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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書下問之意甚篤，且引董蘿石師陽明為喻，此非鄙陋所敢承也。賢者嘗師廖君，習聞其經說甚富。廖君善言制度，惜乎稍近恢奇。若以先儒義理准之，似未可以盡從也。來問答如別紙，原稿附還，敬俟抉擇。晚聞何足為病，但成見必不可存。門戶異同及科學整理之說，皆徒以滋人之惑而增其礙。賢者必於此廓然而後虛心體會，方有入處，方可商量，何必相師然後為得乎？不敢孤負來問，故言之無隱如此，尚希諒其徑直為幸。
一、來問謂於經傳理學諸書涉獵而少心得，病在‘涉獵’二字。此須切己體會，久之乃可豁然貫通。徒事涉獵，乃是泛泛讀過，於身心無干涉也。
二、今古文之分，乃是說經家異義，於本經無與。今文出口授，古文出壁中，偶有異文，非關宏旨。如《易》用費氏，《詩》用毛氏，必曰京、孟、梁丘、齊、魯、韓過於費、毛，其義亦不具。《論語》今用張侯本，傳《魯論》而兼《齊說》。《古論》與《魯論》同，無《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義亦無闕，今古文更不可分。《周禮》決非劉歆所能造；《古文尚書》亦非梅賾所能偽，即出纂輯，亦必有依據，此以義斷之而可知也。《春秋左氏》《公羊》義最碩異，然本經異文亦不多見。故必以經為主，而後今古文之見可泯也。大抵今文多為博士之學，古文多為經師之學。家法者，即《漢誌》所謂‘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劉歆所謂‘黨同門，妒道真’也，失在專錮。古文後出，不立學官，於是乃有經師之學。然今文家亦有精處，古文家亦有駁處，當觀其通，不可偏執。如鄭君今古文併用，或疑其壞家法，然鄭君實通博可宗，非博士所及也。今文家如董生，實為醇儒，亦不同博士之陋。清代經學家今古文各立門戶，多不免以勝心私見出之，著述雖多，往往乖於義理。廖君最後出，善言制度，然以六經為俟後之書，幾同預言，則經文與讖緯何別？無乃為公羊家‘為漢製作’一語所誤乎？若章實齋以六經皆先王政典，則孔子刪述之業為侵官，其蔽一也。總之，六經皆因事顯義，治經當以義為主，求其當於義而已，不必硜硜於今古文之別。
三、義理之學最忌講宗派、立門戶，所謂‘同人於宗，吝道也’。先儒臨機施設，或有抑揚，皆是對治時人病痛，不可執藥成病。程、朱、陸、王，並皆見性，並為百世之師，不當取此捨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須善會，實下工夫。若能見地透澈，自然無疑矣。
四、經術即是義理，離義理豈別有經術？若離經術而言義理，則為無根之談；離義理而言經術，則為記問之學。若問敝院講學宗旨，乃是經術與義理為一，不分今、古，不分漢、宋，不分朱、陸，然切勿以籠統目之。簡章別寄。
五、敝院草創伊始，規制簡陋，未有院外通訊辦法。將來講論或有記錄，亦將擇要刊佈。但因近時印刷困難，經費支絀，尚須有待。賢者有志於學，但當盡心讀先儒遺書，身體力行，不必求觀鄙拙近著。即有所述，均未刊行，亦不能出先儒所言之外，若更有奇特，即不是也。為賢者計，且宜先讀《四書纂疏》、 趙順孫撰。《通誌堂經解》中有之。 《伊洛淵源錄》、《二程遺書》、《朱子語類》、《朱子大全集》。果能於此數書盡心體會，則於此道亦思過半矣。其餘恕不一一具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