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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起义的目的是“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数月间便发展到数万人之众。所谓“东学”，意在与西学天主教相对抗。东学党的教义，以本国原有天神思想和祈祷仪式为基础，融合儒、佛、道三教，以“诚、敬、信”教人，制成21字咒语，它有些类似于中国东汉末年的黄巾教。
朝鲜政府的那点虾兵蟹将，根本对付不了来势汹汹的起义军。关键时刻，袁世凯闪亮登场，他拍着胸脯对朝鲜官员说：“如果我国用兵，只需五日便可平定乱贼。”
日本政府立即抓住东学党起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决定以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侨民为借口，派大军进入朝鲜。而且人家也确实有理有据，中日《天津条约》不是规定了“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告知”吗？
6月7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立即回复照会：“承知贵国出兵朝鲜，但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日本政府为应对朝鲜之乱，保护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准备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
清政府认为，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日本可以派少量兵力进入朝鲜，但根本不需要派大军。而日本则坚持朝鲜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日本派多少军队进入朝鲜是日本自己的事情，中国无权过问。
日本这个话非常强词夺理，既然朝鲜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你凭什么要派大军进入人家的国土？
陆奥宗光回忆：“我跟政府在外交上总是尽可能处于被动者的位置，而一旦事端发生时，却可在军事上先发制人。”
6月3日，中国出兵。为了先发制人，仅仅两天之后的6月5日，日本政府就召开会议，决定出兵朝鲜。当天，参谋本部“大本营”成立，全权负责指挥这场战争。大本营直辖陆军省、海军省、军令部、参谋本部、宪兵，具有军事上至高的权力。这种军事指挥体制，使筹划战争和调动武装力量有了最高决策机关，适应现代化的战争需求。同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迅速带领488名先遣队组成临时战斗序列，不顾朝鲜王室的反对，强行进入朝鲜京城。而在6月6日，中国直隶总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才率领2000名淮军精锐登陆朝鲜，节奏上稍微慢了一拍。
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一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就开始了仁川登陆；到28日，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完毕，兵员增至8000名。
在此期间，袁世凯要求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立即率部进入朝鲜京城，跟日军先遣队对抗。但是李鸿章不同意，他不希望在这个敏感时刻擦枪走火。6月12日，大鸟圭介还来找袁世凯，苦口婆心地解释，我都年过六旬啦，哪还想惹是生非？你放心，我一定努力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当然啦，希望你也能阻止中国政府继续派兵。咱俩一起努力，两国不就都停止增兵了？
大鸟圭介并不是在忽悠袁世凯，因为他那时的确不了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夺取朝鲜的战略意图。以他驻朝公使的身份，也确实处于日本核心决策圈的外面。大鸟圭介此时被分配的任务，就是强迫朝鲜王室接受日本拟定的内政改革方案。陆奥宗光的目的是：“当时日本尚不具备与清国全面战争的信心，必须制造合理借口博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减少各列强国的谴责。所谓朝鲜内政改革的提案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清国政府一定会拒绝日本的提案。如此一来，阻碍朝鲜国家进步的责任在清国，日本和清国决裂一战就会名正言顺。”
李鸿章却误以为，大鸟圭介的态度就能代表日本政府高层的态度。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圭介这么有诚意了，那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了，以免节外生枝。
但此时，日军一直在仁川登陆。
此次日本政府的战争决策非常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6月15日和7月1日，内阁两次举行重要会议，决定开战，甚至不顾明治天皇的反对。7月19日，陆奥宗光甚至没有奏请天皇的裁决，就独自向清政府发出5日期限的最后通牒，并指示大鸟公使率兵包围朝鲜王宫。明治天皇知道，自己能有今天这样的牌面，靠的就是这些倒幕维新元老们的支持。要想维护皇室的利益和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听从这些元老们的安排。因此，当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联合全体内阁大臣署名，逼迫天皇下达对清朝的宣战诏书时，天皇只得乖乖就范，但是他心里依然很不服，嘟囔着“日清战争非朕的战争”。
不过，明治天皇宣战后，立即进入全日本战时领袖的角色。他亲临广岛大本营，在那里鼓舞全国军民为国出征，勇于赴死。他在一栋二层小楼内办公，一待就是7个月，经常出席御前会议，听取战况报告。
相反，清政府的战前决策，则是战和不定，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以至于一再错过战机。战前，光绪皇帝、翁同龢主战，慈禧、李鸿章、孙毓汶等人则主和。不过，李鸿章主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打造的军队究竟有几斤几两；慈禧主和则是因为不想让战争打扰到她过生日的心情，毕竟她为了这场六十大寿的庆典，筹备了整整两年；而军机处的实质领导人孙毓汶则是因为毫无能力驾驭当前的局势，所以才将希望寄托于李鸿章的周旋。
历朝历代，我们对主战派都是一边倒的赞扬，对主和派则是一边倒的辱骂。我们习惯将主战派等同于大公无私、公忠体国、忠贞不屈之人，而将主和派等同于卖国求荣、丧心病狂、包藏祸心之徒。主战派往往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耸动视听，既能同时赢得朝野舆论的主流地位，也能赢得千古英名。但是有的主战派，往往只会夸夸其谈，实际作为却是误国误民。
以帝师翁同龢为例，他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可是他在慷慨陈词之前，可曾想到，是谁在主持户部时，停止南北两洋购买枪支弹药等武器的经费？当丁汝昌上奏朝廷，据理力争，称北洋水师战斗力现在远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之时，户部只是答应拨款，之后就一直打马虎眼，敷衍塞责了事。结果，在日本海军飞速发展的10年间，北洋水师没有增加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少之又少，以至于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上也只有两枚。请问，战备物资如此奇缺，这个仗还怎么打？
况且，翁同龢主战的目的也并不单纯，在爱国的皮层下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翁同龢曾与自己的门生王伯恭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王伯恭：“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
翁同龢：“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王伯恭：“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翁同龢：“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也就是说，翁同龢是知道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真实情况的，但是为了打击政敌李鸿章，他必须要借中日战争，来整肃淮军的势力。
当然，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并不知道自己老师的真实动机。老师既然主战，那自己肯定也要主战。
还有些主战派，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只是随大流，嚷嚷着要跟日本决一死战。他们凭借着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给光绪皇帝画了一个个用料十足、酱料考究的大饼。
给事中褚成博上奏：“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唯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危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
翰林院御史文廷式上奏：“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御史张仲炘上奏：“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更是热血沸腾，霸气外露：“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主战也好，主和也罢，都是一种主张，是对国家前途的不同看法，不应该加上爱国或是卖国的标签。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其前提都要基于理性，而不是盲目。国家大事，关乎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要有冷静的判断，而不是冲动地作出决策。
以上说了这么多，难道李鸿章因为不盲目主战，就能开脱自己的责任？当然不能。李鸿章的过错不在主和，而在于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一直对希特勒德国采取绥靖政策。为了将战火抵挡在国门之外，他不惜出卖欧洲盟友的主权与土地，换得希特勒的“怜悯”。然而，张伯伦越是让步，希特勒就越是咄咄逼人。直到希特勒大举进攻波兰，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才正式宣告破产。他的公众形象也瞬间跌落到了谷底，从一个英雄变成人人不齿的懦夫政客。就是因为你一再主和，结果导致纳粹德国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战，侵略整个欧洲。
不过，著名历史学家李德·哈特认为，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其主要过错不在于怀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军伤亡惨重，张伯伦实在不想再跟德国人打仗，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好的。但是，张伯伦在主和之时，完全寄希望于希特勒能够自我克制，而没有抓紧时间加强英军的战备，以至于当英法联军对德开战后，大家才发现，英军飞机不够用，坦克不够用，军舰不够用，导致被德国一路猛揍，要不是还有个英吉利海峡挡住德军，英国差点就亡国了。
张伯伦的真正错误，就是他把战争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希特勒，而不是把主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以至于当局势急剧恶化之时，自己完全没有可控的能力。“假如你容许任何人在锅炉下面不断地加煤，直到蒸汽压力已经超过了危险点，则引起任何爆炸的真正责任也就应该由你负责。”
其实，李德·哈特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用来评判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李鸿章主和，可以，但是在甲申政变之后的10年间，李鸿章和其部属袁世凯，没有帮助朝鲜政府加强朝鲜的国防力量，以至于朝鲜几乎没有一丁点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王室一筹莫展；日本先遣队围攻王宫，朝鲜王室两手一摊。当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李鸿章没有审时度势，抓紧时间在朝鲜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是一味地要求日本不要派出大军。为了不惹怒日本，李鸿章又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大军顺利地在仁川完成登陆，没有安排军舰进行任何拦截和阻挠。此时，在朝鲜的日军已经增至8000名，而清军只有2000名。
6月28日日军完成登陆后，清军依然没有往朝鲜增兵。直到7月12日，清政府才警告日本，如果在7月20日之前，日本仍然拒绝继续谈判，那么中国将派遣12万清军部队登陆仁川。
李鸿章将希望寄托于列强的调停。6月20日，李鸿章请求英俄出来斡旋，讲几句公道话。但是不久之后，英国表示，这是你们两国之间的事，咱不方便掺和。英国本来在朝鲜就没有多少商业利益——你们两国在朝鲜打个天翻地覆，我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如果日本能够将中国势力从朝鲜赶出去，那么朝鲜将打破封闭的局面，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市场，对于英国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俄国因为也想染指朝鲜半岛，所以对日本发出了强硬的照会，“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该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负有重大责任”。但是陆奥宗光横下一条心，决定先斩后奏，在没有上奏天皇的前提下，就私自向俄国发回反驳书。等到第二天，他才将俄国的照会报告给内阁和天皇，此时内阁和天皇也只能追加承认。没想到，俄国政府居然没有做出强硬的回应，对这事算是撒手不管了。
至此，可以说，指望列强调停这条路，已经被彻底堵死。
但是，李鸿章依然不愿意面对现实，他请求俄国公使喀西尼，转请俄国政府“劝导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兵”；又请求英国驻天津领事，请英国公使欧格纳“转电外部，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责其（日）以重兵压韩无礼……勒令撤兵”。结果当然都是不了了之。
借助列强调停，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将宝押在列强仗义相助上，就是大错特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边请求列强出来打圆场，一边争分夺秒地调兵遣将进驻朝鲜，占据各个战略要点威慑日本；而不是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自我克制，以及列强“路见不平一声吼”上。正如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子所言：“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
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高层的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两派都应该被按在地上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高层主战派与主和派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最致命的环节，因为不管是和还是战，总要快速达成共识，这样才能形成中枢的领导核心，以应对目前的状况。1894年7月16日的军机会议上，“主战者五折，议无所决”，光绪皇帝震怒。7月18日，光绪皇帝向李鸿章发出谕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始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训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这才定下开战的决策。3天后，朝廷开始向朝鲜大举增兵。不过，由于运兵的“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只有“飞鲸”“爱仁”号运送的1300人登陆朝鲜。
与日本模仿德国建立参谋本部大本营不同，清朝在甲午战争初期的最高陆海军统帅机关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联合班子”。
本来，从雍正朝专设军机处“督办军务”以来，清政府所有战争期间的军事活动，事无巨细，都由它来筹划。与明朝内阁相比，军机处有勤、快、密3个特点，有利于统一部署，统一协调，防止权臣窃政，强化中央集权等。
然而，光绪年间甲申易枢之后，以世铎、孙毓汶为首的这套军机班底才干平庸，难当重任。当日军已经秣马厉兵、登陆朝鲜之时，军机处依然不愿承担主战或是主和的责任。6月12日，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劻出面奏请，挑选几个老成练达的大臣，共同会商朝鲜问题。光绪早就想改组慈禧为他安排好的这个军机班底，此次正好抓住机会，他当天就允准奕劻所奏，并指定翁同龢、李鸿藻两人跟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一起商量怎么办理朝鲜事务。
翁同龢跟光绪的关系不用多说，李鸿藻是清流领袖，在朝中很有威望，也是光绪皇帝比较信任的大臣。光绪将这两人安排进新的决策班子，加强自身权力的目的显而易见。于是，一个由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翁同龢、李鸿藻二人共同组成的海陆军统帅机关建立起来，军机处不再单独处理军务。
在这个“联合班子”中，真正对日作战的司令官无疑是李鸿章。因为参战的军队，无论是淮军还是北洋水师，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他的私人军队。梁启超后来曾说：“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起初，光绪下达的作战目标，是在朝鲜战场上南北夹击日军，即已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与牙山一带的南路清军叶志超部同心协力，使日军两面受敌，难以应付，“相机近取，力挫凶锋”。但是，日军先发制人，在北路清军还未到达平壤之前，就击溃了牙山的南路清军，使得清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泡汤。
紧接着，提督叶志超在平壤集结军队，共计15400余人、山炮28门、机关炮6门。同时，李鸿章征召新兵，编制了大约10000人的兵力赶赴平壤。日军则以山县有朋大将为司令官，集结14000兵力进攻平壤。尽管中日两国军队兵力相当，且清军不但占据了平壤城外各个战略要地，而且凭借堡垒防御占据优势。但是双方才打了一天，叶志超就打算弃城逃跑了。打算逃跑也就算了，那你好歹安排一下逃跑的先后次序和路线啊。可是叶志超已经等不及了，按照他的命令，清军丢弃全部辎重，一股脑地从各个城门溃逃，毫无章法可言。
由于撤退无序，清军在半道上遭到日军伏击。日军在黑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是觉得哪有嘈杂的声音，就往哪里射击。一夜之间，1500名清军士兵命丧黄泉。
叶志超带领各路清军，向北狂奔，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一路跨过鸭绿江，逃到中国境内。至此，朝鲜战役算是画上句号，战火即将烧到中国本土。
面对局势的恶化，“联合班子”无力应对，以孙毓汶为首的军机处也遭到排山倒海般的口诛笔伐。此时，朝中要求恭亲王奕䜣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他们眼里，只有恭亲王精明强干，雄才大略，能力挽狂澜，扫荡倭寇。
起初，慈禧是断然拒绝重新起用奕䜣的，但是架不住朝中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势，只得选择虚与委蛇。1894年9月29日，慈禧召见奕，着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总理衙门都是慈禧的人，奕䜣根本无法驾驭，海军事务都被李鸿章一手掌握，奕䜣也只能打个酱油。由此可见，当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慈禧优先考虑的，还是如何牢牢把握自己手中的权力。
慈禧这种安排，骗得了小孩，但是骗不了那些在朝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大臣。到了10月份，鸭绿江防线也眼看不保，户部尚书翁同龢、步军统领荣禄、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纷纷上奏慈禧，要求必须给予奕䜣实权。慈禧不得已，谕旨称：“现在畿辅大兵云集，着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庆亲王奕劻着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并着会同商办。”
表面上看，奕䜣已经获得节制所有海陆军的大权，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进入军机处，因为他“督办军务”依然要通过孙毓汶的军机班子。这就等于，奕䜣在军机处之外另设“督办军务处”的机关，该机关需要通过军机处来处理军务。由于“督办军务处”是仓促之间设立的，导致它的内部分工、具体权责和军务程序都成了一笔糊涂账。
督办军务处编制6人，分别是督办大臣奕䜣，帮办大臣奕劻，会办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从人员的组成来看，很明显是慈禧与光绪势力妥协的结果。
督办军务处、军机处，再加上之前的“联合班子”还存在，这就使得清政府本来就混乱的军政体制更加无序，权责不明，屋上架屋，政出多门，就像一团缠绕在一起的毛线团，剪不断理还乱。
最高军政体制的混乱，使得清政府的战争决策陷入愚蠢、低效、无可救药的境地。一个落伍于时代的体制构造，却要来应付一场近代化的大型战争，结果如何，可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