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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星期一，特·葛朗维院长和参事院副院长特·赛里齐先生在奥太佛伯爵家里开会。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我是其中的秘书。由于伯爵的保举，那时我已经是参事院的候补审计了。当局嘱咐三人小组暗中研究的政治问题，需要不少材料，当下都摆在我们藏书室内一张长桌子上。特·葛朗维和特·赛里齐二位把初步准备工作交给奥太佛伯爵负责，并且决定先在巴伊安纳街集会，免得拿文件再带往委员会主席特·赛里齐家。内阁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临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时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挣得了审计官的职位。特·葛朗维和特·赛里齐两位伯爵的生活习惯跟我主人的很相象，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但等到当差的叫我出去，说“圣·保禄和勃朗-芒多的两位本堂神甫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了”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会议拖得这么晚。
那时已经到了九点了。
奥太佛笑着和他的同僚说：“诸位，你们今天少不得要跟两位神甫一起吃饭了；葛朗维一向讨厌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高特龙神甫。放心，冯太侬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禄当助理了……”
“好，咱们吃饭罢，”特·葛朗维院长接着说。“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道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决不受什么环境牵掣，要就是态度沉闷，要就是妙语横生。对这种风雅的玩艺，梅特涅克亲王的本领不亚于查理·诺第哀。政治家的诙谑象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象以职业关系而惯于把自己的思想隐藏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洛西尼的音乐。
高特龙神甫，有如特·葛朗维先生说的，不象一个圣·保禄而象一个圣·比哀，是个信仰坚定的乡下人，颟顸臃肿，从头到脚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对于上流社会，对于文学，简直一无所知，老是大惊小怪，问些出其不意的话，使谈话生色不少。最后，大家提到社会永远割不掉的一个疮疤——奸淫问题，也正是我们在饭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当初制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终受着大革命的影响，使民间的法律与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触；他认为一切弊病都是从这个矛盾来的。
他说：“在教会看来，奸淫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你们法院看来不过是轻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马车送往违警庭的。拿破仑手下的参事院对奸夫淫妇极心软，简直是无能。民间的法津不是应当与宗教的法律态度一致，把不安于室的妻子象从前一样送往修道院去过一辈子吗？”
“修道院！”特·赛里齐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办起修道院来；从前大家还把修道院改作军营呢。并且，神甫，你想把社会不愿意容忍的人送给上帝吗？……”
“噢！”特·葛朗维伯爵说，“你真是不认识法国了。出头告诉的权在于丈夫；但丈夫告发妻子犯奸的案子，一年不到十件。”
奥太佛伯爵接着说：“这是神甫替教会说话，因为奸淫的罪名是耶稣·基督定出来的。在人类发源的东方，女人只是供男人娱乐的一件东西，大家除了要她服从，长得俊俏以外，没要求她具备其他的德性。现代的欧洲家庭是承继耶稣精神的产物，把灵魂放在肉体之上，所以规定婚姻关系不可解除，当作一件神圣的行为。”
“噢！”特·葛朗维嚷道：“婚姻中一切无法解决的困难，教会也的确感觉到的。”
奥太佛微笑着说：“教会造成了一个新社会；但我们这个社会的风俗，和因气候关系而女人七岁就成熟，二十五岁就衰老干枯的那种风俗，永远不会相同。加特力教会把半个地球的人的需要都给忘了。所以我们只能讨论欧洲社会。女人究竟比我们高，还是低？这是男女关系的真正的问题。倘若女人比我们低，那么教会把她抬得那么高以后，她犯奸淫应当受惩罚。过去便是这么办的。不是处死，就是送进修道院，古时的立法就是这么回事。但以后，风俗照例把法律改变了。国王的宝座做了奸淫的床席；而风流案子的增加也表示加特力教条的衰落。现在教会只要求不贞的妇女能真正忏悔，社会也只给她一个黥印而不再教她受毒刑。固然，法律照旧把犯人判罪，但不再加以威吓。并且道德也有两种：社会的道德与法典的道德。凡是法典处罚不严的，社会就越大胆越不在乎：这一点我同意洛罗神甫的意见。在判决书的主文前面写着义正辞严的理由而心里不羡慕风流罪犯的法官，恐怕很少吧。社会在节会、习惯、娱乐方面表示根本否定法律，但对付事情的态度比法典和教会更严：它先鼓励人作假，然后再责罚人家手段笨拙。我觉得有关婚姻的法律应当彻底改革。或许把女子的承继权撤销以后，法国的法律可以变得完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