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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的社会国家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研究的课题，但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从结构上说，社会国家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衡。今天的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苏联式的“官僚国家”演变而来。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官僚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苏联是典型的官僚国家，而中国的官僚国家程度很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为关切的就是如何避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成为“官僚国家”，这种关切导致毛泽东发动了数次分权运动，促成了中国和苏联体制的不同。例如，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同样实行计划经济，但苏联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而中国实行的则是高度分权的地方计划经济。苏联的中央官僚机构掌控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而中国则是各级地方政府掌控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结果，苏联的私有化改革导致寡头经济的崛起，而中国的分权改革导致笔者早年所说的“行为联邦主义”或者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崛起，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苏联的官僚国家没有能够“还权于民”“还政于民”，最终走向失败，而中国通过“还权于民”“还政于民”，逐步地向这里所说的社会国家靠近。
不过，必须客观承认，迄今我们还没有改变“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经验地看，这种局面也经常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政府不仅理论上是“无限政府”，具有无限责任，在实践层面也是“无限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如果政府什么都管，很容易造成什么都管不好的结果。这种局面应当避免。此外，还有两种局面也是应当避免的，即“强政府、弱社会”和“弱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弱社会”是苏联和东欧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弱政府、强社会”是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国家”已经解体。在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很弱，但社会很强。不过，这里的社会往往是非常传统的地方社会，甚至是地方性政体，类似于欧洲的中世纪，既不利于统一国家政权的形成，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最理想的是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基础之上形成“强政府、强社会、强资本”的均衡状态。这表明，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实现了合理的劳动分工，在自己的领域各司其职。经验地看，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下，这种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二战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就实现了“公平的增长”，而“公平的增长”背后便是强政府、强资本和强社会。较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具有更强的制度优势，即三层资本结构。数千年来，中国形成了由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国有民营混合资本形成的三层资本结构，以及建立在这三层资本基础之上的三层市场。处于最顶层的是国有资本，而处于底层的是以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为主的民营资本，处于中间层的是国有和民营的混合资本。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国有资本的责任重大，承担军事国防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救灾、应对经济危机、稳定（平准）经济等责任，而大部分竞争性领域尤其是民生经济，则由民营资本来负责。混合资本在不同的时候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一些时候，国有资本可以吸纳民营资本一起来运作，将一些本来由国有资本来运作的领域委托给民营企业来运作；在另一些时候，国有资本渗透到民营资本以保持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平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诸多世界经济奇迹，和这三层资本结构分不开。例如，尽管全球化给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造成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公和社会的高度分化，但中国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大规模的扶贫实现了基本社会公平，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可持续稳定，而美国社会由于资本主导，政府没有能力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应当指出的是，三层资本结构的优势并不意味着三层资本结构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个大方向，很多方面仍然需要细化。事实上，三层资本结构还有很多改善空间，如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的责任有哪些？如何保障各自的边界不被“侵犯”？如何与时俱进调整边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第二，社会国家需要一整套制度基础。在近代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状态，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构成。“士”属于统治阶层，“工”和“商”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较“农”高，但被置于较低的位置。不可否认，“士农工商”也是传统儒家的统治意识形态。之所以把“农”提到这么高的位置，其初衷还是要实现社会国家，即要使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成为社会的基础。为了保障“农”这个基础，国家在土地上做文章，因为土地是传统社会最重要、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把农民和小块土地绑在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小农社会”，但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社会稳定，避免大规模的流民的出现。用今天的话来说，小农制度安排既是一种就业安排，也是一种生计经济安排。在实践中，小农社会的制度安排经常被破坏和毁灭，一旦政治（士）和社会，或者资本（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衡，便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集中现象，最终导致新一轮的政治变化，即“改朝换代”。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社会演变成为流动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和土地有关。这就需要寻找其他的社会国家的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基础便是涵盖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些。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也不外乎这些。很显然，这些制度的构建既可以帮助人们脱离贫困，也能够保障中产社会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人们可以把这些制度称为“共同富裕”的基本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第三，社会国家要有政策基础。社会国家需要对各类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以保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均衡发展。例如企业政策方面，社会国家要求有效的政策推动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因为这些类型的企业发展有助于解决就业和培养税基。就业是人们所说的“初次分配”，如果初次分配不能实现社会公平，那么再有效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都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同样道理，社会国家要求有效的反垄断政策。一旦形成垄断，企业便开始通过寻租来谋求生存和发展，这会扼杀创新。反垄断就是为了给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创造生存和发展空间。再如税收政策，社会国家需要有效的税收政策来保护社会底层，同时培养和壮大中产。就阶层而言，社会国家的主体阶层应当是中产，形成人们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形态。经验地看，这种橄榄型社会形态并非自然形成的秩序，而是需要通过诸多政策干预才可能形成。
第四，社会国家更需要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如前所述，社会国家的社会组织不是西方对立性的“市民社会”组织，因为既然社会本身是主体，是建制的一部分，那么反建制就不符合逻辑了。社会国家的社会组织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自治。自治表明能够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形成自己的秩序，这是一个规则社会。其次，有序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各个社会群体根据自身的定位履行一个社会正常运作所需要的责任。再次，“帮助之手”（helpinghand）。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反，社会国家的社会组织无论于政治、于经济，还是于社会，都扮演帮助之手的角色。社会组织的责任是社会改进和改良，而非激进的革命。
概括地说，共同富裕是人类普遍追求的共同价值。官僚国家（苏联模式）已经失败，而资本国家（美国模式）又面临严峻挑战，前途未卜。我们相信，社会国家模式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经验地看，中国所具备的制度优势使得中国最有可能实现社会国家模式。
今天世界各国，无论是哪一种体制，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都导致了社会的高度分化，众多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崛起，民粹政治盛行。历史地看，民粹主义既是国家内部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更是国家间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政治、资本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再向前看，向社会国家迈进。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人类最优的制度既非苏联式的官僚国家，也非美国式的资本国家，而是以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国家。德国等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已经以他们的方式向社会国家迈进，中国的社会国家模式从长远来看，必然成为另一种选择模式，并且因为我们此处所说的制度基础，较之德国等基于资本之上的社会国家更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