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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刚刚读完罗志田先生的新作《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就收到了徐飞兄的这本书稿《帝国的崩塌：从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
罗志田先生写的是清季十年，从庚子到辛亥；徐飞这本书的时间跨越长一些，是从甲午到辛亥的晚清最后18年。
但事实上，这本书的跨度要比18年更长一些，它的第一章“甲午前奏”，是从1884年的甲申易枢写起的，慈禧太后在那一年全面掌握了权力。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很有些意思，用作者的话来说，“甲申易枢之后的10年，同治中兴的气象逐渐烟消云散”。
对于从甲午到辛亥的这18年历史，马勇先生用了整整4本书才写完，也就是前几年在读书界很有影响力的“晚清四书”：《觉醒：甲午与中国历史转折》《维新：戊戌变法的尝试与失败》《国变：错综复杂的庚子乱局》《革命：晚清改革的趋势与溃败》。
也因此，在打开本书前，我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如何用一本书写完马勇先生4本书的内容；也有担心和疑虑：一本书写完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变和辛亥革命，会不会因为缺乏细节而流于流水账？
打开书后，随着阅读快感的迅速提升，我的疑虑很快被证明是像晚清士人恐惧火车一样的无谓。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阅读快感，不是靠说过头话赢得的那种廉价快感，而是基于历史细节本身的快感。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两处细节。
第一处是在谈及主和派与主战派之争时，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价值判断上，“主战也好，主和也罢，都是一种主张，是对国家前途的不同看法，不应该加上爱国或者卖国的标签”。作者非常有见地地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高层的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自然是看不上大言欺世的翁同龢，但他对李鸿章也作出了很符合和战逻辑的批评，将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相比，认为李鸿章错不在主和，而在于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第二处是在谈及庚子之变的历史教训时，作者在“常规”地批评了慈禧太后之后，将批判视角放到了清政府的赈灾无力和司法落伍上。尤其是关于司法落伍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在知人论世上已经走出了传统历史叙述的桎梏，对领事裁判权和晚清司法改革作出了专业的评述。在这个基础上，作者亮出的立场就更有说服力了：“归根结底，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上的停滞不前、毫无作为，才是导致义和团极端排外的深层原因”，“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一味嘲笑义和团愚昧狭隘、盲目排外，这种带有优越感的视角无益于反思历史”。
在这里再谈一下我对这本书另一个激赏之处。作者在这本书里作出了不少鲜明的价值判断，时有新见，我们作为读者是否认同则见仁见智，但可贵的是，徐飞兄的这些判断无不是基于对历史细节的详加辨析之上的，有时还引入了超越传统历史叙述的思考框架，而不是像当下一些写作者那样放飞自我，“创造”出一些缺乏史料支撑的新观点，这些观点越是让我们感受到共情，我们越是要警惕这种致命的诱惑，这可能也是一种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吧。
无论是谈论历史，还是谈论现实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偏好，形成自己的看法。看法多元没关系，甚至离经叛道也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就像这本书所践行的那样：基于材料说话，基于史料思考。
大部分读者看完这本书，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地折服于作者的讲故事能力，这让这本书的历史叙事极其流畅。
但是，在我看来，对于一本通俗写史的著作而言，“有可读性”与“叙事流畅”只能决定你这本书的上限，而真正决定下限的是：靠谱。
如果按照木桶理论，甚至可以这么说，通俗写史的潜在短板永远是“靠谱”，如果一本书在“靠谱”上出了问题，无论你的文笔如何惊才绝艳，叙事多么感天动地，“不靠谱”本身就构成了一票否决权。
因此，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我虽然远不是什么近代史的专家，无法一一印证作者在书中所引用的史料来源。但以我目力所及，徐飞兄在写作这本书时，在参考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为通俗历史写作树立了一个上佳的靠谱（学术规范）范本。
除了学术大家著作、晚清笔记之外，徐飞还引用了不少如资料汇编之类的一手史料，但尤其可以体现这本书“靠谱度”的是，作者在引用一些一手史料时，没有故作高深，而是老老实实地将“转引”写明。
虽然作者写的是一本通俗历史著作，但其写作态度的严谨，突破了这一类著作的最大挑战——靠谱度，背后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想而知。
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夸《帝国的崩塌：从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这本书多么有可读性，且时有新见，才真正是配得上对这本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