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几天,我们彼此已经很信任;一则因为是邻居,二则伯爵夫人看准我对女性完全无动于衷。我一瞥一视之间就可能把奥太佛的计划断送掉的,所以我的眼神对她从来没有什么表情。奥诺丽纳只把我当作一个老朋友,态度举动都出于同情心。她的目光,声音,措辞,一切都证明她毫无卖弄风情的意思,——那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连最严肃的女人也免不了的。不久她便允许我踏进那个精雅的制花工场,一间摆满图书和小骨董的静室,布置得和上房差不多,富丽堂皇的气派把手艺的俗气洗净了。
时间一久,伯爵夫人把最无诗意的东西,工场,也变成有诗意的了。妇女所能作的活儿,也许假花在制造的细节方面最能表现女性的妩媚。著色的时候,她必须俯在桌上,相当用心的对付这种近于绘画的工作。旁的事,比如做地毯罢,假使要靠此谋生的话,往往会造成肺病或者脊骨变形。至于镌刻乐谱,以需要细致,小心与了解而论,又是最辛苦的工作。裁缝与刺绣一天还挣不了三十个铜子。可是制花和做妇女的装饰用品需要很多动作,很多手艺,甚至也要很多思想,使一个美女始终在她的天地之内:她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谈话,可以笑,可以唱歌,可以思索。摆在黄松木长桌上、预备制作她所挑定的假花用的、成千累万的著色花瓣,不消说都安排得很有艺术。画碟是白瓷的,擦得非常干净,排列的方式使人一目了然,要用什么颜色立刻能找到。所以那位高贵的艺术家很能节省时间。一口精巧的镶嵌象牙的紫檀柜子,有无数的小抽屉盛放钢制的模型,给她作叶子或花瓣之用。
一只极漂亮的日本碗盛着浆糊,从来不让发霉,碗上安放一个有铰链的盖子,轻巧玲珑,只要指尖一拨就能揭开。铅丝,紫铜丝,都藏在面前工作台的小抽屉内。供在眼前的有一只威尼斯瓶,插着一支含苞欲放的鲜花,这生动的模型便是她预备争奇斗胜的对象。她醉心于杰作,挑的总是最难的活儿,例如葡萄,野草,最小的花冠,色调最不容易捉摸的蜜槽。和头脑一样敏捷的手在桌子与活计之间来来往往,好比钢琴家的手在键盘上活动。用班洛的说法,手指象一群仙女,在妩媚动人的姿势之下,为了搓捏,黏贴,重压,使出种种不同的力量,凭着心明眼亮的直觉,把每个动作的效果计算得很准。她面前摆好了材料,着手黏贴棉花,修整枝条,胶上叶子的时候,我简直百看不厌。在取材的大胆上面,她施展出画家的天才,模仿枯叶,黄叶,和田里的野花争胜,那是一切花中最富于天趣,最简单,所以是最复杂的。
她和我说:“这门艺术还幼稚得很。倘若巴黎女子能有一点儿东方妇女在后宫中所表现的那种天才,她们戴的花就可以成为整套的语言。为了满足我艺术家的要求,我作了一些枯萎的花,暗黄的叶子,象深秋或冬尽春初时期所看到的……这种花冠戴在一个红颜薄命的或是心怀隐痛的少妇头上,不是很有诗意吗?有什么意境,一个女人不能用头上的饰物来表现的?醉醺醺的酒神,阴沉古板的虔婆,烦闷的女子,不是都有各各不同的花可以代表吗?我认为植物能表现心灵的一切感觉一切思想,连最微妙的在内。”
她派我敲打叶子,帮着剪裁,打点铅丝,预备她用作枝干。我假装极愿意借此消遣,很快就把手艺学得很熟练。我们一边做活一边谈天。无事可做的时候,我给她念些新出版的书,因为我不能忘了自己所扮的角色,老是装做忧郁,怀疑,悲苦,厌倦人生,伤心到极点。我的长相,除了不是跷脚以外,很象拜仑勋爵;因此,她常常用些可爱的笑话跟我打趣。她以为她自己那种讳莫如深的痛苦,毫无问题是使我的痛苦相形失色的,虽然我厌恶人生的原因连扬格与约伯听了也会首肯。我象街头行乞的穷人一般在心上放些假疮疤,赚取这位可敬可爱的女子的怜悯:我因此而感到的惭愧也不用细说了。懂得了间谍的卑鄙,我才懂得我对伯爵忠诚到什么程度。我那时受到的同情尽够安慰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婉娈可喜的女子,与世隔绝,幽居独处了多少年,在爱情以外有极丰富的友谊可以施舍;而她给我友谊的时候一方面象儿童一般尽情流露,一方面又带着一种怜悯的意味,——大可使一个爱她的浪子啼笑皆非的怜悯;因为她整个儿只是慈悲,只是同情。她摒弃爱情,对于所谓女子的幸福只觉得害怕;这两种心理表现得又坚决又天真。我过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可以证明女性的友谊比她们的爱情可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