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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位读者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明治天皇为了尽快买到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便向伊藤博文等内阁大臣宣布：“从今日起，直至帝国海军超越北洋水师为止，我一天只吃一餐。”官员们闻之落泪，都自愿拿出四分之一的薪水用作海军军费。而清政府的掌权人慈禧太后，一顿饭118道菜，她还抱怨“太少了，无法下筷”。两相对比，一个积极进取，一个奢华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在甲午战争前已然分出了高下。
细想一下，如果仅仅靠省下国家领导人的饭钱就能够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那么中国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绝对比英国女王要简单朴素。他十年如一日，晚餐只吃烧饼。就连皇后过生日，他大宴群臣，也不过是给每个人一碗打卤面，还不加鸡蛋。但是，道光皇帝的节衣缩食并没有让夷人片帆不返、狼狈逃窜，相反，而是被夷人一路吊着打。最后，不但赔了钱，还割了地。
再者，明治天皇省下的那点饭钱，真能填补购买军舰的资金缺额吗？且不说买军舰，中日开战后，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日本的军费岂是靠天皇及其群臣节俭度日就能支撑的？再说，清政府的官员在战争前也有过捐款，约12万两。因此这个故事并没有揭示战争背后的实质问题，相反，它还会让我们忽略掉战争背后的角力。
事实上，日本政府准备甲午战争的预算高达2.5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在战前3年国家财政规模的总和。如此天文数字的预算，天皇靠省吃俭用的那点钱不过是沧海一粟。
明治天皇一天只吃一顿饭，最大的作用不是在填补军费上，而是在凝聚人心上。这个故事让日本民众深受感动，从而沉浸在狂热的对外战争情绪中，使他们甘愿为日本的未来奉献。
当时日本民间流传这么一个说法，“全国人民向政府捐款，若每一国民都能捐献1日元以作军费，则4000万人就能贡献4000万日元”。这个思路，跟笔者小时候幻想每个中国人给我一块钱，我就能拥有13亿巨款一模一样。但即使日本人民踊跃捐献，最后也不过捐了295万日元，只占总军费的1.3%。明治天皇及全体政府人员省下的钱，加上国库本来就有的钱，也不过2343.9万日元，占总军费的10.4%。
那么，日本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甲午战争的巨额费用呢？
答案是国债，总共1.16805亿日元，占总军费的51.9%。另外，特别资金转入款7895.7万日元，占35.1%。所谓特别资金，实际上就是战后清政府的赔款。因此在战时，日军的主要军费来源就是国债。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主张号召国内的富商捐献资金。他估计中日战争半年内就能结束，军费大概只需要5000万日元。国库里有2600万日元，现在只要富商大贾们发扬爱国心，捐个1500万日元，凑合凑合，就能跟大清国开战了。
伊藤博文作为文官，显然对战争有多烧钱缺乏清晰的概念。明治维新刚开始时，新政府与西乡隆盛的萨摩军打过一次内战，当时军费消耗就达4000万日元。镇压一群规模不大的叛军尚且需要4000万日元，更何况是与大清帝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作战？曾长期担任大藏省（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机关）大臣，并深受天皇信任的松方正义坚决反对“捐款说”，一来他认为号召国民特别是富商捐款，肯定会引起经济恐慌；二来甲午战争最起码也要1亿日元军费，靠国民捐款不现实，毕竟国民再爱国，也不可能把棺材本都掏出来。
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通过在国内募集公债的方式解决军费，这个建议得到了天皇的批准。
当时英国人闻到战争气息，便想从中渔利，他们向日本提议可以提供年利4%的2亿日元贷款。尽管贷款利息并不高，却被松方正义一口拒绝，他说：“若万不得已，必须仰赖外债之时到来，我自会告知诸位。”
这是因为，在近代后发国家的人眼中，外债是西方列强对外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西方列强总是会利用借款来掠夺他国的工矿、铁路、航运、海关关税等项权益。换言之，大借外债总是要付出出让国家主权的代价，使国家逐渐殖民地化。
发行国债，需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早在1882年10月，日本就成立了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且硬通货准备金充足，因此它在国内市场具有极高的信用度。大藏省一开始要求民间的银行能够协助政府募集3000万日元国债，但是民间银行都担心从市场抽取巨额资金会带来金融动荡。为了打消民间银行的顾虑，日本银行出面承诺民间银行可以用国债作为担保从日本银行贷款，保证了公债的流动性。由于日本银行的承诺，国债的发行获得了巨大成功。
除了保障发行公债，日本银行还在战争期间向政府提供短期借款及国库挪用款。没有日本银行，甲午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不过，除了日本银行的出面承诺，日本国债发行取得巨大成功，北洋水师出访长崎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北洋水师在访问长崎之前，日本就启动了对付“定远”铁甲巨舰的海军发展核心项目，即俗称三景舰的三艘巡洋舰的筹建。所谓三景舰，即用日本国内的3个著名景区“陆奥松岛”“安芸严岛”“丹后天桥立”，为这三艘巡洋舰命名为“松岛”“严岛”和“桥立”。清军水兵在长崎和当地警察、民众“打成一片”后，激发起日本民众的仇恨，助长了购舰公债的销售。从1886年到1888年这3年间，日本政府发行的公债破天荒售出1700万日元，远远超出预期的490万日元。
煽动民族主义固然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但绝不是长久之计，只有给予民众一定的利益，他们才可能长久地支持政府对外作战。日本银行支店长的高桥是清曾回忆：“积极购买军事公债的各地国民，并非是接受了为国家效力的教育，只不过是从银行借钱来购买国债。”
在松方正义的领导下，日本得以在战争期间利用近代金融手段，最大限度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推动全民在经济上支持对外战争。
再来看大清帝国。表面上，它是一个庞然大物；但实际上，这个庞然大物外强中干。
仅就财政而言，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就开始捉襟见肘。咸丰、同治年间，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消耗的军费最少也有8.5亿两。同时，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以及战败后的赔款，也是一项巨大的支出。当1875年左宗棠率兵西征之时，清政府却拿不出足够的军费。最后，左宗棠还得靠红顶商人胡雪岩6次向外国借款，这才得以出师打败阿古柏，可见当时清政府财政上的窘迫。
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70年代初增长一倍以上，货物多为鸦片、棉布、棉纱、煤油、染料等，机械所占进口比重却不足1%。这些进口货物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也更加困苦。社会经济的衰败，也使得清政府的税源更加枯竭，不得不另想办法。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屡屡大借外债，或用于内外战争，或用于兴办实业，但几乎每次都以海关关税作为担保。这使得外国税务司对中国关税税款的控制更加广泛，进而使得中国的财政逐渐受制于人。1886年，户部奏称：“一款未清，又借一款，重重计息，越累越多，近来所偿息款，将近千万。上捐国帑，下竭民膏，艰窘情形，日甚一日。”
不过，清政府利用关税、厘金、田赋附加税等收入还可以还清外债，财政系统还可以勉强维持。
这种财政运作模式，和平时期还可以支撑过去，但是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战争，它就基本失效。清政府没有建立中央银行，没有整顿币制，金融秩序十分混乱。各省都有自己的官营钱局，私自发行官钱票来敛财，这不仅抢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增强了地方大员的离心势力；民间钱庄、票号、典当遍地开花，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当时，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通晓圣贤之道，但并非松方正义那种专业的金融技术官僚。翁同龢能掌管户部，原因不在于他懂得近代金融知识，而在于他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就像丁汝昌能当上北洋水师提督，并非是由于他通晓近代海军理论，而是因为他是李鸿章的亲信。翁同龢主管财政的宗旨很简单——“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也就是说，他只懂得节流，比如暂停给北洋水师的军费，而不是琢磨如何开源，比如发行军事公债。他顶多能在朝廷急需用钱之时，想办法去借笔外债，或是对老百姓增加税收。
康有为在1895年4月中日议和期间，上书光绪皇帝，其中提到清政府的财政问题：“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
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财政系统既不能应付天灾，也无力应付大规模的战争。1894年6月30日，李鸿章上奏，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用来扩充军队。按理说，这笔款项数目并不大，但是朝廷只拨给区区18万两银子。李鸿章一看，气得差点晕过去。户部估计也不好意思，就承诺马上筹款150万两。然而户部随后出台的筹款方案很老套，还是什么增加捐输、厘金之类的传统项目。
户部唯一一个有点新意的创收名目就是“息借商款”，简而言之，就是商人把钱借给政府，政府还款时给利息。以前筹措军费，都是让商人直接掏钱，近乎强取豪夺，现在政府居然愿意给利息了，这引起了一部分商人的兴趣。但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近代化的金融机构统一执行，没有形成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最后借到的款项寥寥无几。盛宣怀后来感慨：“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无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总共才从民间筹集到3000万两，这远远不够战争的开销。当前线催款的电报纷至沓来，户部官员也只能大眼瞪小眼。最后，清政府只得再祭出借外债这个法宝，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总共2800万两白银。而英国人看到中国急于借钱，就乘机要挟，逼迫清政府以通商口岸的税收作为担保，并且不允许清政府再从别的银行借款。当然，这2800万两白银也依然不够战争的巨额开销。而日本自战争爆发至战争结束所耗费的1.17亿日元，则完全依靠国内力量的筹措，没有向外国人要过一分钱。
可就算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像日本一样改革财政体制，建立国家银行，发行购舰公债，估计也不会得到民间的积极响应。清政府不是一个能得到民众爱戴的政府，更不是一个有信誉的政府，谁知道买了你的国债，是不是一个坑呢？
最后，笔者再来说明一下醇亲王奕譞挪用海军军费去修园子的事情。此事长期以来，争议不断。由于翁同龢主持的户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颐和园，奕譞就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借用“海防”的大题目，让各省为中央筹集款项。此款号称“海军巨款”，前后加起来共260万两。“海军巨款”汇存天津洋行，每年可得十余万银两的利息，专门供建筑颐和园之用。
“海军巨款”的本钱都存在天津洋行，且是定期存款，不可随时取用，每年十余万两白银的利息根本不够颐和园的工程费。于是，奕譞又盯上了海防捐。海防捐本来是用来购买海军急需的装备，并不常年要求各省来“捐”。现在，奕譞决定续办海防捐，再搜刮一次民脂民膏。
海防捐的钱收上来后，全部直接交给北洋海军使用。本来，北洋海军的经费是由海军衙门拨款。现在，海军衙门只需要把每年固定给北洋海军的军费X，减去海防捐的数额Y，拨给北洋海军实际的数额Z即可。再然后，海军衙门再把本来应该给北洋海军的经费Y，交给颐和园工程队就行了。上述过程有些绕弯弯，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笔者不得已借用了一下数学公式：
北洋海军军费X―海防捐Y＝拨给北洋海军实际的数额Z
当然，“海军巨款”也好“海防捐”也罢，它们的钱本来就不是给海军用的，只是借用一下“海防建设”作为名头而已。但是，奕譞很快就将魔爪伸向了海军经费正款。证据就是，1891年元旦奕譞去世后，3月25日，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海军衙门上奏光绪皇帝：“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拨给工程处应用。”
据此看来，每年拨给颐和园工程30万两，从1888年就开始了。从1888年到1894年的7年间，海军经费一共被挪用了210万两。
这些本来应该用在海军建设上的钱，被大量挪用，致使北洋水师长年无法购买新军舰，也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炮弹和零部件，给后来的军舰维修工作带来空前困难。抛开奕譞这个罪魁祸首不谈，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装聋作哑，也有无法撇清的责任。所以，难怪后来民间将此二人并列——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芜。可见，群众的眼睛果然都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