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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案”引发的民怨，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这桩打着惩治贪官污吏旗号的政治运动，因为对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损害了朱元璋在明帝国百姓心目中的政治形象。所以，在《御制大诰》的第二十六条里，朱元璋对明帝国的百姓们，有这样一段自我辩解：
洪武十八年，户部试侍郎郭桓事觉发露，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或曰：朝廷罪人，玉石不分。吁！朕听斯言，所言者理哉。此君子之心，恻隐之道，无不至仁。此行推之于君子则可，小人则不然。……当诸司酷害于民，有能恻隐民艰，不与同类；科敛之际，或公文不押，或阻当不行，或实封入奏，以恤吾民。此际不分轻重，岂不妄及无辜！每每科无阻当，征无恻隐，混贪一概，又何分之有哉！
大意是：洪武十八年“郭桓案”暴露之后，明帝国的各个衙门都被卷了进来，挨个追查下去，数万人被投入大牢并全部治罪。于是就有人发出怨言，责备朝廷在打击坏人时玉石不分，让许多好人也受了迫害。朕听了这些话，觉得也有道理。这是君子的恻隐仁心该有的感受。但是呢，这种恻隐之心，对君子是适当的，对小人却不必有。如果腐败分子残酷压榨迫害百姓的时候，衙门里有人能站出来与他们划清界限，以拒绝签押公文之类的方式阻止他们作恶，或者将他们的恶行上报给我，那么确实可以说朕不分轻重处理“郭桓案”，是在胡搞乱搞伤害无辜。但衙门里这些人从不阻止坏人作恶，自然也没有必要将他们与贪官区分开来。
这种辩解，就史实层面而言自然是无力的，朱元璋和他的官田制度，才是所谓“郭桓案”的罪魁祸首。朱元璋在《大诰》里说这些话，目的自然也不是向明帝国的百姓传递真相，而只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朱元璋的个人形象在此案中受损严重——《明史》委婉称“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
，众人怨恨掀起“郭桓案”的余敏和丁廷举，其实就是在怨恨朱元璋。这种怨恨，迫使朱元璋不得不利用明帝国每户至少一本的《大诰》，来重塑自己的爱民形象（这也是为什么《御制大诰》的内容，有近半数与“郭桓案”有关）。而要重塑形象，首要之务就是将“郭桓案”造成巨大民生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别人。
这个“别人”，既包括官吏集团，也包括普通百姓。前者容易理解，前文也提到了许多相关内容，不再赘述。后者同样频繁见于《大诰》。比如，朱元璋下令“今后天下内外城市乡村，凡我良民，无得交结官吏”，不允许明帝国的良民百姓与官吏发展私交，理由是“今者诸司犯法，赃在坊厢，其坊厢村店人等，不奉朕命，固替奸贪隐匿，直至身亡家破而后已”
——在这次的“郭桓案”里，许多官员将自己的赃款赃物藏在坊厢村店的民众家里，这些民众根本不听朕的号召，始终坚持替那些贪官隐藏赃款赃物，最后终于闹得家破人亡。
再如，受“郭桓案”的刺激，朱元璋还在《御制大诰》里痛斥老百姓不知报答君恩：
民有不知其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良民有此念者，家道不兴鲜矣。方今九州之民，有田连数万亩者，有千亩之下至于百十亩者，甘于利其利，而不知其报者多矣。然而未尝不为破其家资以保其富。呜呼！至此之际，怒贯神人，天灾人祸由是。所以破家资，不过贿赂有司，君差不当，小民靠损，所以不知其报在此也。若欲展诚以报社稷，为君之民，君一有令，其趋事赴功，一应差税，无不应当。若此之诚，食地之利，立命之恩，斯报矣。……今之顽民，罔知立命之由，妄破家资，买嘱官吏，故犯宪章，身亡家破，由人神之监见也。百祥百殃，信矣哉。
按朱元璋的逻辑，君王对百姓的恩情比他们的父母还要大，对君王的报恩应该是无极限的。然而明帝国有太多的“顽民”，他们拥有万亩、千亩、百亩的土地，享受着土地的出产，却对君王毫无感激报答之心。为了不给君王当差，反耗费家资去贿赂官员，最后全部闹了一个身亡家破的结局。君王一有命令，就立刻行动起来；君王的差税，丝毫不落地全部缴足，这才能算是有报答君恩之心。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以凌迟示众的酷刑，诛杀了负责办理“郭桓案”的右审刑吴庸等人。罪名是吴庸等人在追赃时“妄指平民”，追究税粮的缺额最后追到了普通百姓的头上；吴庸等人的做法，又导致地方各级政府“人各效仿”。
总之，明帝国“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绝不是他朱元璋的责任，而是官僚系统烂透了，以及明帝国有太多的百姓思想觉悟太低，不懂得向君王报恩，反要勾结官吏与君王对抗。在《大诰》里，朱元璋向百姓们提供了唯一的出路：
方今富豪之家，中等之家，下等之家，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去古既远，教法不明，人不知其报，反造罪以陷身。……若使知报之道，知感激之理，则于闲中起居饮食，不时举手加额，乃曰：税粮供矣，夫差役矣，今得安闲……绝无祸殃。
唯有老老实实足量给朝廷缴足税粮，老老实实足量服完朝廷的差役，才是懂得报恩的明帝国好百姓，才能过上没有祸殃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