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的政党不一样，西方的政党靠选票上台，参加选举的政党，在100张选票里面拿到51张，就有了合法性来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不一样，它是依靠履行对人民的承诺来赢得民心的，合法性来自于实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使命。革命时期有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探索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是走了一点弯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有一点很确定，就是毛泽东这一代人，是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径。没有人说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这一点大家有共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觉得邓小平是为了解决贫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并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称为发展型的社会主义。当前中国已基本完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任务，进入第二个百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点很重要，推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还关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第二，共同富裕就是中国梦。我们今天讲中国梦，我想富起来和强起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我前面提到的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到了今天依然还是中国人的梦想。近代中国国门被西方国家打开之后，什么思潮都进来了，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国时期西方有的主义，中国都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什么主义都有。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留下来了，其他主义最后都消失了？原因很简单，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吻合一致的。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还编著了《大同书》，重申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影响深远。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的最高理想，便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古典理想社会的设想具有一致性，中国才接受了社会主义，拒绝了其他的主义。
第三，共同富裕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非常贫困的社会上升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还不能过于骄傲，尽管我们的中产规模达到了4亿人口，但按照比例来说还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一般中产社会，中产规模占总人口比需要达到60%—70%，我们的比例还小。我们现在很多人才刚刚脱离绝对贫困，不排除其中有些人会因为各种原因重新返贫。此外，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国家间以及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间增长和分配、效益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主要体现为贫富分化加剧。中国也一样受到影响。我们如果不能推进共同富裕，尤其是实现包容性和开放式的发展，那么整个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得到保障，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实现了“三个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稳定的背后，其实就是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引导。现在提出推进共同富裕，意味着我们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引导。
第四，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经济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共同富裕会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经验地说，可能恰恰相反，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不是平均主义，它是要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社会过度分化就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像低工资、很长的工作时间（像今天说的“996”）等，这些日常我们认为可以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实际上是会影响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的。比如，就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说，如果工人工资低，那么资本所生产的产品谁来消费呢？资本家必须通过消费才能把其所生产的产品转化成为利润。如果工人工资太低，没有能力来消费，那么就很难把产品转化成为利润。
其实这些现象很容易在西方社会观察到，越是实行高工资，有最低工资制度，有较短工作时间规定的国家，经济越发达。换句话说，剥削程度越高，社会会越不发达。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一大功劳就是把工人阶级（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又变成了消费的主体。中国政府这几年提出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且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那么，为什么要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通过内循环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贡献的主体了，现在国内消费才是增长贡献的主体。因此，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做大做强中产阶层。从学术上来说，“消费社会”和“中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在任何社会，富裕阶层都是消费过度的，穷人永远消费不足，真正能支撑消费社会的便是中产阶层。美国的强大就在于其市场的强大，而市场的大小就是以中产阶层的规模来衡量的。如果中产成为消费的主力，那么就是实现了中产社会。中国要实现消费社会，就需要培养中产阶层。如果中产阶层的占比足够大了，比如达到总人口的70%以上，那就靠近一个共同富裕社会了。
第五，共同富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西方早期的经验表明，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在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过度剥削劳动，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公，所以才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社会主义运动从19世纪持续到20世纪初，整个过程呈现出非常暴力的特征，同时也促使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北欧国家是标杆式的福利社会。二战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段时期内的有限全球化值得肯定。这一波全球化大多限于传统贸易和投资，国家的经济主权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同时，西方诸国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政府和市场两边都能发力。这些因素非常有利于中产的发展。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社会，中产达到总人口的60%—70%这个比例。这个中产占比和规模是西方社会稳定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盛行新自由主义，资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不能发挥作用。资本主导的确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今天，很多美国人已不把自己的社会称为“中产社会”，而称为“富豪社会”，即财富掌握在绝少部分人手里。也就是说，美国和英国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经济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但社会反而分化了，变得不稳定。所以，我们要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人意识到经济不发展，社会就会不稳定，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了，社会也不见得就稳定。
中国过去几十年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那是因为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府大力推动扶贫事业。过去40多年，中国有8亿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这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我们都知道，共同富裕还是需要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首要的不是“分蛋糕”，而是要继续把“蛋糕”做大。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此，大家感受很深。所有国家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有发展，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停止，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变成真问题，很难解决。如果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展，同时也越来越分化，那么就有可能变成美国和拉美国家那样，政治激进化，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状况。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必须在发展的同时照顾到公平，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均衡发展，如此社会才会更加稳定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