《儒林外史》而知清世士習之可醜,其衰宜矣。’ 余夏間游滬,過書肆,偶思購汪容甫述學,遍索不可得,唯見列肆盡誨淫誨盜之小說爾,斯可恫矣。 門人燕添溟耻,因言,近來詩人多習為淫辭艷語,亦妖徵也。 道家之術,盛于西漢,承戰國暴秦之后,棲神淡泊,養其清剛,故漢時國力最澎張,其治近古,有明效矣。漢初,道家者流,于上有蕭何、曹參、張良、文帝,于下有黃石公、 即圯下老人,子房之師,世稱黃石公。 四皓, 子房能為惠帝致四皓,蓋同為道家故也。案,《子房傳》,謂呂澤曰:‘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夫四人者,高帝所不能致,豈愛金玉,又豈辨士所能說?金玉也,辨士也,子房必別有用意處。或以安排使令與馳說之徒,使朝野震驚于四皓之為太子來,以悚高帝之聽耳。 蓋公之倫。司馬談父子,亦希踪柱史,此其略可徵者也。自武帝董仲舒出,始定一尊于儒,而毒流后世。武帝有材勇,不學,武功資民力,固前人所涵育爾。仲舒迂怪,其細已甚,不足道,然其衣钵不絕于今,何哉?
昔儒頌東漢名節,清季黨人益張之,差有其風。戊戌政變,譚康諸子喋血,同盟會興,益踔厲敢死矣。雖然,尚名無本,其病氣矜,下流乃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此所以有今日也。昔者宣聖蓋憂名教,特于《易》言精義人神;孟子以集義養浩然之氣,立本焉爾。然名義本世間觀待道理,何以故?依義立名,亦依名詮義故。是以義可以名假也,義可假,則非本甚明。其惟元聖,亡名,小仁義,體清淨,冥極無為, 即不動真體。 尚已。由其道,下者亦能彊固神志。故西漢尚黃老,任俠往往在民間。 高帝雄猜,懾于四皓而不敢易儲,其時民氣之盛可見。 哀平之變,則張禹賤儒開其先也。 權德輿言,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广。 東漢黨錮諸公,名節雖若可稱,然考《抱樸子》所徵論,其末流濁亂滋甚。 《抱樸子外篇漢過篇》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劇漢末也。’此雖多斥奄尹,然以云:‘懶看文書,望弋空名者,謂之業大志高;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斯則譏黨錮諸公矣。又云:‘聞之漢末諸無行,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敝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 故不百年而胡禍興。清季士大夫以掛名黨籍為榮,蹈死不悔,然試深迹其瑕眚,則校《抱樸子》所以刺漢者,有過之無不及。袁氏因得乘其敝而夷之,禍亂乃無寧日,哀哉!察其所以,蓋叔世學絕道喪,諸黨魁初興,又嘗為一切破壞之說,往往以愛國美名,作士大夫敢死之氣,即所謂名節也。其流為無拳無勇而階亂,則非始願所及。無深根寧極之道,而以名義鼓人,惡得不如此哉!今者亂極,不可別美惡好醜,故名窮。名窮宜返本。夫惟載其清淨,休乎無為之宅,自本自根,可行己信, 莊子語,郭注云:‘行者信己可得行也。’憨山云:‘日用皆真體流行,信有真實之體可信。’ 遺名歸真,合氣于神,則亂不自生。至精不可以被物,持戒而鎮之以樸。自頃紹興蔡先生之北京大學進德會, 案進德會之等第,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為道日損,足以勝物,養其清剛,毋為亂階,庶幾老氏之遺矣。
邇者餘杭章先生嘗曰:‘鄙人自處,唯欲振起姚江學派,以挽今世頹靡巽懦之習。’ 丁巳夏與民友會書。 迹先生行誼,固佛之俠者,何取托于姚江哉?近人頌明季節義,歸功姚江者,蓋祖黄宗羲。宗羲學行,固不逮衡陽遠甚。衡陽嘗痛心于明季士大夫,以氣矜亡國。力詆姚江,其說實非過激。王守仁有術智,未能忘功名,而以聖自居。此即我執為無窮禍根。故其黨多氣矜。觀輓世予聖之士,其偏執妄逞,何嘗不誦法姚江也。要之輓明士風近季汉,今不可取則。
自六朝以降,始有所謂名士者。迄于唐宋,而韩愈、元稹、白居易、蘇軾兄弟,並以文采風流傾動朝野,聲施后世,吸其流者不絕。惟衡陽之聖,痛中夏覆亡,推迹士習之壞自名士,而于二蘇元白之倫,攻之不遺餘力。案其言曰:‘此輩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于人以為清流之津徑。而輕薄淫佚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為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國之楨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雖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盪宛折,暢快宣通,而后可以感人。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舍,則蘇軾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始則覃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佚浮曼矜夸傲僻之氣,日引月趨,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飾玩好書畫之中。而必爭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抑且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辨。則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頡頏矣。 今之打電報著政論者,鮮不如此。 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隱,則立心之無恆,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詖淫。況其濫于邪說,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為羊羶蟻智之妄人哉!’船山之責名士如此,可謂洞見癥結。乃至今謬種流傳,士大夫相率為浮華淺薄,淫佚流蕩,而無精湛之思,淡泊之操,此言學言治之所以終于無幸也。夫名者實之賓,救名之敝莫如實。古者大學造士,始教以格物,尚徵驗而有條貫,故其言中倫而行中慮。實學廢,文辭興,然后有名士,是以顧寧人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