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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古面临两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即贫困和不平等。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有效推动人类的进步。在漫长的历史上，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农业文明状态。在农业文明阶段，尽管国家之间、人群之间也存在着贫富差异，但普遍贫困是主要特征。今天人们所谈论的“不平等”始于近代，或者说，近代历史是从“不平等”开始的。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因此成为哲人们研究和讨论的重点。
法国思想家卢梭于1755年出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该书中，作者探讨了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及克服的方法，认为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卢梭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原创性思想：第一，经济发展是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物；第二，“不平等”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分析传统，他的《资本论》更是迄今为止探讨人类不平等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巨著。马克思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如何构建一个公平社会。
马克思以后，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转型到后工业社会，再从后工业社会转型到信息社会，欧洲主要国家也从马克思时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转型都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但是，人类还是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无论是世界各国持续出现的对不平等的抗议运动，还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发展经济、福利经济、反贫困等领域）获得诺贝尔奖，这些事实都指向了人类贫困和不平等的严峻性以及人们对之的关切。
从经验上看，就贫困和不平等的具体情况而言，当今世界各国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贫困国家。尽管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使人类的贫困状况大有好转，但大多数社会仍然处于低度发展的贫困状态。这些国家大都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尤其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促成了高达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既是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扶贫事业的贡献。实际上，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为世界的扶贫事业做出了最大份额的贡献。但像中国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在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尽管印度这些年来因为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扶贫事业也有贡献，但印度并没有能力复制中国经验，印度整体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地区。
第二种类型，不平等国家。较之贫困国家，不平等国家的数量更大。贫困国家往往也是不平等国家，因为即使最贫困的国家也会有少数富裕的人口或者社会阶层。更为严峻的是，大多数富裕国家也是不平等国家，并且越来越不平等。例如，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富裕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也是不平等国家，而且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些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美国学者称自己国家为“富豪社会”。这也是这些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的主要因素。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便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标志。
第三种类型，共同富裕国家。这些国家不仅脱离了贫困，成了发达经济体，而且也控制了贫富差异，呈现共同富裕状态。这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贫富差异，而是说贫富差异的程度维持在这些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过，很可惜，这类国家少之又少，主要是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因此，从世界的现实来看中国的共同富裕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我们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难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解决了自己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现在，国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把共同富裕提上议事日程，这对我们的内政和外交都具有深刻和深远的意义。
就内部来说，共同富裕的意义表现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
就经济而言，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第一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发展权看得如此重要。很简单，如果没有发展，人类就会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很多其他的价值（如自由、公平和平等）就无从谈起。但是，人类在追求发展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因为发展是第一价值，很多社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发展，体现为“为了发展而发展”。尽管发展促成了一部分人的富裕，但这一部分人的富裕往往是建立在很多牺牲之上的，例如牺牲了环保，牺牲了劳动者的健康，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利益，等等。正如以往的历史所显示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同时，这也表明，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财富和收入的概念，还涉及更为广泛的环保、健康与国际和平等方面，所有这些都是内部公共品或者国际公共品。破坏了这些公共品，或者这些公共品供应不足，就很难实现共同富裕。这也表明，中国提出共同富裕意在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就社会而言，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尽管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但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收入和财富差异过大，那么社会就会失去公平性。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要长期朝夕相处下去，必须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具有认同感。没有这样一种认同感，社会是难以维系的。西方的历史表明，奴隶社会的解体，在于奴隶这个庞大的阶层并不认同其所属的社会；封建社会的解体，在于各种地方政权统治下的民众向往走出其所属的城堡；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是因为这个群体需要享受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应的权利；当代各种反资本的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生，是因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不成比例。中国的历史也显示了这一点，历史上各种农民起义的发生，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社会失去了基本的公平感。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大规模的扶贫等方式消灭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国家实现了全面小康之后“继续革命”，把共同富裕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就政治而言，共同富裕既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关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在这方面，如果比较一下当代中国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就会一目了然。在西方，从理论上说，执政党的合法性来自民主，即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由得到多数票的执政党执政。我们也可以承认选举的确是西方政党的合法性之所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原来被多数人接受的政党政治现在会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呢？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执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党之间互相否决，导致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显然并非来自经济危机，因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并不差，都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如果考虑到西方各国治理危机的核心就是民粹主义的崛起，那就不难寻找危机的根源了，即社会群体间财富和收入差异过大，导致社会阶层之间高度失衡。
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只有极少数人控制了新创造的财富，多数人不仅没有得到财富的增值，反而利益受损，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以美国为例，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造就了一大批富可敌国者，但中产阶层的规模持续缩小，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70%下降到今天的50%左右。美国人过去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已演变成为“富豪社会”。这种演变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而特朗普那样的民粹政治人物的当选是民粹主义的必然产物。英国“脱欧”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与社会失去了基本的公平有关。不平则鸣，民粹主义运动就是受害者的抗议运动。
中国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实现了经济发展与基本社会公平两种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同时实现，既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为有效的国家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反映的是中国领导人对发展和公平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发展是第一价值，是实现其他所有价值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是基础”指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有很多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公平”，但这种公平是建立在普遍贫穷基础之上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层的共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平等社会，但并非要实现一个贫穷的平等社会。毛泽东也是非常强调发展的，他的很多政策（包括“大跃进”）就是为了追求更快的发展。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追求发展的第一步，其最终的目标便是共同富裕。
尽管我们现在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之前忽视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否则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显然是成功的。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那么贫困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就人均GDP而言，也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升到2021年的1.2万美元了。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已经赶上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体的发展水平。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出现欧美社会或者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呢？就收入和财富差异而言，全球化给西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差异也很大，甚至并不比其他国家小。同样，中国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中国社会是稳定的。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社会稳定？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我们实现了基本社会公平，使得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感到自己游离于发展过程之外，甚至被发展所抛弃。中国的脱贫成果被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视为扶贫或反贫困的典范。毋庸置疑，扶贫一直是中国历届政府的重要责任。现在我们提出要共同富裕，就是因为有了之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也可望像中国的扶贫那样，为世界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贫困仍然困扰着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而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少之又少。如上所述，即使是经济发达的英美国家，也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大都在北欧。这些社会有几个比较优势，包括它们都属于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很早就走上了福利社会道路，并且人口少、民族单一。这些比较优势都非常有利于它们实现共同富裕。
相比之下，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没有优势。首先，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如果说欧美是第一波工业化国家，苏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第二波工业化国家和经济体，那么中国则是第三波工业化国家。较之先发展国家，中国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属于后来居上。无论资源的可得性还是国际局势，中国都已经不可能重走从前西方大国所走过的路了。西方先发展国家不仅有先工业化的优势，更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形式，在随意向后发展国家输出产品的同时，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以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中国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尽管经济体量大，但人均GDP仍然较低。体量大，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很不容易，要实现共同富裕则更难。最后，中国国土面积大，地方差异也大，并且是多民族国家，这些对实现共同富裕也构成了结构性困难。
但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如果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成功了，那就是人类首次在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共同富裕，其国际意义深远。中共十九大强调“中国模式”，即中国为那些既想获得发展又想保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现代化模式。如果中国成功了，那么中国模式的影响范围会远远超越发展中国家，甚至对很多发达国家产生示范作用。可以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本身就展现了中国制度的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