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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是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中的甲午年，这一年注定不会平静。在中国古代阴阳学理论中，天干之甲属阳之木，地支之午属阳之火，是木火相生。因为木火相生，将会导致战火燃起，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不平静的年份，已经37岁的康有为，带着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从广州坐轮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再由天津进入北京，几经辗转，疲惫不堪。
这是他第三次来北京，目的是参加光绪皇帝为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而特别举办的甲午恩科会试。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年少时就已经熟读经史子集，博学多闻，才华横溢，但是科举之路一直走得很失败。他自16岁成秀才后，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直到1893年，他才时来运转，跟梁启超一起考中举人，才有资格来北京参加恩科会试。
其实，康有为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很多广东老乡，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在广东三水，有个人叫陆云从，104岁时还在参加会试，结果还没考上，道光帝于心不忍，就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也算是尊老的体现。在广东顺德，康熙年间，有个人叫黄章，也是个百岁老人，还在千里迢迢进京赶考。结果也没考上，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赠给他钱和布匹作为安慰。在广东肇庆，乾隆年间，有个人叫谢启祚，百岁时参加乡试，一举考中，激动得作《老女出嫁》诗一首：“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如果另一位广东老乡洪秀全能有这样“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精神，估计中国也不会出现太平天国运动了。
康有为此次来北京考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尽快“出嫁”，他对科举考试一直持有强烈批判的态度，甚至打算废了它。他的真实目的是要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进入官府，只有这样才有发言权。他要让维新变法的宏图大业上达天听。不然一个平民老百姓，别说指望金銮殿上的皇帝会听你的，估计就连村西头的老村长都不会听你的。
来到北京后，康有为四处拜访那些达官贵人，拓展自己的人脉。有个贵人问他：“国朝可百年乎？”康有为回答：“祸在眉睫，何言百年？”对方大惊失色，难以置信。这个贵人，茅海建教授认为有可能是张荫桓。
张荫桓后来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慈禧秘密处死，这是后话了。
此时，甲午战争尚未开打，大清帝国外强中干的面目还没有被戳穿，像康有为这样有强烈危机感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当那位“贵人”听到“祸在眉睫”的话后会难以置信。因为从表面上看，大清帝国经过洋务运动之后已经非常强大：陆军有近百万人的武装力量，装备了几十万支枪械、上千门大炮，还有亚洲第一的现代化海军——北洋水师，水师的两艘铁甲巨舰令周边国家多有忌惮。例如，袁世凯就曾对朝鲜官员说：“中国兵力，虽不及欧洲，然精兵亦三十万，战船亦有百余艘，岁入亦有六千万。”
试问，大清帝国拥有如此强悍的军事实力，怎么会“祸在眉睫”？康有为这不是在胡说八道、蛊惑人心吗？
如果康有为说的话是假的倒好，遗憾的是，他一语成谶。
同治一朝，从1862年到1874年，中国开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中兴局面，它不仅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工业，而且政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明，国力有所回升，国际局面也很有起色。
至1884年甲申易枢，正是因为有了20年的休养生息，曾被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大清朝，又“支棱起来”了。大清朝不但平定了回疆之乱，而且以实力为后盾，同沙俄据理力争，虎口拔牙，夺回了新疆伊犁。1883年，图谋吞并越南已久的法国，趁越南国内权力斗争而出现动乱之机，悍然出兵干涉。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清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哪怕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清政府调集大军，云集中越边境，决意跟法军决一死战。
在中法战争中，清军打了很多场败仗。在北越战场，清军丢弃谅山，丢弃镇南关，任凭法军长驱直入山西、北宁、太原、兴化，
直逼中国本土；在福建马尾，法军在海战中一举歼灭中国经营十余年的福建水师，毁灭马尾船厂；在台湾战区，清军放弃基隆，退守淡水。然而，清军并没有完全丧失斗志，他们屡败屡战，“咬定青山不放松”，相继在台湾取得第一次基隆之战、沪尾（今淡水）之战的胜利，在越南获得镇南关大捷，并乘胜追击，收复文渊、谅山等失地。费正清就认为，“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
。
中法战争，最后以清政府主动请和，两国签订《中法新约》而告终。当时法军依然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中国选择及时止损，其实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中法新约》只是让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越南实际上早就被法国控制。法国同意放弃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撤离基隆和澎湖列岛。中国不仅保住了对台湾的主权，而且没有割地赔款，这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
中法之所以能签订这样一个还算公平的条约，是清军经过洋务运动后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能跟法国这样的西方列强勉强打个平手的结果。中法战争是对洋务运动成果的一个初步肯定。清政府不仅没有丧权辱国，而且还保住了天朝大国的脸面。
同治中兴的局面之所以能出现，跟同治皇帝本人无关。同治皇帝在西太后和东太后的严厉管教之下，性格变得极为叛逆，故意不遵守皇帝职业规范，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花花大少。凡是看过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的观众，都会对电影中寻花问柳、形同丑角的同治皇帝报以同情。他因为偷偷溜出紫禁城，在外面逛青楼，导致感染梅毒，最后英年早逝。同治皇帝具体去世的时间是1874年12月5日，地点为紫禁城的冬暖阁。不过，历史上的同治皇帝并不是得梅毒而死，而是死于天花。
领导同治中兴的中央官员，其实是同治皇帝的叔叔、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䜣。他在同治年间担任摄政王，既主持军机处又兼署朝政，同时还主持总理衙门，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然奕䜣缺少开创伟业的胆识和魄力，但是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在他的大力扶植下艰难起步的。正是在他的庇护下，思想较为开明的地方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人才能够有所作为，否则什么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福建水师等都将是昙花幻象。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奕䜣对西方的学习不局限于坚船利炮这些硬件，还注意到制度方面的软件。1864年，总理衙门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该年，奕䜣就引用此法处置普鲁士在天津扣留丹麦船的事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大量翻译西文书籍，其中，最大的译书中心江南制造局从1868年至1879年共出版西文书籍98种、销售31111部。没有奕䜣的这些工作，后来的康有为可能一辈子都在“四书五经”的世界里转圈圈，根本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然而，奕䜣虽然才高八斗、权势熏天，但是他的魄力只有豆子那么大。曾国藩曾批评奕䜣“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恭邸极聪明，但是晃荡不能立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批得更狠：“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户庭。”就差直接说奕䜣是尸位素餐的废物了。
的确，奕䜣手握大权，却甘愿匍匐在慈禧太后的脚下，任由她颐指气使、胡作非为。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慈禧太后，权势还没有强大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奕䜣完全没有理由在她面前战战兢兢。
慈禧为了独揽大权，将这个精明强干的小叔子视为心腹大患，总是想方设法打压他。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借奕䜣“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之由，免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因为朝中诸位大臣的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衙门。
慈禧当然不会心满意足，她需要的是一个对她完全没有威胁的奴才，而奕䜣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之前，同治皇帝按照她的意思说想要重修圆明园，奕䜣不就明确表示反对了吗？如果我连修一个园子他都要反对，那我以后还怎么为所欲为？
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失利，给了慈禧绝好的借口。1884年，慈禧指责奕䜣“委靡因循”，从而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䜣及其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全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慈禧随后颁发懿旨，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与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接掌军机处。稍后，慈禧又发了一道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
就这样，醇亲王奕譞成了清政府新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之一。
军机处改组完成后，慈禧又马不停蹄地对部院大臣、总理衙门、八旗都统衙门一并做出重大人事调整。徐桐接任吏部尚书，毕道远接任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兵部尚书，延煦接任理藩院尚书，昆冈等接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庆郡王奕劻接管总理衙门一切事务。
慈禧通过这一番人事变动，完成了对清政府高层的大换血，彻底建立起完全服从自己意志的政府班底。这一年是甲申年，所以这次大换血又被称为“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是晚清政坛的一场大地震，翁同龢曾发出“真洞目沐心矣”的感慨，当代历史学家郭廷以则将其称为“慈禧的第二次政变”。新成立的军机处，由礼亲王世铎领衔。但是，世铎是个庸碌之辈，才识不足，你让他在北京街头提着鸟笼溜达还行，让他去处理军国大事，实在是强人所难。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也跟世铎一样，都是只会拖其他人后腿的人。阎敬铭能力尚可，但也不是很突出。只有孙毓汶，虽然排名最后，但是最为精明强干，是军机处实质上的带头大哥。
御史盛昱虽曾上奏弹劾奕䜣，但他没想到慈禧会把奕䜣一撸到底，他后悔不迭，立即上书，试图挽回这个局面：“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缘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谙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
然而，慈禧罢黜奕䜣是蓄谋已久，如今目的达成，她怎么会改弦更张呢？
晚清名臣吴大澂曾经讽刺这个新的政府班子：“枢廷领袖为礼亲王，一物不知，唯利是图。无论何人，均可拜门，以千金寿，辄畀荐牍，向当道干谒，刺刺不休。满大学士额勒和布，伴食而已。汉大学士张之万，以书画音乐自娱。其中枢执要者，唯济宁孙毓汶、仁和许庚身马首是瞻。仁和由军机章京出身，深得摭拾人过恐吓索贿之衣钵。济宁性阴险，深阻止如崖阱，不可测，能以一二语含沙射人，倾挤清流，诛锄殆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效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耿介名流，驱逐出外！”
新领导班子的核心醇亲王奕譞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才干才被慈禧看中的，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慈禧太后的妹夫。他既没有治国的雄略，也没有理政的经验，只能事事专仰慈禧的鼻息，毫无主见可言。与其说奕譞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传声筒。
况且，奕譞也心知肚明，自己的儿子光绪还在慈禧的手里捏着呢。慈禧能让光绪成为皇帝，也就能废除光绪的帝位。光绪一家的荣华富贵，甚至生死存亡，都要看慈禧的心情。所以，奕譞给自己定位为传声筒，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另外，在新的政府班子中，顽固派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吏部尚书徐桐就是守旧排外的头号代言人。徐桐的府邸位于东交民巷，他因为厌恶洋人，就在门口挂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他不仅厌恶洋人，也厌恶维新派，康有为曾三次登门拜访，他都拒而不见。后来，徐桐主张借义和团排外，鼓动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奏请慈禧太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当然，他本人最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被自己所支持的义和团拳民从家里拖出来，当街就是一顿暴打，打得他哭爹喊娘、鼻青脸肿，只得跪下来乞求拳民饶他一条小命。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他在家里悬梁自尽。
有这种老顽固入主中枢，洋务运动的事业只会走一步退三步。
慈禧通过甲申易枢，成为大清帝国绝对的独裁者。在她的铁腕统治之下，新成立的领导班子只会对太后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整个清政府统治集团逐渐失去了锐意进取、振兴国家的朝气，从此走上得过且过、毫无作为的不归之路。
甲申易枢之后的10年，同治中兴的气象逐渐烟消云散，腐败的病毒迅速蔓延全身，亡国灭种的大祸即将临头。
然而，能看到这种危机的，只有康有为这种先知先觉的人，就连李鸿章也只是在甲午战败后，后知后觉地说自己在做裱糊匠的工作。而庙堂之上的人，还在蝇营狗苟，纸醉金迷，歌舞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