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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洪武时代会出现胥吏坐大？为什么官员们离开了胥吏的帮助，政务便无从措手？为什么甚至会发生胥吏公开殴打县官这样的极端事件？
在《大诰》中，朱元璋给出了他的诊断结论，认为是前朝“遗毒”尚未肃清所致：
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昔我中国先圣先贤，国虽运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大意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因言语不通风俗各异，官府将许多政务交给本土胥吏去办，官员们只负责签字盖印。如此这般统治了三十年，语言文字上的鸿沟有所弥合，但官员处理政务仍继续依赖胥吏。这种治理方式，与元朝之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相比，实在相差太远。遗憾的是，朕现在任用的官员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继承了元代的坏风气，面对政务袖手高坐，全由胥吏们拿主意。这些人号称有文化之人，其实和胡人没区别。比如那个户部侍郎张易，由“儒业”出身做了官，掌管钱粮谷米，便将所有具体政务交给胥吏拿主意，自己在衙门里袖手高坐，犹如一具没想法的尸体。向朕奏报钱粮概况时，朕询问他一些具体情况，他便茫然四顾答不出来。蒙古族统治中原九十三年（朱元璋可能是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算起，至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为止），败坏了天下风俗，许多人效仿至今。朕苦口婆心把话说尽，他们也改不过来！真是太难了。
朱元璋命令明帝国的官员，必须以对待奴隶的方式，来对待下面的胥吏。
洪武十八年（1385）秋九月，扬州府派遣了一名叫作宋重八的皂隶，前往高邮州“传递事务”。高邮州的同知刘牧，在接待宋重八时，不但让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还“跪与执结”（结交上级衙门的胥吏，是官场中很寻常的操作）。事情被朱元璋知道后，他大发雷霆，“将同知刘牧，皂隶宋重八，杖断流入云南烟瘴”。他将此事写入《大诰》，要明帝国的所有官员引以为戒，勒令他们必须以钦定的“正确方式”去对待胥吏：
皂隶系是诸司衙门执鞭、缒镫、驱使勾摄公事之人。……奴仆皂隶人等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有乖治体。此等之徒，父母不教，妻子不谏，致使奴仆之体，亵慢官制。今后敢有如此者，全家迁入云南。当该主使者，临遣之时，不行省会毋得犯分，杖一百。其容令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此等衙门官吏，不行举觉，杖一百，流云南。
在朱元璋眼里，皂隶是为官府服务的低贱奴仆，没有资格“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若有皂隶胆敢如此，全家流放云南。派遣该皂隶外出公干者，若未对皂隶做事先警告，也要杖责一百。接待该皂隶并允许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者，除了杖责一百外，还要流放云南。
这是一种刻意的误诊，也是一帖错误的药方。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汉官不通蒙语，蒙古色目官员不通汉文。这种语言隔阂，确实提高了胥吏在元朝统治系统中的地位。而且，与唐宋两代不同，元朝还大量自胥吏中选官——元朝官员的主要来源，第一是“根脚”，即社会出身，如忽必烈时代怯薛出身的官员占到了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第二是“吏进”，也就是由刀笔吏升迁为基层和中层官员；第三才是“儒士”，也就是科举考试出身。按元朝人的说法，如果“吏进”出身的官员占比是百分之九十五的话，“儒士”出身的官员占比便只有百分之五。
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相比，元朝确实是胥吏们待遇和出路最好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的诊断是对的。
理由很简单：胥吏操控政务，并不是元代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早已存在且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北宋时，王安石便曾对宋神宗说过，“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任，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
——朝廷的文官们只会写诗作赋，做了官遇上具体政务，便需要仰仗胥吏的建议和决断。活跃于南宋初年的官员王十朋，也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过，当时的官场风气，已是“昧者以胥吏为耳目，怠者以胥吏为精神，贪者以胥吏为鹰犬。案牍满前，漫不加省。狱情出入，动由此曹”
——糊涂、懒惰、贪腐的官员，基本上不看卷宗文件，具体的政务运作全依赖胥吏。至于元代，只是继承了两宋时代便有的这种风气。
简言之，将问题归咎于“前朝遗毒”，只是朱元璋在刻意推卸责任。他很擅长，也很喜欢使用这种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