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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學有師承，久習教事，乃於一談之頃，遽欲屈居參學，信乎其能虛懷擇善矣。見示《經學義例》，以禮制說《詩》《春秋》，甚有條理，堪為初學治經軌轍。惟‘經術政策’，頗疑其名未當。昔康成說經，時或比傅漢制，後儒議之。廖、宋二先生學通新舊，似不免有好用新名詞之失。今鞮譯之言，往往出倭人，稗販翻以漢字，義訓乖謬者多。時人不察，襲用其名，不加辨析，影響及於學術者頗大。如言‘《周禮》治內，《春秋》治外’可也；先王政典，經世大法，似不可以今之‘政策’擬之。蓋一則為時措之宜，一則為權略之用，其義實不侔也。舉此一端，不遑遠引。竊謂著述自有體例，似當簡去此類名詞。雖賢者意在通俗，所言亦有裨時用，然論時政而本經術，以為損益則可，逕以古制名為‘政策’則不可。 此誤自吾鄉孫仲容徵君《周禮政要》開之。 又《孟子新義說例》引《論語》朱注‘明善復初’一語，謂其貽誤後學，非孔門學理；又謂尊孟子者在其論政，不在其道性善。此皆迥異前聞，勇於改作。足下之意蓋偏重政制，以此為致用之術，而視心性為空談。然則‘內聖外王’徒為虛語，堯、舜、文、武，將與管、商同科，何必通經乃為致用乎？意此文或是足下少作，務從刊削，勿令此見留滯胸中，永為進德之礙。如不以鄙言為誕，慎勿輕詆宋賢，否則各從所好，老拙亦當從此杜口，何勞屈意居參學之列？不但非愚陋所敢承，亦自度於賢智不能有所裨益也。方行患難，決不敢為誇汰之言自欺而誤人。下問不可虛辱，故聊盡其區區，幸足下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