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总是有时代背景的,总是从不同角度折射时代的需要。有几个因素促成了本书的写作。很多年里,笔者致力于一项被笔者称为“保卫社会”的研究项目。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无论在什么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既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负面的影响。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就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把这种情形称之为“托克维尔困局”。这方面的思考反映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保卫社会》一书中。《保卫社会》出版之后,受到各方面的关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先生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全省党员干部参考学习。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的陈元先生也找我讨论这本书的内容。其他很多具有强烈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也找我交流和探讨企业如何为“保卫社会”做些事情。因为《保卫社会》涉及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同时也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可能的方法,读者对这本书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这本书也因此出版了修订版,并多次重印。今年年初,浙江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最新的修订版,增删了一些内容,这表明这本书提出的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与我们相关的。我自己也没有因为这些文字的出版而停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而是努力把“保卫社会”的主题以更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形式进行表述,更为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表述反映在我和黄彦杰博士合著的《制内市场》(MarketinState)一书中。
在《保卫社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诸多变化中,最显著也最具社会意义的莫过于政府在“保卫社会”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举措的不断升级和完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从一个贫穷的经济体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培养了4亿中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促成了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光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就通过精准扶贫促成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些数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奇迹。
如果横向地比较,我们更可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在过去一轮的全球化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同样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就,但是收入和财富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超出了社会的承受程度。今天这些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面临治理危机。也就是说,它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向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相较之下,我们不仅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其背后原因就是我们通过采取有效的社会发展政策和举措,尤其是大规模扶贫,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今天,国家进入新时代,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央已经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浙江更是被确定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从“保卫社会”到“共同富裕”是一个大进步。如果把共同富裕置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当今世界背景中,那么人们就会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与此相关,我自己的思考自然也从“保卫社会”转向“共同富裕”。本书就是我对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这些思考不见得成熟,但先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和讨论。正如本书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才能达成。这需要我们研究者进行长期的思考研究。我自己的更多思考也会反映在我下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
本书的直接起源来自2021年初春在我老家浙江的一次实地考察。浙江省委袁家军书记邀请我去浙江围绕共同富裕课题进行实地考察。我欣然答应,因为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常务副省长陈金彪、时任宣传部部长朱国贤(现任湖南省委副书记)、时任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现任浙江省副省长)等陪同我到各地考察,与各地干部官员、企业家、老百姓进行座谈。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朱卫江和其团队更是全程陪同考察。考察完之后,我与袁家军书记作了交流,并在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的“浙江论坛”报告会上作了讲座。浙江是我老家,我对浙江的关切从来没有中断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是研究浙江模式,尤其是温州模式的。2006年,我组织并参加过一个国际专家代表团考察浙江,2021年的这次考察使我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浙江这些年在如何追求共同富裕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有足够的经验材料,对浙江实践进行理论探讨。
深圳市政府对这个研究项目也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本项目是深圳市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合作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共同富裕是示范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圳实践经验也是我思考和研究的原始材料。在此对深圳市提供的各方面的协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2021年的考察一结束,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我就组织同事一起研究共同富裕问题。和年轻同事的讨论也给我很多启发,毕竟不同年龄段的人面临不同的环境,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考。这里要感谢袁冉东博士和魏媛媛博士,我和他们合写的几篇论述企业发展、税收和共同富裕关系的文章也收录在本书中了。我的行政同事王心言、安丽娜、徐兰曚等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
我要特别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总裁鲍洪俊先生在几个场合的“催促”,这促使我放下手头其他的工作而专注于共同富裕这个重要课题。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利波和责任编辑莫莹萍、诸舒鹏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对所有这里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帮助过我的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郑永年
2022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