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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的主体是教会，教会又成为社会的主体，其他力量屈服于宗教力量，从而进入了欧洲人后来所说的“黑暗时代”。到了西方文艺复兴的前夜，宗教作为社会的主体被视为缺少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宗教原则不符合人性。文艺复兴被视为西方把社会重心从“神”转向“人”的起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阶段，无疑是欧洲历史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世界历史最光辉的一页。
在从“神”到“人”的这一转型过程中，初生的资本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个转型既是资本推动的，也是资本自身的需要。的确如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以来，随着城市的兴起和资本的崛起，资本很快成为社会的主体。资本不断挣脱其他力量，包括宗教、政治和社会对其的制约，从而主宰了社会。当资本成为主体的时候，社会就演变成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脱嵌运动”，即是说，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嵌入于社会之内的，但现在经济和社会分离，市场成为自主的力量，经济和社会便剥离开来。资本的“脱嵌运动”很快就导向了“反脱嵌运动”，即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实际上，当经济和社会处于均衡状态的时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主义”，无所谓“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但当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时候，社会就失衡了。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求把社会的重心从资本转移到社会，从资本国家转型成为社会国家。从此以后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便是两种主义，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在此应当强调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近代以来都产生了很多变种，不同国家发展出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
一种实践或者运动，一旦上升到“主义”，就会导向人们对一种理性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经验地看，不乏一些国家试图建立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不过，这些实践的效果并不佳，有些甚至是失败的。在今天的世界，美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也盛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基本上维持了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府实行放任自由主义。尽管经济获得了发展，但随着重心过于倾向于资本，社会很快失衡。这也是今天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
苏联和东欧国家版本的社会主义是另一极端，但无疑是失败的案例。如果说美国是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那么苏联和东欧国家便是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苏联模式的初心无疑是追求社会主义，即建设一个社会国家。但是，这个过程是国家主导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由官僚体制运作的计划经济。在学术界，人们称苏联为“官僚国家”。应当肯定的是，这一模式在早先阶段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整体社会受惠于其所推动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此外，尽管计划经济并没有像预先设想的那样实现社会公平，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差异和社会分化要远比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低。苏联模式如果能够履行其初心，即国家“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建设一个社会国家，那么其后来的历史可能就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了。不过，应当强调的是，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正如资本主义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也具有多样性。这一点我们下面分析中国社会国家的时候会再次强调。
欧洲大陆尤其是北欧逐渐演化出另一种版本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在学术界，人们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欧洲社会的主体仍然是资本，社会仍然是依附于资本的。整个西方依然是资本国家，对此学术界并无任何异议。
在讨论西方的资本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探讨一下社会的角色。西方国家的政府一直以民主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民主”就其本质来说，意味着它是社会国家，而非资本国家。但资本国家意味着资本而非社会是国家的主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对矛盾：资本主导的国家何以成为民主国家或者社会国家？近代以来，在西方的话语中，民主成为整个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民主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公平、正义、人权等几乎一切社会、政治、经济现象。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资本”和“民主”依然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致性。
如何解释这一对矛盾？这里的关键是“社会”定义的变化。无论是资本、政治还是社会团体（群体），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管是处于均衡状态还是失衡状态。在西方，当人们讨论“社会”时，最常用的概念便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兴起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直到今天，在西方，市民社会一直被视为是建制的对立物，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反对建制的。早期西方的市民社会的主体是资本，这是因为当时资本是抗衡宗教和专制王权的主体。我们在读马克思著作的时候会发现，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的主体便是资本。其实，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就已经把“资本”定义为“市民社会”了。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经济体。
市民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描述。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进入日后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宗教成为社会的主体，当时的欧洲可以称之为“宗教社会”（religioussociety）。但是宗教社会并没有演变成为宗教国家。宗教没有国界，中世纪欧洲的主体制度是封建制度，地方性的政权被称为“王国”（kingdom）。在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国家崛起，城市国家的主体便是当时的商人群体。城市国家也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台。从政治上说，西方的近代史是从国王和商人联合反对当时的“建制派”（即封建制度）开始的。国王需要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可以通过打破封建格局、统一国家来达成，而国家统一的目标也是商人的目标，因为对商人来说，统一的国家意味着统一的民族市场。无论国王还是商人，大家都不认为宗教统治和封建统治是合法合理的，是“自然状态”。国王借用商人的力量，商人全力支持国王统一国家，两种力量的结合促成欧洲确立了绝对专制主义。绝对专制主义是欧洲近代国家的起源，并且被证明为历史的必然和必要。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都是主张绝对专制主义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建立起绝对专制主义政权，那么就会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无政府状态。只有绝对专制主义才有能力和宗教斗争，才有能力和封建斗争。
从制度层面看，西方近代国家的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绝对专制主义这个阶段通过国王和商人群体的互动建立起来的。国王的统治往往表现为专制和人治，国王是核心，贵族是主体。但在商人们看来，国王和贵族的这种基于“血液”继承之上的政权并不是“自然”的，缺少合法性与合理性，政权真正的基础应当是“金钱”，因为“金钱”意味着商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因此，商人（和后来的各种资本）不仅帮助国王与宗教和封建制斗争，更为自己的权利和实现自己最终的统治权而斗争。国王为了统一国家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商人承担了提供“钱”的任务。但是，商人不仅要考量国家的统一，而且要考量如何把“钱”收回来，契约由此而生。契约就是商人与国王之间的合约，商人借钱给国王，同时国王要承认商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商人来说，有这一契约还远远不够。如何保证国家统一之后，国王不会滥用权力来侵犯商人的权利呢？要保证这一点，商人就要占据立法权，即控制议会。的确，在西方近代政治产生早期，议会中充斥着商人。马克思因此把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民主”，因为议会的主体是商人。
因此，从制衡王权的角度来说，资本的确是当时市民社会的主体。无论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控制议会，这些都是保障资本的权利的制度性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逐渐主导政治，使得政治成为服务于资本的工具。这也是马克思把国家视为资本的工具的原因。
由此，资本主义在西方得到确立。“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至少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西方社会成为资本国家（capitalstate）；第二，资本国家之所以被塑造成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资本不仅仅成为一种硬力量，即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力量，而且成为一种软力量，即人们接受了资本国家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主义”即是意识形态，表明这种主义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也正因为这样，近代世界在工人阶级崛起之后，资本就和市民社会剥离开来，或者说，资本和市民社会脱钩了，不再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市民社会的主体了。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当国家成为资本国家的时候，资本就成为建制派了，工人阶级就成为市民社会的主体，也是反对和制衡资本的主体。市民社会之所以成为市民社会，就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是社会国家，而是资本国家。在资本国家里，资本永远是“第一秩序”，社会依然只是“第二秩序”。