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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8月23日，中法战争正式爆发的前夕。法国海军不宣而战，向福建马尾港的清军水师发动突袭。福建水师没想到法国人这么不讲武德，只得仓促应战，结果11艘战舰被击沉或重创，官兵殉难者近800人。法舰又炮轰福州船政局的马尾船厂，岸防设施遭大肆破坏。
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写下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歼灭福建水师后，法军又大举进攻台湾。法军集中11艘舰船、2250名士兵，分兵两路进犯基隆与沪尾。好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沙场宿将，战争经验丰富，战斗意志强悍，领导台湾军民击退了不可一世的法军。
10月23日，恼羞成怒的法军出动军舰20余艘、纠集4000余兵力封锁台湾海峡，意图断绝大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不过，刘铭传这块硬骨头，就算法军咬肌都快咬抽筋了也啃不动。最后，两国签订《中法新约》，法军这才结束了对台湾岛长达10个月的海上封锁。
中法战争让清政府意识到了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尤其是海军建设要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漫无章法。其实早在1870年，曾国藩就已经提议把海军船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不过，清政府在没有受到列强军舰的毒打之前，只会将这种正确意见当成耳边之风。
1885年，清政府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政治新宠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问办理大臣。
不过，众所周知，真正的海军一把手不是奕譞，而是李鸿章。至于奕譞，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为老佛爷修园子上——此园非圆明园，而是颐和园。颐和园原名叫清漪园，地处北京西北郊外，与圆明园毗邻，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花园。1860年，它被英法联军放火焚烧，但没有完全化为灰烬。甲申易枢后，慈禧决定将清漪园重新整修，并取“颐养冲和”之意，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作为自己退休养老的地方。奕譞也很自觉，将自己定位为颐和园工程总监理兼总包工头，一是为了讨老佛爷的欢心，让老佛爷知道谁才是赤胆忠心的奴才——当年恭亲王奕䜣反对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那就是典型的铁憨憨行为；二是为了让自己的亲儿子光绪早日掌握实权，你想，颐和园早点修好了，老佛爷就会提前退休，从此不再过问政事，专心颐养天年。到那时，光绪就能成为真正一言九鼎的皇帝，自己也才能成为没有太上皇名义的太上皇。
当颐和园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的时期，流民遍地，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有个叫吴兆泰的御史上奏建议颐和园暂时停工，以免引起灾民闹事。而奕譞立即将此人罢官免职，“交部议处”。所谓什么事情都可以烂尾，唯独老佛爷的园子不能烂尾。
由此可见，晚清政府是如何的草菅人命、蔑视人权。
再回过头来看北洋水师。1886年，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多艘舰艇访问日本长崎。在访问的战舰中，有两艘排水量超过7000吨的巨型铁甲舰——定远、镇远，这两艘军舰在当时的整个太平洋上无人可敌。相比之下，日本海军的那点可怜家底，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诸多学人认为，李鸿章派北洋水师去长崎，表面上是友好访问，其实是为了炫耀本国的海军实力，让日本人老实点，别总是一天到晚想着惹是生非。然而，北洋水师1888年才在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军，李鸿章何必急不可耐地去邻国展示刚刚鼓起的一小块肌肉？这完全不符合李鸿章一生小心谨慎的作风。
实际上，李鸿章派北洋水师去日本，是为了在长崎港保养军舰。当时，俄国对朝鲜半岛蠢蠢欲动，众所周知，朝鲜一直是中国最忠心耿耿的藩属国，岂能让外人染指？为了震慑俄军，扬我国威，李鸿章派北洋水师前往朝鲜东部沿海“巡阅”。1886年7月14日，李鸿章明确指示北洋舰队：“丁汝昌同琅威理自胶州湾回烟台装煤，即带铁舰快船赴朝鲜釜山、元山。闻俄船窥伺永兴湾，拟令由元山驶巡永兴，聊作声势。吴大澂俄界勘定，欲由海参崴乘我兵船内渡，永兴距海参崴不甚远，各船即往崴游历，顺便接吴。铁舰须上坞油修，俟由崴折赴日本之长崎，酌量进坞。”
7月25日，丁汝昌在准备出发前，发电报给在海参崴与俄国联合勘界的吴大澂，明确说明自己去长崎的目的是保养舰船，“十七日由威海展轮，二十日到釜山，二十二日到元山，测量永兴湾一带港道。定七月朔仍带同六艘由元山赴崴恭迓星旆，籍资阅历。惟六船中有数艘须就近至长崎刮油船底，并装添煤斤等事”
。
由此可见，李鸿章派北洋水师去日本，绝非为了炫耀武力。当时他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俄国，而不是羽翼未丰的日本。
当时，北洋水师到了长崎港后，部分水兵上岸购物观光，顺便去了花街柳巷。数名水兵在妓院因为言语不通，加上喝多了酒，跟店家发生争执，并损坏了店内物品。店家立即报警，两名巡警闻讯赶来后，将两名清军水兵带走问话，其他水兵则趁机逃走。过了一会儿，数十名清军水兵气势汹汹地赶来救人，争吵之中有一名水兵突然拔出日本刀，向巡警砍去。就这样，日本巡警跟北洋水师的水兵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械斗，现场鸡飞狗跳，闹得不可开交。
为什么北洋水师的水兵随身携带日本刀？因为丁汝昌在当天就下过命令，所有上岸水兵不允许携带任何军械上岸，包括小刀。但是，部分水兵上岸后，私自购买日本刀，想作为纪念品收藏。想不到，当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两天之后，300名清军再次上岸。一名水兵看到两个并排走的日本巡警，就上去挑衅。日本巡警知道这些人不好惹，就没搭理他。不料，另一名水兵二话不说，就抢夺巡警的警棍，于是，一场恶斗再次上演。200名清军水兵陆续集中起来，跟长崎警察署的警察，以及一些义愤填膺的日本民众扭成一团，很多市民纷纷逃离市区。据事后统计显示，北洋水师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一说10人死亡）；日本警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多人受伤。
群殴事件发生之后，两国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论。为了避免事态升级，最终双方达成妥协，中国赔偿日本15500日元，日本赔偿中国52500日元。
长崎事件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反清情绪，他们心目中那个天朝上国、文化宗主、礼仪之邦的美好形象完全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清军的蛮横无理、仗势欺人。此时正值日本政府加紧扩军备战，裕仁天皇于1887年3月14日颁布敕令，“立国之急在我海防，一日不可迟缓”，并拿出30万日元的皇室私房钱作为海防捐款。日本政府高官也积极带头捐款，并在全国巡回讲演，鼓励人民尽最大能力捐钱。同时，政府还发行1700万日元海军公债，鼓励人民购买。
李鸿章完全没有想到，这起事件严重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尊心，促进了日本全民的同仇敌忾。对此，他并没引起真正的警觉，只是在一次跟德国顾问汉纳根的谈话中，恶狠狠地说：“下次倭人若栽到我手里，决不轻饶！”
而这句像是黑社会老大说的狠话传出去之后，也让李鸿章的大国名臣形象严重受损。
撇开长崎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它还暗藏着一条将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线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问题：北洋水师为什么要到长崎去保养军舰？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本土保养？
1881年5月21日，清政府与德国伏尔铿厂签订了第一艘铁甲舰购置协议，总工程师鲁道夫·哈克就向协助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办理购舰事宜的参赞徐建寅，介绍了铁甲舰坞修的规定和油修的办法。油修的周期为每年一次，具体方法：“凡上油，先视其不妥处，用小锤试击，内有锈则油皮自然脱下，用三角刮刮下，再用钢丝帚刷之。上油二层，再于油皮不能落下之处，同上油一层。船内有赛门登石灰结住者，不必上油。其余各面，皆应察看。如有不妥处，亦试击刮去，上油与船外面同。德国有铁甲船，已用至十五年，皆未锈坏，不过照章上油而已。”
1885年6月，镇远、定远两舰回国前，在德国坞修了一次，所以理应在1886年6月左右再次进行坞修。水师提督丁汝昌在1886年6月份就开始预定船坞，为两艘铁甲舰做保养。当时中国只有上海、香港两处有大型船坞厂，还都是英国人的。上海祥生船厂没有维修铁甲舰的经验，丁汝昌不太放心：香港船坞则体量有限，根本无法容纳铁建巨舰。这时，丁汝昌又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要求北洋水师立即到朝鲜东海岸巡视。
所以，丁汝昌权衡之下，只得选择日本长崎港的船坞厂。1884年，三菱公司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从政府租借了工部省长崎造船局，将其命名为长崎造船所，并引进了完整配套的优良船舶维修设备。
也就是说，日本在尚未拥有铁甲舰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为铁甲舰维修保养的能力，而这种强大的船舶维修能力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的胜利。
黄海海战中，虽然日本联合舰队取得胜利，但是松岛、比叡、赤城、西京丸4舰被重创，其他舰只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当时李鸿章接到战报，认为日本已没有能力再向外海派出舰队作战。不料，日本舰队只用了5天就全部修理好，并又出来兴风作浪了。李鸿章从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那里得知日本舰队修复的消息时，吃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认定这是谣传，决不能相信。
黄海海战中，尽管中国方面惨败，但是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并没有被击沉，伤痕累累地回到了旅顺基地。李鸿章一再催促丁汝昌加快定远、镇远两舰的修理速度，尽快出港作战。但是丁汝昌办不到，因为旅顺港的维修作业效率极低，不仅缺少各种各样的零配件和炮弹，连工匠都听说旅顺情势危急，纷纷脚底抹油，提前跑路了。
由于各舰都有损伤，无法正常出海作战，这才导致后来李鸿章选择“御敌保船”的消极方针。即将北洋水师所有舰只都盘踞在威海卫港湾内，凭借强有力的炮台火力支援，保护舰队不受敌军的攻击。
然而，李鸿章高估了大清陆军的战斗力。日本陆军轻而易举地登陆威海卫，接着又占领了港湾周边的炮台。清军基本上都是望风而逃，逃之前连炮台的大炮都来不及破坏，有些被破坏的炮台还是丁汝昌派水兵上岸去炸毁的。这导致日军可以利用清军遗留下来的大炮轰击港湾内的北洋水师，直到把北洋水师打得彻底瘫痪。
一支健全的海军必须要有健全的后勤配套设施，这是现代国防的基本常识。但是，甲申易枢之后的新领导班子，对这个基本常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早在1877年9月21日，李鸿章就在给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的信函中说：“铁甲船为海防不可少之物……无论船样稍旧，价值非廉，现无修船之坞与带船之人，何能贸然定购？”
此后，李鸿章选定旅顺为北洋海军的军港，军港的核心设施，就是建造一个可供战舰维修、停泊的大船坞。不过，工程进展十分缓慢，有时缺钱，有时缺人，令李鸿章十分焦躁。
1886年1月3日，定远、镇远两舰回国后，李鸿章致函醇亲王奕譞：“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必不可省之工。凡各国有铁舰快船者，皆必先立水师口岸，先修大石坞。鸿章前于筹议海防事宜折内详细奏明，‘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铁舰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
奕譞没有什么反应，于是，焦虑的李鸿章再次给他致函，说明旅顺船坞建造工程的拖沓，并强调建坞的迫切性：“至军舰收泊之区，必须有大石坞预备修理。西报所讥有鸟无笼即是有船无坞之说，故修坞为至急至要之事。”
前面已经说过，奕譞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修园子上。修园子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光是筹集工程款这一项，就已经很让人焦虑了，谁还管修建船坞的事？所以，这个皮球就等于完全踢给了李鸿章。
就这样，旅顺船坞磕磕绊绊地修建了十年，到了1890年才终于竣工，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坞”。不过，从它后来的表现来看，是名不副实的。
我们不敢断定，如果没有甲申易枢，奕䜣参与主政的清政府是否能够积极修建海军的后勤配套设施。但是我们能看见的，就是甲申易枢之后，奕譞主政的清政府对海军的建设漠不关心，全凭李鸿章一个人在辛苦经营。事实上，奕譞不但漠不关心，甚至还挪用海防捐的钱来修园子，并美其名曰“海军要在昆明湖（颐和园中的人工湖）”进行训练。
所以，黄海海战后，面对朝廷逼迫北洋水师出战，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这样诉说自己的辛酸：“我国海军创设之要旨乃为御敌外寇之军，然无事时不筹算军舰装备之所需，有事时又不顾敌众我寡一味命我伤舰出战进剿，汝昌自愧弗如，难操胜券。独我师（李鸿章）洞察此情，更晓末将之苦衷。”
是的，真的只有李鸿章能理解丁汝昌的苦衷。可是，事已至此，无论是诉苦，还是流泪，都已经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