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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示諸文，義皆近正。足下學有師承，文不苟作，在今日可謂難能矣。然義理之學，貴乎自得，初不以文辭為尚。是以伊川有作耒耜之喻，將恐理之或闕，不得已而有言，非如晚近號稱古文家者專以文為事，雖亦標舉義理，意在修飾文辭，冀有文集傳世而已也。足下所為文章，亦既裒然成集，足以自名，又何事於學乎？敝院緣起序中所謂‘濟蹇持危，開物成務’者，亦祈向之言，欲學者以是為心耳，非有挾持之具可以取而與諸人也。來書乃獨有取於是言，謂將求與於此。此人人所得與，非書院所得專，足下果欲求之，亦在得力於自心，非可責效於今日。莊子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未免太早計，非仁者先難後獲之旨也。邵君介紹書謂足下於濂洛關閩之學致力甚久，豈其所得者如是而已乎？‘天命’以上不容說，朱子《中庸》章句‘命猶令也’，此語亦須善會。若如足下之說，竟同設官分職，乃以秉彞同於法令，豈罕譬之旨哉？《釋略》一文或是足下得意之筆，以此窺知足下所見猶是執言語、泥文字，非真於理有所入也。蓋其誤在於學古文，古文家之言義理，大率以是為足，乃欲以就其文，雖有善者，億則屢中，實於身心未有干涉。足下之文則善矣，其於理則未當也。書院乃接初學，欲稍正其趨向，非敢汰然自許。如足下者，固不當屈之北面之列。不欲孤負來意，輒貢其所疑，幸勿惡其言之徑而少擇焉。就令相從講論，又何以加於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