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机会

本文作者玛丽莎·林顿（Marisa Linton）指出，法国等级制度的崩溃，让年轻的拿破仑有了在军事上大放异彩的机会。但他登上权力顶峰的真正原因，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大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和连年不断的战争，并且利用了这种形势。

法国大革命让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成为可能。1789年的大革命推翻了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特权。

革命者在他们掌控的地方建立了基于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人民主权原则的新政权。

然而，拿破仑利用之后十年的政治动荡，将法国变成了一个军事集权的国家。波拿巴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比路易十六时期更为专制，而且拿破仑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伤亡，这使他显得更加暴戾。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各地盛行世袭特权和血缘继承制度，革命打破了这种束缚。废除贵族特权给许多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从而在军队中获取更高军衔，波拿巴就是其中一个。尽管他出身贵族家庭，但他是科西嘉人，是意大利人的后裔（法国在1769年征服了科西嘉岛）。在大革命之前，这样的人是受歧视的，法国本土的人把他们视为外国人或外来者。

革命领导者决策失误，向反对法国革命的欧洲大国发动战争，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这使得革命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军队。那些因革命而逃到国外的人制造了紧张局势，并极力鼓动外国势力入侵法国，颠覆革命。

吉伦特派领导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宣称，法国必须发动“争取普遍自由的十字军战争”，将革命输出到国外。

布里索认为，西欧人民会欢迎法国士兵带来“自由”。布里索的主张遭到了另一位意见截然不同的革命家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反对。罗伯斯庇尔警告说，革命不能也不应在入侵军队的刺刀下传播出去。

罗伯斯庇尔指出：“没有人欢迎武装的解放者。”这可谓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布里索的策略将会使法国和法国革命完全依赖少数军队精英，而他们对革命的忠诚是靠不住的。

然而，布里索的言论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好战情绪，而罗伯斯庇尔反对战争的言行被谴责为“不爱国”。1792年4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引发了一场持续一代人的冲突（中间有两次短暂的和平，一次在1802年，另一次在1814年）。直到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战争才结束。与好战分子的乐观期望相反，战争的最初阶段，形势对法国相当不利，巴黎一度陷入被入侵军队占领的危机。这场危机使紧张的局势更为严峻，并在1792年8月引发了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君主立宪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战局愈演愈烈，到1793年春天，法国几乎四面楚歌。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英国加入了战争。正是在战时背景下，革命者组成了由激进的雅各宾派领导的政府，他们对敌人采取了严酷的手段，包括使用新发明的断头台。

在1793年到1794年的危机中，曾经反对死刑的罗伯斯庇尔变得与许多革命者一样，成了恐怖行动的拥护者。但是他对革命的军事化仍然深感不安，他警告说，军事扩张会让将军的权力空前扩大。他列举了尤利乌斯·恺撒、奥利弗·克伦威尔等人的例子。这些人利用自己对军队的掌控，推翻了当时的政权。而且，革命派中的两位将军拉法耶特和杜穆里埃兹，确实已经试图率领军队反抗革命政府了。因为害怕军队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打算用恐怖手段来消除不合时宜的野心。对忠诚和能力受到怀疑的将军，他们丝毫也不手软。1793年至1794年，许多将军被捕，好几人被处决。

1794年6月，法国军队在弗勒鲁斯取得了重大胜利，击败了由哈布斯堡元帅科堡亲王约西亚斯率领的联军。这次胜利解除了法国被入侵的危机，因此不必再实行恐怖政策，于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垮台也不远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罗伯斯庇尔是恐怖政策的幕后策划者，但是事实上，很多革命者都参与其中。

雅各宾派政府垮台后，革命形势从防御变成扩张。军事上的胜利不再是抵御外部入侵，变成了侵占和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让新政治体制下的督政府生存下去，也是当时执政者的目标。

波拿巴的重大突破

拿破仑一直怀有雄心壮志，面对新的机遇，总是蠢蠢欲动。他审时度势，抛弃了与雅各宾派的短暂调情（因被怀疑是雅各宾派的同情者，他曾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被监禁了一段时间）。1795年10月，挽救他军事生涯的机会降临了，他奉命带兵去镇压巴黎保皇党在旺代米尔的叛乱。

对拿破仑来说，重大突破出现在1796年。当时五人督政之一的保罗·巴拉斯提名，让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北部。在与奥地利人的战争中，拿破仑打了一些非常漂亮的胜仗，建立了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奇萨尔皮纳共和国。他还将抢掠来的价值1500万法郎的艺术品和大量现金运回了法国；第二年春天，又运回了价值3500万法郎的艺术品和现金。

波拿巴雄心万丈地返回了巴黎，然后召集军队入侵埃及。这是法国首次尝试确立自己在北非的殖民统治。波拿巴希望通过埃及进入印度，进而挑战英国在那里的统治。

波拿巴写信给督政府的领导人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想要真正摧毁英国，就必须占领埃及。”外交部长塔莱兰德支持波拿巴的策略，他是旧政权的主教和世袭贵族，在受到激进的雅各宾派政权惊吓之前，转向了革命。现在，塔莱兰德是督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是一名政治幸存者和狡诈的政客。在法国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波拿巴充分利用了塔莱兰德的外交技巧，甚至称他为“丝袜里的大粪”。出征埃及，拿破仑也有自己的私心。他想建功立业，成为伟人，所以他有意识地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步伐，希望能重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一事。

法国军队于1798年7月到达埃及。波拿巴将自己包装成给埃及人带来自由的人，他宣称，要帮助埃及人摆脱骑在他们头上的马穆鲁克压迫者，同时也会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他在给埃及人的宣言中说道：“我来是为了恢复你们的权利，惩罚那些篡夺政权的人，并对穆罕默德奉以真正的崇拜……我比马穆鲁克人更尊重上帝、先知和《古兰经》。”他还宣布，科学家和艺术家也随着法国军队进入埃及，占领埃及将会推动科学进步和欧洲启蒙运动。

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

在开罗附近的金字塔战役中获胜之后，法国人的处境很快发生了变化。尼罗河之战中，霍拉蒂·纳尔逊率领英国海军舰队在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军队。之后，英国舰船封锁了法国人的供给线，法军被困，处境日益艰难。在酷热的沙漠里，法军装备不足，缺水缺粮，而且疾病蔓延，兵员不断减少。波拿巴下令继续前进，军队一直行至埃及西部边缘，即现在的中东地区。法国人占领了贾法，杀死成千上万的平民。随后，许多法国人染上了瘟疫。

这场灾难规模巨大，同时，拿破仑在法国的政治危机中嗅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于是波拿巴悄悄地抛弃了他的士兵，躲过了英国的封锁，乘船溜走了。1799年10月，他回到了法国，而此时有关他军事灾难的消息还不为人知。波拿巴一直是一个高明的活动家，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更是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胜利者，大批民众欢迎他的归来，希望他能成为法国的救世主。

与此同时，督政府正手忙脚乱地处理着接连不断的危机。政府首脑决心避免1793年至1794年间的政治激进主义和暴力，并且在规避右翼保皇党和左翼雅各宾派的威胁方面，越来越依赖军队。此时的法国，腐败横行，一些人从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大肆获利，特别是在军需方面。

一群领导人，包括塔莱兰德和另一名前革命者西耶斯督政，决心发起一次政变，废除督政府，让一位强大的军事首领上位。督政之一的巴拉斯因腐败而臭名昭著，用钱买通他，让他保持沉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拿破仑差一点失去了从共和国这次危机中受益的机会。因为，另一个督政西耶斯不喜欢拿破仑，只是西耶斯属意的巴塞洛缪·乔伯特将军8月在意大利战死了，他才转而选择了拿破仑。

1799年11月9日（即雾月18日，根据法国大革命的日历推算），拿破仑发动政变，上台执政。雾月政变也成为历史上摧毁民选政府的一个鉴戒。督政府的执行权力已被废除，拿破仑下一步要做的是推翻立法议会机构。他的兄弟吕西安当选为主要议会机构五百人委员会的主席，掌控了决定性的话语权。

有人谎称雅各宾派正在策划阴谋，打算袭击议会代表。出于安全考虑，五百人委员会从巴黎迁至圣克劳德，但实际上这使得议会代表更容易受到军队的控制。原定的计划是，拿破仑进入辩论大厅后直接向议员代表讲话，解释他政变上台的理由。但是，当拿破仑回顾他在政变中扮演的角色，把自己描述成政变的发动者、一个英勇的超越党派的维护秩序和安全的救星时，现实却与他的设想相反。他不是一个善于在公共场合演讲的人，现场一些代表愤怒地大喊“打倒独裁者！”，他开始结结巴巴，说话都不连贯了。最终，他晕倒了，然后逃离了会议厅。

出来救场的是拿破仑的兄弟吕西安。他找到守卫在会议厅外保护五百人委员会的士兵，说自己的兄弟正受到刺客的威胁。吕西安向士兵保证，他兄弟唯一的愿望是捍卫神圣的自由。他拔出了一把剑，以戏剧性的姿态顶在拿破仑的胸膛上，发誓说，如果拿破仑是骗子，他就杀死他的兄弟。这个方法发挥了作用，士兵们冲进会议厅，用刺刀驱散了代表，代表们跳窗逃离会场，进入暮色中的圣克劳德公园。

拿破仑做出过许多承诺和保证——他将保护并维持共和国；他将捍卫革命的原则；在解决政治危机并确保国家安全之后，他将放弃执政。然而，他什么都没有兑现。

作为领导者，拿破仑最为出色的手段之一，就是他能够将貌似合理的谎话巧妙地传递给愿意相信他的公众，从而巩固自己的声望。对于那些仍然不信服他的人，他会以同样娴熟的手段来胁迫或镇压。拿破仑的统治不是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政权，他非常谨慎，至少表面上维持了协商体制、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公民投票。

拿破仑将真正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知道，他的声望和法国人民对他的接受程度，来自他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

玛丽莎·林顿（Marisa Linton），金斯敦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著有《选择恐怖：法国大革命中的美德、友善与真实》（Choosing Terror: Virtue,Friendship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nXCfD0Yownu0smSbbsFprLLNaFy1ko0N+eBLLQbcPDFrgTiH9XQdndTaNCPDJ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